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

　金鱼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王府井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王府井大街和东四南大街，长560多米，南与校尉胡同相通。明代，即称“金鱼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九条”，后恢复原称。《顺天府志》载:“金鱼胡同，鱼或作银。”据此推断，或许“金鱼胡同”亦称“金银胡同”，也可能“金鱼胡同”是由“金银胡同”音转而来。因为，现在的灯市口大街一带在明代是北京内城繁盛之地，而灯市大街西口至金鱼胡同西口一段乃“鬻灯”之所，即:灯具交易市场，或曰灯具总汇。金鱼胡同西口地处明代灯市的南端，正对着东安门大街，是由皇城出来逛灯市的必经之地。因此，当年胡同内有金银店铺或出售金鱼的场所都是可能的。如今，金鱼胡同虽然还称胡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通衢大道，街两侧矗立着东安市场、王府饭店、和平宾馆、台湾饭店等大型商业设施，是王府井商业区“十字”金街一横的东段，连接着东城区的“银街”(崇雍大街)，成为名副其实的“金银胡同”。

　　金鱼胡同3号现在是四星级的和平宾馆，旧时的门牌为金鱼胡同1号、2号、3号、3号旁门，在胡同东段北侧，坐北朝南，是内部相通的4个宅院，加上东边的1号旁门共5个宅院，占地16000多平方米，是清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府第。《燕都丛考》载:“那琴轩桐相国故宅，旁有园，俗名那家花园。”“那家花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到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占了半条胡同，南北贯通金鱼胡同与西堂子胡同。在金鱼胡同建有五座“广亮大门”，门牌自东向西分别是金鱼胡同1号旁门、1号、2号、3号、3号旁门；在西堂子胡同开有两个随墙院门。

　　据那桐之孙张寿崇撰文回忆，那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鱼胡同，原来只有住宅部分，后东西扩延，遂成“占地二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原有房廊三百多间的那家花园”。

　　金鱼胡同2号是“那家花园”的正院，是那桐及其眷属的住宅，大门内悬有“太史第”和“乡举重逢”的匾额。整座建筑以2号为中心向东西对称延展，东侧是1号和1号旁门，西侧是3号和3号旁门。临街的几十间倒座儿南房横贯东西，五座广亮大门等距离地矗立其间，颇为气派。

　　1号、2号均为四进院，3号院的布局比较别致。张寿崇回忆:“是一座很具格局的院落，我们小时候叫它西大院。西大院一进门有一排顺街南房，进了垂花门，两边抄手游廊，三间带廊北房、东西耳房。这种布局使院子显得特别敞亮。跨院还有些群房，其西边有三大间前后带廊灰砖红瓦楞铁顶的洋式房子，是一个大自然间。过去室内摆放西式餐桌等，附有西式厨房”。3号旁门是马号，在此养马和存放车轿；院内建有暖洞子(花房)，冬季存放花木。1号旁门是花园，园内堆土叠石为山，掘地注水为池，建有爬山游廊和亭台楼榭。“吟秋馆”的楹联是“有山可观水可听，于室得静亭得闲”；“翠籁亭”的楹联是“嫩寒庭院初来燕，杨柳池塘欲上鱼”。

　　朱家溍在《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中对“那家花园”的评价是:“那家花园位于王府井金鱼胡同，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欢迎大会就在此园召开。此后北京上层社会的大型集会常借用此园，因此在社会上很享盛名，‘那家花园’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由此不少人产生一个误解，以为那家花园一定是北京最好的私人花园，其实北京旧园有很多好的，而那家花园布局造景都并非上乘。”

　　“那家花园”之所以在民国期间成为上层社交场所，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园内有一座在当时称得上新式建筑的戏楼所致。戏楼名“乐真堂”，建于光(绪)宣(统)年间，是前后带廊的三卷大北房，房廊为花瓷砖墁地，前后是大玻璃隔扇。屋内东边有方形带柱戏台，上有倒挂楣子，下有栏杆；屋内中间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栏板隔开男宾(官客)、女宾(堂客)，成排摆放带靠背的椅子供宾客观看演出。

　　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京时，曾三次到“那家花园”出席欢迎会。第一次是8月29日上午11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内务部长赵秉钧等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5时，满族同进会与蒙古联合会聚宴欢迎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是9月11日晚间，清皇室设宴欢迎孙(中山)、黄(兴)，席间，贝子溥伦致词:“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

　　1917年3月27日，皖系军阀段祺瑞在“那家花园”办堂会③，欢迎桂系军阀陆荣廷。重病缠身的谭鑫培迫于军阀的威胁，抱病演出《洪羊洞》，回家后七天就病逝了。“乐真堂”舞台上演的《洪羊洞》竟是一代“伶王”的绝响！据说唱得凄惨苍凉。

　　那桐故居最东边的院落在1950年出售，成为机关办公用房，东城区工会、共青团东城区委、东城区武装部曾在此办公；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改建成为面临东四南大街的高层楼房(今为商业用房)，门牌改为东四南大街249号，金鱼胡同从此无1号。那桐故居其他几个院落从1951年开始陆续出售，渐次改建成现在的和平宾馆。目前，尚有“翠籁亭”、假山及井亭等“那家花园”的旧物。

　　那桐(1856—1925)，字琴轩，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六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那桐奉旨与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留京，与八国联军议和，迁任户部右侍郎；《辛丑条约》签订后，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光绪二十九年，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军机大臣；宣统三年，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清帝退位后，那桐迁居天津。

　　清朝末年，外患频生、战乱不断，不但民不聊生，清廷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为朝廷重臣的那桐却是个超级戏迷。据说他对京剧的酷爱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有些行为甚至超过当今的“追星族”。那桐位居决策中枢，被称为“那相”，威势自然了得；可是，这位“那相”若遇到京剧演员便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对京剧名家不惜低声下气，谄媚讨好。有一次，庆亲王奕劻在家中为福晋(夫人)祝寿办堂会，谭鑫培应邀献艺。庆亲王出门迎接，并与之商量:“谭老板，今天能不能请您给我唱个双出？”谭鑫培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庆亲王面有难色。孰料，军机大臣那桐双膝跪地，虔诚地说:“请谭老板赏脸。”谭鑫培非常惊讶，自然唱了“双出”。那桐在谭鑫培演出时，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自己的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