“开丹二年”铜权及“开丹圣宝”钱铸主铸年考

“开丹二年”铜权及“开丹圣宝”钱铸主铸年考

“开丹圣宝”钱（见图1-8、）是一种争论数百年，至今没有人能提出有力证据确定其铸主铸年的“疑谜钱”。包括笔者在内的数十代泉人曾提出了许许多多猜测和假设，诸如：“赵宋道士炼丹钱说”，“岛夷钱说”，“辽太祖开国钱说”，“东丹国开国钱说”等等，无一不是立论有瑕，论据空洞，逻辑混乱，结论难以服人。之所以产生这些错误言论的原因，无一不是为钱文“开丹”二字所惑，被字的表面汉义所引入歧途而难悟真谛。目前对“开丹”二字最时髦的解释是，“开创契丹”或“契丹开国”，进而把“开丹圣宝”钱铸期定为神册元年（916年）。这种望文生义，乱点鸳鸯谱的学风，实实地坑害了数代中国泉人。

如果这些泉人认真研究一下契丹民族发生发展史，就会发现“开创契丹”或“契丹开国”等问题，其实早在916年以前，百年以上的契丹某时期早已解决。阿宝机根本没必要等到自己登上天皇帝宝座近十年后，再去“开丹”。至于“东丹国开国钱说”错误亦是如此。《辽史》明明说的是“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区区改国号而已，原国体一切照旧，和“开创新东丹国”风马牛不相及，更和“开丹”无任何关系。

产生错误言论的第二个原因，是以前诸泉人对契丹人用汉字记契丹语钱文的特殊情况不了解，全部是以汉人对汉字的理解去释读钱文，结果自然是张冠李戴，强差人意。其实，“开丹”二字是契丹人自己用汉字记录自己族称契丹语语音的最早一次尝试。它和汉人用汉字记录契丹族称的作法与结果大体相同，但准确度显然契丹人自己用汉字记录自己族称契丹语语音的“开丹（kaidan）”，比汉人用汉字记录契丹族称的“契丹（qìdān）”略胜一筹。此研究，在著名东方语言文字学者魏文成先生文章《揭開契丹文字表音的奧秘》（见其在“第二次全国辽金钱币价格鉴定技术操作规范研讨会”上的讲演）有详尽的论述，大家可参阅研究。

产生错误言论的第三个原因，是辽以前契丹史的记载过于稀少且互相抵唔，旁证实物又不见出土，以及阿宝机和他的子孙们有意贬低遥辇氏在契丹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恶意篡改和销毁大量有关遥辇氏有为的记载和证物，致使这个疑谜更加扑朔迷离，令人眼花了乱，难以琢磨。

好在老天是公正无私的，千年之后，除了让专家正确地解读了钱文“开丹”即“契丹”的千古文字之谜，又慷慨无私地在原契丹故地的内蒙古三处不同地域贡献出三种不同的镌有“开丹二年”铭文的契丹铜权（见图2-3、），以确凿无误的实物证据证明了“开丹”即“契丹”论断的正确，为“开丹圣宝”钱的正确解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为确定“开丹圣宝”钱的铸主铸年指出了正确方向，

契丹铜权“开丹二年”的阳镌铭文，即“契丹二年”的契丹语读音的汉文记录。“开丹圣宝”钱文，也即“契丹神圣宝钱” 契丹语读音的汉字记录。“开丹二年”铜权出土于原契丹故地，铜质与遥辇汗国铜钱相同，契丹历史上虽未见有以族称或国称“契丹”纪年的实例，但对于第一个建立完全国家意义的遥辇汗国来说，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创立以族称或国称“契丹”纪年的首例应是情理之中的事，事实也证明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开丹二年”铜权（见图2-3），“开丹圣宝”钱（见图1-8、），“大丹国宝”钱，“大丹重宝”（见图7-3、）钱的产生和互证，说明它们都是遥辇汗国之物。

“开丹二年”铜权的“开丹”二字（见图3-3、），与正楷体“开丹圣宝”钱的“开丹”二字（见图4-4、）；行楷体“开丹圣宝”钱的“丹”字（见图5-2、），与“大丹重宝”、“大丹国宝”钱的“丹”字（见图6-4、），无论笔势、笔顺、间架结构，点划搭配，书写风格，时代风貌，无一不是完全契合，说明它们确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都应是遥辇汗国建国初期之物。

著名钱币学家杨鲁安生前曾就“大丹重宝”钱归属做过一定的探讨，他在《辽钱考略》一文中云：“大丹重宝，为辽初之钱，或为辽太祖之父撒刺的所造。袁寒云《泉简》称：'辽初号契丹，先代撒刺的，以土产多铜，始造泉布，……厥泉曰大丹，而制作奇古，必撒刺的之泉无疑。至可宝也。（方）地山师藏”。先外祖孙华潭（古钱商）尝谓：津门泉家方尔谦之弟袁寒云（袁世凯次子）原名克文，才华出众，工书法，嗜古钱，精鉴别，颇具眼力，袁氏称“大丹重宝”为至宝，信非虚语”②。杨鲁安、袁寒云将“大丹重宝”，推定为契丹最初之铸币，是正确的。虽然将该钱推定为“撒刺的为夷离堇时（870—900年）所铸”论点，现在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确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泉界之所以至今仍认可“大丹重宝”是契丹最初之铸币，就是肯定杨鲁安、袁寒云等先贤在当时的独具慧眼。

“大丹重宝”钱既然是契丹最初之铸币，那和其材质三元配比相近、时代风貌相近、钱文书体相近、铸制方法及形制相近的“开丹圣宝”，自然也肯定是契丹最初之铸币了，“开丹二年”铜权，肯定也是契丹最初之铸造了。这个“契丹之初”是指何时？首先，它不应该是“撒刺的为夷离堇（870—900年）之时”，因为这个时候是契丹遥辇汗国中期，用不着谁去“开丹”。其次，撒刺的也不会是契丹遥辇汗国铸币的铸主，因为夷离堇只是汗国属下一个部落的军事首领，是臣不是君，他无权也无能力和必要越俎代庖去铸国家钱币。撒刺的铸钱之说，应是辽朝撰史者化耶律氏列祖列宗为神的诸多谎言之一罢了。

根据史实推断，这个“契丹之初”，应是亲唐的大贺氏契丹部落联盟终结灭亡，遥辇汉国建立之时。遥辇汉国的建立，标志契丹真正步入完全意义的国家阶段，只有这时契丹才有可能建礼仪，设官属，制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刻制印信，设置牢狱；司法刑律首次开始对契丹社会产生作用和意义。从完全意义的国家这点上讲，这时称为“开创契丹”或“契丹开国”，确实也不为过。

　《辽史·世表》关于大贺氏灭亡，遥辇汗国建立是这样记载的：“（李）邵固，（李）咄于（契丹王，唐松漠都督）之弟，国人共立之。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朝于行在，从封禅泰山，改封广化郡王，以陈氏为东光公主下嫁邵固。十八年（公元730年），为可突于所弑，以其众降突厥，东光公主走平卢。（迪辇）屈列，不知其世系，可突于立之。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张守珪大破可突于。十二月，又破之，斩屈列及可突于等，传首东都，馀众散走山谷。（李）过折，本契丹部长，为松漠府衙官，斩可突于及屈列归唐。幽州节度使张张守珪立之，封北平郡王。是年，可突于馀党泥礼弑过折，屠其家……。泥礼，耶律俨辽史书为涅里，陈大任书为雅里，盖辽太祖之始祖也。

李怀秀，唐赐姓名，契丹名迪辇俎里，本八部大帅。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降唐，拜松漠都督。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表请讨契丹，发兵十万。怀秀与禄山战潢水南，禄山大败，自是与禄山兵连不解。耶律俨纪云，太祖四代祖耨里思为迭剌部夷离堇，遗将只里姑、括里，大败范阳安禄山于潢水，适当怀秀之世。则怀秀固遥辇氏之首君，为阻午可汗明矣。…萧韩家奴有言，先世遥辇可汗之後，国祚中绝，自夷离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辽史叁考，大贺氏绝于邵固，雅里所立则怀秀也，其间唯屈列、过折二世。屈列乃可突于所立，过折以别部长为雅里所杀。唐史称泥里为可突于馀党，则可汗者，殆为屈列耶？”

这段简陋混乱的史载，大体是说：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大贺氏八部大帅可突于弑杀大贺氏契丹国主、唐松漠都督李邵固，立迪辇屈列为契丹国之君，结束了大贺氏契丹国近150年的统治。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张守珪诱降大贺氏别部长松漠府衙官李过折，袭斩屈列及可突于。李过折被封北平郡王、松漠都督，统帅契丹各部。大贺氏复辟。是年，可突于馀党泥礼弑过折，屠其家……。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涅里“让阻午而不肯自立”，立八部大帅迪辇俎里为契丹可汗，自己仍任松漠都督，兼契丹八部大帅。同年，遥辇汗国成立，迪辇俎里被尊为阻午可汗，迪辇屈列被追尊为洼可汗，涅里被封为国相，负责汗国体制与法律礼仪的设立。这一年，涅里与阻午可汗举国投到突厥名下，并对唐朝继续虚与委蛇保持联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即遥辇汗国成立之年，应是“开丹圣宝”、“大丹重宝”、“大丹国宝”等契丹遥辇汗国“丹”字三钱铸造之时。“丹”字三钱，应是阻午可汗与松漠都督涅里为庆祝遥辇汗国成立而特铸的国号钱。这一年，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即应是契丹遥辇汗国“开丹元年”。

契丹国相涅里在阻午可汗领导下，参照唐与突厥的制度，结合本族的实际情况，“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辽史·营卫志》），建立起的日常组织制度，使契丹遥辇汗国初具规模，使契丹历史进入了汗国时代。统一货币制度，统一度量衡，亦应是汗国国相涅里与阻午可汗首先考虑的问题。相信在完成重组八部，置官属，制礼仪等政治问题后，统一货币制度，统一度量衡等经济问题，一定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开丹二年”铜权的存世现身，就证明了这一推断。契丹遥辇汗国“开丹二年”应就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这一年，契丹遥辇汗国国相涅里在阻午可汗领导下，完成了统一货币制度，统一度量衡的工作，铸造出新的契丹遥辇汗国行用钱币“通行泉货”系列钱，和契丹遥辇汗国度量衡标准器。“开丹二年”铜权，应就是其中的权衡器。

通过以上剖析，可以确定“开丹二年”铜权及“开丹圣宝”钱，都是契丹遥辇汗国国相涅里在阻午可汗领导下铸制。铸造时间，“开丹圣宝”钱，在唐开元二十三年、契丹遥辇汗国开丹元年（公元735年）；“开丹二年”铜权，在唐开元二十四年、契丹遥辇汗国开丹二年（公元736年）。

泉痴山人2014/3/25于京东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