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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具有高额劳动生产率的不是战争，不是政府指令，也不是极度的民族紧迫感，而是大规模生产的奇迹。一旦它得到解放，便可以超越任何障碍和一切困难。正是由于美国的工商业，国家的经济活力才足以让同时生产枪炮和黄油的梦想得以实现。 战争结束了 里士满造船厂的一切工作都突然停止了。到处遍布着的工厂，它们曾经生产坦克、登陆艇、橡皮艇、炮弹，现在全都陷入了寂静。在纽约州贝思佩奇（Bethpage）的格鲁曼飞机制造厂里，数千名工人曾同时在4个车间生产海军战斗机和鱼雷飞机。曾一度有着疯狂活动的建筑物，如今大量空置，显得奇特又怪异。“就像是在星期天来上班一样。”一名工人回忆道。
50万欢乐的人群拥挤在芝加哥街头庆祝，一名军人举着“芝加哥先驱报”报道的日本投降新闻。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比尔·克努森正在德国。在6月1日辞去陆军军职后，克努森回到了底特律，那里曾为他举行了一次大游行，花车、乐队和美国士兵在伍德沃德大道上行进。马歇尔将军和战争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在讲演台上向克努森致敬，是他将美国武装部队建造成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机器的。底特律市长授予他一把城市钥匙。轮到克努森讲话时，他仅仅说了一句：“晚安，我的朋友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威廉·克努森（1879-1948）曾任福特公司高管、通用公司总裁。因在流水线生产方面的卓越才能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赏识，成为美国陆军中将，负责二战期间的军工生产，为盟军取得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4年、1945年两次获美国战时杰出服务勋章。 日本投降后，鲍勃·帕特森，战争部的头条硬汉，在他五角大楼新装空调的办公室里给克努森写了一封真心实意的信。“对于我来说，你是伟大的美国人，”他写道，“你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事，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你的国家。你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 但现在，克努森并未真正赋闲。他回家与家人一起才两天，阿尔弗雷德·斯隆就要求克努森去欧洲看看，历经盟军轰炸机和俄国抢掠者的洗礼后，通用汽车公司被损坏的工厂还剩下些什么东西。7年里，克努森首次能与丹麦的家人说话，并与丹麦国王共进午餐。克努森上一次去欧洲时，希特勒已经称霸欧洲，战火即将吞噬世界，对此，美国还未做好准备。现在，随着最终胜利的消息传来，克努森肯定会有片刻时间考虑一下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做过些什么。 昔日荣光 从1940年7月克努森拉开军备计划帷幕那一刻起，直至1945年8月，美国生产了价值1830亿美元的军火。飞机和舰船共占军火总额的一半。
在这5年内，美国的造船厂送入大洋的共有141艘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807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203艘潜艇，以及几乎5200万吨商船，后者多亏了亨利·凯泽和他的同事们。美国的工厂生产了8841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7000门火炮、240万辆卡车、260万挺机枪，以及410亿发子弹。 至于飞机，自1942年起，美国生产了324750架，平均每天170架。这比苏联和英国的产量加起来还要多，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提供给这两位盟友的原材料足够让他们的飞机产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位。美国不仅武装了自己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水兵，还武装了自己的盟友：通过《租借法案》，它将价值约500亿美元的武装借给了盟友。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在德黑兰首次会面时，斯大林举起酒杯祝酒：“让我们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生产的武器，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这是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对美国资本主义力量令人震惊的称颂。
二战三巨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坐在雅尔塔会议厅前。 然而，尽管美国做到了所有这一切，它却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动员程度最低的国家。男性进入武装部队的百分比最小。与苏联或英国相比，更多的女性待在家里，而不是去工作，待在家里的女性超过60%。此外，1944年，在美国全部经济产出中，转为备战工作的只有47%多一点儿。而英国几乎为60%，德国和苏联的更多。与之相比，美国的比例最低，但在产量上超过他国总和，包括日本。 而且，虽然美国在战争期间对消费商品实行了限制和配给，但战时每年的出产量都大于1939年。1945年，与希特勒入侵法国之前相比，美国人吃了更多的肉，买了更多的鞋子和汽油，用了更多的电。正是由于美国的工商业，国家的经济活力才足以让同时生产枪炮和黄油的梦想得以实现。 相比之下，超级战备动员让欧洲成了一片废墟，而造成这一切的不仅是盟军的轰炸。作为纳粹的生产大帝，阿尔伯特·施佩尔确实像他曾允诺的那样，将军需生产的产量几乎增加了1倍。但其代价则是雇用了大约170万非自愿的外国工人，包括如奥斯威辛（Auschwitz）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的关押人员，将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奴隶劳动营。与此同时，将正常的经济生活吞噬得丝毫不剩。英国的战争动员消耗了全国四分之一的财富；若无美国的《租借法案》援助，俄国将不可能实现战争动员。正是美国的《租借法案》让平民和士兵们有了食品和衣物。在战争期间，英国人每4顿饭中就有1顿来自《租借法案》的援助。
1945年7月，经历了盟军空袭的鲁尔区满目疮痍，被轰炸过的克虏伯工厂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克虏伯公司是德国最大的以钢铁业为主的重工业公司，二战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商之一。 除了比尔·克努森，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即便历经了10年的大萧条，华盛顿政府也不必通过指挥或控制美国经济来将生产提高到新的高度。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提出订单，为工厂扩建提供经费，除此之外不再干预，而是任其发展。情况确实如此，生产量惊人。 美国的经济生产总额翻了1番，工资上涨了70%。美国工人的生产效率是德国工人的2倍，是日本工人的4倍。后来，批评者们指出，这些数字在战时与战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这正是关键。让美国具有高额劳动生产率的不是战争，不是政府指令，也不是极度的民族紧迫感，而是大规模生产的奇迹。一旦它得到解放，便可以超越任何障碍和一切困难。这也包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杜鲁门难题：战后经济回归 从1946年开始，近1000万名参军的男性和女性将返回家园。他们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包括一所房子和一份工作。他们将回归美国的经济。但尽管经历了一年半的再次转变，这一经济的重心仍是坦克和飞机生产，而不是有护墙板的房子和冰箱。此外，还有在战争时期合作记录不尽如人意的工会，他们也准备恢复与私营企业管理层的博弈。在汽车行业内，他们要求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在战后的加薪额高达30%。 美国将如何负担得起呢？现在已习惯于对发生的一切做出预测并为之买单的华府又开始忧心忡忡了。纽约州参议员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公布了一项报告，预言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将出现大量失业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美国作战人员将回归空荡荡的工厂，面对商店中空空如也的货架。战争动员和恢复办公室（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and Reconversion）的新负责人约翰·斯奈德（John Snyder）提醒杜鲁门总统，不要对美国人民“闪烁其词，要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战争生产的结束意味着繁荣的终结，并将在1946年春季致使800万人失业。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 经济学家利奥·彻恩（Leo Cherne）认为，这个数字实在过于乐观。他断言，失业人数将更接近1900万。此外，后来成为美国经济学泰斗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教授警告说，除非政府即刻采取行动，否则“将会迎来最长的失业期和任何经济都将面临的产业脱节”——这将是一个可以与大萧条相比的时期。 但其他人却不这么肯定。其中一个就是克努森的旧日老板阿尔弗雷德·斯隆。早在1944年6月，斯隆就在新泽西告诉美国制造商协会（American Manufacturing Association），他预测，战后世界将不会充斥着失业者们沮丧的样子和皱着的脸孔，而是焕然一新的美国经济增长大爆炸，因为工人们昔日将工资存了下来，现在要用它买东西了。 “出于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出于这一购买力的庞大凝聚，出于对商品的庞大需求”，斯隆预测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如果美国工业向前迈进，并大胆地以无畏精神制订计划、扩大业务、提高产能、满足战后的需求”，其结果将是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飙升，其程度将远远超过任何美国人曾经经历过的水平。他与克努森在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提出的对未来的梦想，将在他有生之年实现。 最令人敬畏的经济增长 & 超级大国 斯隆是对的，灾难预言者们错了。1945年后半年和1946年初，发展只遭遇了短暂挫折，国民总产值有所下降，失业率上升至3.9%。由于取消了对物价的控制，通货膨胀率增加了20%。 随后局面就得到了控制。私人资本投资曾在战时趋于平稳甚至有所下降，但现在从1945年的106亿美元增加到了1946年的306亿美元，增幅高达2倍，而且再也不曾回落。公司开始转向资本和债券市场，为他们的战后风险投资筹集资金。股票价格飙升，到1947年，股份增值92%。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随着战争的结束，几乎一夜之间，真正的繁荣就回来了。” 事实还证明，每位退役军人将有3份工作在等着他。绝大多数在飞机制造工厂和钢厂工作的女性放下了手中的焊接工具，抛却了工会会员的身份，回归家庭。通货膨胀得到缓解，战时工作的工厂开始学习如何快速转回民用生产。如冰箱揽胜公司、阿利斯-查默斯以及沃尔特·基德尔（Walter Kidde）一类公司迅速在新的消费者驱动市场上重新立足。4年后，当首批福特汽车、道奇汽车和雪佛兰汽车从底特律的装配流水线下线时，顾客排着队购买。
雷鸟是福特公司第一款私人豪华轿车，1955年首次投入商业化生产。雷鸟很快就成为年轻人的新宠，雷鸟推向市场后，十天内的订单就超过3,500份。 1947年，美国国内生产毛值达到2310亿美元，约与1945年持平。1948年，这一总值增至2580亿美元。1949年的数额不变，但随后，则从1950年的2850亿增至1955年的3980亿美元。在1948年后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评价的那样，这是“人类历史所见证的最令人敬畏的经济增长”。 这一经济增长得益于政府债务远低于应有的水平。这是由于在战争期间，人们的收入上涨，连带国家的税收增加。联邦税收收入在1940年还为50亿美元，但到广岛年1则一跃增至490亿美元。紧随其后，1946年，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联合提出减税，国会通过了他们的提案，总统勉强答应。减税吸引了更多的民间投资，促进了经济复苏。增长到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美国经济能够承受1950年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支出，而没有因此停顿，并在整个冷战期间维持了五角大楼的庞大预算。大炮和黄油二者得兼。
虽然美国工业在战时构筑的美国新军事机构守护着自由世界，但美国战后的新经济并没有限制它的发展。到1960年，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战略方面的主导地位超过了任何国家，无论在以前还是从那时起到现在。耶鲁大学的一名政治科学家威廉·T.R.福克斯（William T.R.Fox）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美国：“超级大国”。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却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幕。 历史遗忘症与凯恩斯理论“奇迹” 从欧洲回来后，比尔·克努森已经筋疲力尽，但仍愿意承担通用汽车公司的新职责，不过被阿尔弗雷德·斯隆拒绝了。“不，比尔，我很抱歉，”斯隆说，“你知道公司的退休政策。”高管们到65岁自动下岗。退休后，克努森回到巴尔莫勒尔大道（Balmoral Drive）1501号的家中。克努森与一位汽车作家诺曼·比斯利（Norman Beasley）一起撰写回忆录，并于1947年出版了这本稍微有点儿杂乱的传记。 由于他在战争期间的无私奉献，克努森的健康已经受损。克努森的孙女记得，去探望他时，看到的是祖父虚弱的身影，已不是她的家人们在战前熟悉的那个高大且精力充沛的形象。1947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为他主办了一次晚宴，但他因身体过于虚弱而未能参加。1948年4月27日，世人得知，人称大个子比尔·克努森的那个人因脑溢血在底特律的家中去世。此时距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看到法国溃败的新闻头条并拿起电话7年零11个月。 “我们所有人，”克努森生前写道，“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项需要履行的义务。”克努森履行了他的义务，成就斐然。但由于他的逝去，人们也遗忘了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其状况正如一座被酸雨腐蚀的青铜纪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遭受战火的蹂躏，而美国却出现了战时的繁荣，这一现象令美国人自己也感到困惑不解。 在战争期间，新政派人士和其他一些人被排除在战时经济的重大决定之外，他们对此感到失望，于是通过攫取历史信息的控制权展开报复。他们说：工商业界与战争生产的奇迹毫无关系——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只不过是整个战争期间联邦政府的巨大资源和广泛的控制范围。《美国传统》（American Heritage）杂志的编辑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在战争岁月中担任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公关官员。他在自己有关这些年代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几年中，大企业一直要求对他们所作的贡献给予丰富的报酬，并拒绝接受一份集合了政府、企业和劳工的新的社会契约，即美国版本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主义中，“美国大工业的劳工将上升为大企业所有者的合伙人”，而政府却偏向“其在危机时刻丝毫不考虑财产权……的权利和义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对华盛顿战争年代的描述中，卡顿将大企业塑造为蓄意阻挠进步的大反派。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赞同卡顿的描述，同样发表了自己的论说。他们认为，新政时期的政府干预远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未能复兴美国经济，而战争动员所证明的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声称，罗斯福在30年代只不过是花费得不够而已。3000亿美元的战争赤字支出完成了新政时期500亿美元的未竟之功。此中含义深远。 凯恩斯主义者宣称，不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就得扩大需求，这可通过增加联邦预算或政府赤字运行，或者以双管齐下的方式进行。1940-1945年间，工商业只不过是联邦政府慷慨捐赠的幸运受益人而已。在和平时期，穷人、弱势群体和老人将成为下一批大笔政府赤字开支的受惠者。曾预测战争结束时会出现经济萧条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写道：“在我们的混合经济面前将会有着伟大的未来。”
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一位妇女悠然地走在大街上。 克努森曾迫使华盛顿放弃动员日（M-Day）的幻想，即只要政府按动一处财政开关就能毫不费力地动员战争经济的幻想。如今幻想再次出现，这一次它伪装成了凯恩斯理论的奇迹，而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奇迹。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凯恩斯的弟子们便在物价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商务部（Commerce Department）、预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和财政部（Treasury）占据要职。当凯恩斯于1944年出席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时，代表们高歌“因为他是个大好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来赞颂他。克努森和那些曾使生产成为可能的企业经营者们现已被人遗忘。萨缪尔森在其畅销书《经济学》（Economics）一书中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解释，将这种遗忘症发展的十分彻底。 英雄落幕 然后，克努森最早招募进行战备工作的那些人，那些曾卷起袖子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公司，用毕生的经历学习如何更多、更好、更便宜地制造产品的人也随之消失了。亨利·福特在1947年4月逝世，比丹麦人大个子还要早一年。比尔·杰弗斯，那位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合成橡胶公司的前铁路公司职员也在1953年走向了众生的必然归宿。登陆艇奇才安德鲁·杰克逊·希金斯在此前一年溘然长逝。在克努森需要有人制造劳斯莱斯-梅林发动机时及时作出回应的、那位帕卡德公司的所有者阿尔万·麦考利，也在同年撒手西归。
1950年代，反映美国风情的插画 克努森在1940年夏还曾请考夫曼·T.凯勒帮忙；他在1950年辞去了克莱斯勒公司总裁的职务。就在那一年，在杜鲁门总统的注视下，工会与汽车和钢铁的大制造商们采取了行动，最后达成协议，允许工人工资和附加福利一年年逐步增长；作为交换，工会将不再组织工人随机罢工，于是那些公司能知道他们的人工成本的大体状况。1943年，国会通过法案，人们花在医疗和养老金上的钱将享受联邦的税收优惠。凯勒一直留在公司的董事会中，直到1956年。10年后，凯勒也告别人寰。 汤姆·格德勒，凯泽的炼钢导师，曾使联合飞机公司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巨头，在1965年与世长辞。1958年的一次心脏病发作让费利克斯·卡恩在华盛顿的肖汉姆酒店长眠不醒；这里正是他在六大公司的旧日伙伴设在华盛顿的凯泽备战工作的总部。 至于克努森的老对手查理·索伦森，他一如既往地顽固和暴躁。1943年12月，亨利·福特二世在接手父亲的公司后没有给索伦森提供任何部门的高级管理职务，铸铁查理断然辞职，转而前往吉普车制造商威利斯-奥弗兰公司，负责管理该公司在和平时期的转产工作，包括对这一最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用车进行变形改造，生产更多的版本的工作。 索伦森不止一次与威利斯的董事会发生冲突，但他还是坚持在那里工作到了1950年。随后，索伦森退休前往加勒比。他在那里驾驶着自己心爱的游艇白云号（White Cloud）出海，这让他抚平了自己的许多怨恨。三年后，威利斯公司被卖给了战争年代的另一位巨头：亨利·凯泽。 落日余晖：旧式企业的自我更新
亨利·凯泽（1882-1967），美国传奇实业家，被誉为现代美国造船之父。他建立的凯泽造船厂在二战期间建造了1000多艘“自由轮”和50多艘航空母舰。他创建了凯泽铝业公司和凯泽钢铁公司等，是一百多家公司的创始人。 凯泽是旧日企业家中的最后一批人之一，也是最复杂难懂的一位。 凯泽曾提前4年预测到了战后的繁荣。凯泽曾在1942年9月这样告诉一批听众：“对于未来的状况，我们仅能在一瞥间得到某种线索，但久经幽闭的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让人们在一切我们知晓如何制作的精巧物件和装置中寻求自己的满足。”这些话语恰恰与阿尔弗雷德·斯隆3年前在世界博览会上的预言遥相呼应。 战争结束后，凯泽的一切全方位暴降。凯泽努力为继续开办里士满和波特兰的造船厂而苦苦挣扎。1946年8月，里士满3号造船厂仍雇有3500名工人。但10月份，海事委员会正式结束了两家码头的业务。泪流满面的凯泽告诉他的工人和经理们，他不得不关闭这两家战时最为著名的船坞，对此，他“深为痛惜”。但在凯泽的心灵深处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他扩大了钢和镁的业务，并在1946年开办了凯泽铝业公司（Kaiser Aluminum），该公司第一年的业务便获利500万美元。凯泽有为造船厂的工人建造房屋的经历，这让他考虑到了战后参与房屋建设的可能性。凯泽延揽了设计师诺曼·贝尔·格迪斯，创建了价值仅1300美元的预装配三居室钢架房屋。格迪斯正是在1939年世界博览会上为通用汽车公司设计“明日世界”展品的设计师。凯泽创办了凯泽社区住宅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诺拉马城（Panorama City）等地建造了连绵数英里的庞大郊区住宅。这是成片开发住宅的始祖。 在战后的光辉闪耀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凯泽帝国曾经的不足。毕竟其中出现过休斯的溃败，自由轮的裂缝，无处不在但制作低廉、装甲不足的婴儿航母——驾驶这些航母的水手称其为“凯泽棺材”和“单发鱼雷舰”。然而，最终让公众幡然惊醒的是他进军底特律汽车工业的灾难性风险投资。 正像他曾让大型钢厂和大型铝厂自惭形秽一样，亨利·凯泽认为，他也可以在制造汽车方面指导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他掌握了凯泽成功公式中的所有元素。他与威利斯-奥弗兰见多识广的老板约瑟夫·弗雷泽（Joseph Frazer）达成了合作；他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了蜜月协议，包括为所有工人提供保健福利金；他还耗资1200万美元从福特公司买下了一家他可自夸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这正是查理·索伦森建立的威楼峦工厂；此外，他还有公关机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在显著位置刊登着对他的溢美之词；他的汽车设计“亨利·J.”低价轿车也备受赞誉。 唯一缺少的是政府的丰厚资金。凯泽知道，让美国公众买账要比让联邦政府买账更艰难。凯泽不得不转而依赖私人投资者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并很快发现自己资本不足是个致命的缺陷。凯泽计划以不到400美元的成本制造亨利·J.，但他在汽车行业的盟友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买他的汽车。于是，凯泽在阿根廷和巴西开办了工厂，希望能吸引到拉美的买家。最后，孤注一掷的凯泽再次将威楼峦工厂转变为飞机制造厂，生产跨洋货运飞机，复活了老休斯的梦想。 但什么都没有成功。心灰意冷的亨利·凯泽不得不在1958年卖掉了他的汽车企业的全部业务。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大灾难。虽然凯泽在加利福尼亚和他新的第二故乡夏威夷再次开办了成功的建筑公司，而且凯泽铝厂仍旧是强大的工业企业，但他作为美国商业奇才的声誉已经永远蒙上了污点。
《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阿瑟·赫尔曼著，李永学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然而，这位年逾六旬的建筑大师仍旧一如既往的坚韧不拔、不知疲倦。据凯泽的同事蒂姆·伊（Tim Yee）回忆，他曾与这位老人一起在檀香山工作了一整天，随即登上一架夜行班机赶回大陆，这就是说，他们在通宵讨论业务后还要回到办公室照常工作。克莱·贝德福德的兄弟蒂姆还记得他们前往巴西的一次旋风之旅。这是为了替凯泽-弗雷泽公司寻找投资人。他们从奥克兰启程，经过通宵飞行，清晨在里约热内卢潮湿闷热的天气中走下飞机。蒂姆和凯泽连换衣服或暂住酒店的时间都没有，而是要去与巴西的显要人物进行一系列会面，与他们共进午餐、饮酒或抽雪茄。会面直至下午晚些时候方才结束。凯泽认为，贝德福德需要检查那天上午他们拿出的一些数字，还坚持要他陪他和巴西人去里约的几家夜总会游乐。 午夜过后，贝德福德回到酒店重新核算这些数字。早上5点，他一头扑到床上。两小时后，电话铃响了，是凯泽，他整晚都在与东道主聚会。“数字在哪里？”凯泽想知道。他和贝德福德边吃早饭边浏览这些数字，然后又同巴西人举行第二轮会面。亨利·凯泽本人对产品进行了介绍。“他的介绍非同凡响，”蒂姆·贝德福德不得不承认，“他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966年，通常在早晨4点30分起床并给世界各地的同事们打电话的凯泽终于疲倦了。在檀香山岛上建筑夏威夷·凯（Hawaii Kai）是他最后一项大型建筑计划。在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莱（Ale）的坚持下，凯泽为他84岁的生日瘦身至225磅。但他昔日的干劲也消失了。他白天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能让他恢复精神的是他战争年代的战友们的探访，如他的儿子埃德加和克莱·贝德福德。意识到这一点后，忠诚的阿索隆·奥德韦于1967年2月6日给凯泽去了一封信。 这封信写到了他们刚刚开始大探险是一起跳下火车那天。 你可能还记得，那是46年前的这个月，当你和我走进雷丁公路处总办公室的那一天……现在，他们的总部位于议会大厦对面的一座相当大的多层大楼内，占地约一个街区。可能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访时的那位前台接待（她也是接线员）告诉我们，她的脚很冷，于是我们出去给她买了电暖器，当然我们在后来的生意中赚的钱是电暖器的许多倍…… 我希望能在你方便的那天去拜访你几个小时，这样我就可以看看你的萌宠计划，并和你一起嗅嗅泥土的芬芳。此外，我还打算在那里待上一整天…… 奥德韦再也没有机会拜访凯泽了。1967年8月下旬，越来越离不开床铺的亨利·凯泽陷入昏迷，并于8月24日与世长辞。奥德韦是凯泽葬礼上的抬棺人之一。 民主兵工厂的衰落 作为美国工业繁荣时代的标志，民主兵工厂的光辉日益暗淡。由于20年来不断向工会让步，凯泽的钢铁公司和铝业公司也即将遭遇其他美国工业的相同问题：高成本、低产出，外加残酷的海外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海外竞争正是来自从日本到德国的地区，凯泽的工程师们战后曾到那里去帮助他们安装新的高效率炼钢和造船设施。底特律——民主兵工厂的中心地带——也即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从丰塔纳到匹兹堡，美国的制造业在走向衰落。“烟囱工业”（smokestack industry）这个词将很快变成嘲笑甚至是中伤；因为它让人想起污染、单调的公司宿舍，以及没有前途的蓝领工作。 然而，没有任何人曾像亨利·凯泽那样试图为他的员工做那么多事情，也没有哪个公司能像凯泽的永久造船公司那样，为工人们将来享受的由私人赞助的卫生服务留下了更重要的遗产。这位戴着眼镜的光头男子总是露齿微笑；在推动美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人中，没有谁有比他更灿烂、更乐观的脸庞。 这也是生气勃勃的比尔·克努森同样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因为有着这种精神，美国才能永远携带着它自我创新的种子，具有克服失败和灾难并勇往直前的能力。根据凯泽的孙子亨利·F.凯泽（Henry F.Kaiser）回忆，甚至在弥留之际，凯泽谈论的也总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本文摘选自《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阿瑟·赫尔曼著，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豆姑娘，文章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作者：〔美〕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作家，他的著作风靡欧美，在传统精英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很多在政界、军界、实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忠实的读者，舆论认为他的著作对美国国策有相当的影响。主要作品有《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甘地与丘吉尔》（入围普利策奖）、《麦克阿瑟传》等。启蒙编译所已获得以上作品的授权，将陆续付梓，敬请关注。 译者：李永学，启蒙编译所签约译者，利物浦大学博士，科学家、翻译家。已出版译著《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无言的宇宙》《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等。 出版社介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立于1982年9月，为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出版社。本社以出版“严肃的思想，典雅的学术”为己任，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良的精神产品。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我社形成了高端学术著作、历史文化、心理学、方志年鉴、教育理论、魔幻文学等出版特色，并多次荣获国家和上海市的各类图书奖项，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在图书市场也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惊喜的小石头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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