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康(1810—1881年)①是清代末年著名的钱币学家和金石学家。安徽歙县人，字子年，因曾以观古阁名其书斋，故常喜以观古阁主人自号。晚年去官退隐臆园，又号臆园野人。 鲍康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及光绪五朝，阅历丰富，官至夔州知府。喜收藏、精鉴赏，与刘燕庭、路子端、吕尧仙、潘伯寅、吴清卿、吴子苾、戴醇士、陈介祺、李古农、陈式甫、龄霖宇、钟丽泉诸金石泉学大家广泛交往。著有《谥法考》、《臆园手札》、《观古阁泉说》(附《泉辨》)、《观古阁丛稿》、《大钱图录》、《古泉丛考》、《古泉考略》及《观古阁泉目》等。 鲍康在长期的收藏鉴赏生涯中，与诸金石、钱币学名流有大量的书札函件往来，仅就已发现的鲍康彩笺遗札来说，目前所知有王贵忱、童子玉二先生所述的六通和刘春季先生所述的四通。以上资料已分别发表在《中国钱币》杂志1986年1期与稍后一期上。除此以外，在1990年初夏笔者采访西安文物收藏鉴赏家阎秉初先生时，阎先生又慨然向笔者提供了与王、童、刘三先生所述皆同式的鲍康彩笺遗札共四通，合而计之，迄今已发现鲍康彩笺遗札至少已达十四通。 阎先生收藏的这四通鲍康彩笺遗札，已装裱在一件册页上。该册页头尾均有阙佚，鲍康所用信纸均系竹纸所制，纵23，横12.7厘米；装裱后之册页纵28，横31厘米。 这件头尾阙佚的册页，除鲍康所书的四通彩笺遗札外，另有陈介祺所书的素笺及彩笺遗札各一通(已另文发表)。按装裱顺序，陈介祺手书的遗札在前，鲍康手书的遗札在后。 据阎先生讲，这件册页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在西安南院门开设和平古旧书店时收购的，因时间关系，原售卖人及售卖价钱已无从回忆，唯约略记得其原似藏于西安一回民古玩商家中。从装裱形式及信札内容看，其装裱时间应不会晚于清末民初，装裱的地点似应在西安。从其头尾均有阙佚的状况看，推测原装裱时的信札数量应不仅仅只囿于现存的数通。所佚信札很可能已被后人撕去。 鲍康手书的此四通信札，与王、童、刘三先生所述的十通鲍氏遗札相同，均用鲍氏生前自制的彩笺。笺面正中平列蓝印“平周”尖足小布，“安阳”刀各一枚以为装饰图案，顶端横行红印隶书“冯君传语报”五字，右下角有“鲍氏吉金”红色篆书印文一方，左侧真书“观古阁寄书笺”六字竖行红色印识一则。细观鲍氏自制彩笺的制做方式，应为木刻三色套印，图案文字轻扫淡印，构图准确，工艺颇精。其四通遗札之品相均佳。与刘文相比，四通遗札的后尾部没有“臆园野人”印识，可知此四通遗札不是鲍氏晚年时的手笔。 为叙述方便，本文特将鲍氏手书的四通遗札，按装裱顺序编为1—4号，另将其按编号顺序分别加标点抄录于后。 七兄如晤: 连寄二书均到否，时盼来信不得，念甚!念甚!新年惟合第安吉为祝。陈寿翁又有书，望捡收秦中近出铜器大件头寄寿翁，小件头及帛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源源寄京，至祷，至祷!陕中人便最多，或交袁大人，或交沈大老爷际清均可。瓦头出色者，潘大人托觅，均望留意。此信到，先示复一纸为要。此颂新祺，令郎令甥均祉!弟鲍康顿，十二月廿一日。 十一月廿九日由程小泉交寄到手书，知合第均佳，深慰，深慰!六面印甚好，古泉亦都收到，外此官印尚望多为购求，即由蔚泰厚银号转寄最速(或仍交程宅)。再，康所收周元泉，背文星月，按八卦方位，四正四隅全备，并开元泉各种星月及各种地名(背文如襄、荆、蓝、洪等字甚多)，存在湘子庙街王宅，去冬往取，则一概无存，殊费多年心力。此等泉陕中易得，望为代觅，多多益妙。并五代泉及北宋小平钱亦存在王宅遗失。尚遗失南宋钱泉数百，此物川中可觅，惟唐泉、五代泉、北宋小平泉望查照《古泉汇》所载，便中费心觅寄(随时寄夔最好)，至祷，至感!价值得便即寄去也。壮布，弟布二种尤祈留意。匆匆手泐，布复。即颂两兄均祉。令郎、令甥并念!弟鲍康顿，十一月廿九灯下。 昨由马递一信，已收览否?惟近祉多佳，为祝花(?)，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又三十金为买古玩之用。余再寄汉章以官印为佳，弟所藏官印全被王宅遗失，只存军司马章一方，良可惜也。各物托程师爷速寄川省是嘱。此颂，合第均吉，令郎、令甥并念。弟鲍康顿。三月十一。 迳启者，六月初二日由蔚泰厚号寄到原封纸包一件(但并无信函)，内印章、泥封、泉范、龟符、古泉(十二方)均如数收到，一无遗失损坏，可喜之至。各件俱佳，而泉范、龟符尤妙极。费神之至，感谢，感谢!其值容陆续寄缴，仍望多为搜索，即交蔚泰厚号寄川最妥、最速。能得一鱼符及诏版则尤幸也。官印逾多逾好，重复者可不收。匆此，即颂，七兄近佳，令郎、令侄(?)、令甥均念。弟鲍康顿，六月初八。 以上四通信札，除1号信札署名写给“七兄”以外，其余三通信札俱未署名。查王、童、刘文所谓十通信札，亦俱未署名。可知此当为鲍康信札的一种习惯，其收信人名当由鲍氏书在信封表面。信内不署名，盖为文辞精炼之故。与鲍氏信札文辞简明扼要之风吻合。 四通信札中数次提到的“六兄”、“七兄”、“两兄”当为鲍氏此四通信札收受者。按清末西安有著名的回民大古玩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与当时的诸金石钱币学大家颇为熟稔，以清咸丰二年(1852年)售给陈介祺毛公鼎一事最为著名。苏六者，名叫苏兆年，苏七者名苏亿年。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降，鲍康以“试礼闱不第旋秦，时先大夫已捐宾客，余归榇不得，奉母侨长安”②。以及伯兄子远、仲兄子周亦寓居长安等缘故，曾长期在长安侨居，于搜求钱币及诸钟爱古物之际，得以与苏氏兄弟相识，依靠其得到了大量珍贵精美的钱币及封泥、龟符、印玺等物。《观古阁丛稿》中述及其与苏氏兄弟此类交往之事颇多，此四通信札则为他们频繁交往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鲍氏当时痴迷古钱及所爱古物而与古玩商人交友的事实，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四通信札中1号信注明“七兄如晤”，当是写给苏七无疑。2号信中有“两兄均祉”一句，推测似应写给苏六、苏七兄弟二人。3号信中有“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一句，知此时苏六已故，该信亦应是写给苏七无疑。4号信尾问及“七兄近佳”，估计此信似应写给苏六。如上述推论准确不误的话，那么，这四通信札的写作时间顺序应为2、4号在前，1、3号在后。因为当苏六健在之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鲍康不会摒弃苏六而专给苏七写信的。 四通信札末尾俱未注明写作年代，但据信中屡见“寄京”、“寄夔”、“寄川省”、“寄川”之说，可知鲍康此四封书札基本都是从四川夔州知府任上发往西安的。查鲍氏因故忤上官去职离夔州知府任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信中又数谓其在西安湘子庙王宅寄存钱币等物遗失一事(此事应与同治元年花门之变有关，详见下文叙述)，知此四通信札的年代应在同治二年(1862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间。 同治元年鲍康在西安湘子庙街王宅遗失钱币物品一事，为鲍氏收藏鉴赏生涯中的大事。关于此事的原委及感慨，鲍氏在其多种著述中曾频繁提及。《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铁泉序》说:“余所藏，以频上公车，行箧不能携，存长安一戚好家，旋儤直药省，道远未由致，秦中累遭兵燹，遂悉数失之。仅案头十余枚而已。念之辄怅甚。”《观古阁泉辨》说:“秦中寄存泉币书籍碑版，省垣戒严时，悉数散失。” 除鲍康本人以外，鲍的同好亦纷纷为其不幸而感叹遗憾。如胡石查就曾在《观古阁藏铁钱拓本序》中评介说:“南北宋铁泉，蜀中多有出土者。刘燕庭先生官蜀藩日，搜罗最富。余尝见拓本约近四百余品，为自来谱录家所未见，洵足补宋史食货志之缺。同时行辈稍后而留意铁泉，所藏足与燕庭先生相抗者，则惟鲍年翁世丈。盖丈与燕庭先生本戚谊，又同嗜，互相投赠，所积遂多。旧藏南北宋铁泉亦不下四五百品。先是，大昆仲有官陕省者，因寄庋陕中，庚申辛酉间，兵燹屡经，零散殆尽”。 以上所述鲍氏寄藏在西安湘子庙街王宅之钱币物品遗失一事，与鲍氏在2、3号信中所述同事吻合。其中2号信述及:“所收周元泉，背文星月，按八卦方位，四正四隅全备，并开元泉各种星月及各种地名(背文如襄、荆、蓝、洪等字甚多)……益州并五代泉及北宋小平钱……南宋钱泉数百”；3号信述及“所藏官印全被王宅遗失，只存军司马章一方”等等，尚可弥补以往记载的空白及不足。 鲍康在数十年所费心收藏的珍贵之物瞬息间化为乌有之后，虽一时心中颇为不快，认为此事“念之辄怅甚”，“殊费多年心力”，“良可惜也”……但痛定思痛，“为人廉静和易，泊然寡营”③的鲍康，却并未一味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以收藏家所少有的博大胸怀，认为“物之聚散靡常……天下事往往失之意中，得之意外，有人所不能料者，大率用心挚，用力勤，斯其取偿也亦必厚”④，尝暗自庆幸物虽有失而拓本幸存。一面做诗云:“但使庐山真面在，任他流落到人间(藏泉屡失，曾得石、土各泉范十余，失于长安，幸拓本存耳)。”以抒其怀，一面下决心从头做起，“爰致书友人，兼收博取”，“久久始稍复旧观”⑤。1号信中所谓“泉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以及2号信中所谓“惟唐泉、五代泉、北宋小平泉望查照古泉汇所载，便中费心觅寄(随时寄夔最好)，至祷至感”，和4号信中所谓“寄到原封纸包一件，内印章、泥封、泉范、龟符、古泉(十二方)”等记述，正是鲍氏在旧物佚散之后的新举措，新收获。 1号信中所述的陈寿翁即陈介祺，袁大人即袁小午，潘大人即潘祖荫。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与西安古玩商人有着长期的关系，并且都是鲍康的同好。其中陈介祺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袁小午当时曾佐襄左宗棠军务而寓居西安，通过苏氏兄弟获得岐山所出大盂鼎。鲍氏在信中提及以上一干人等，托苏七与之搜觅古物并进行联络，故当时西安古玩商人所与达官显宦频繁交往。过从甚密的微妙关系，于此略可窥其一斑。 2号、4号信中所说的“程小泉”、“程师爷”、“程宅”以及“蔚泰厚银号”当时俱在西安。疑“程小泉”与“程师爷”为同一个人，“程宅”为其家，“师爷”为其职业。三者每每混述一起，约略使人可辨其中必有直接的内在关系。依笔者之见，作为师爷的程小泉其人当为蔚泰厚银号的帐房先生，其与鲍康的私交一定颇好，而蔚泰厚银号也很可能在四川(夔州)等地设有分号或委托办事机关。 3号信中所提及的“昨由马递一信”之马姓者，疑为当时西安回民古玩行中的马姓商人。据西安古玩行老人言⑥，清末跟随苏氏兄弟拉纤，做中人的回民古玩商人颇多，著名者有马姓、泉坛人物金姓和白姓者。不知3号信中所述之马姓者是否即西安古玩行老人所言的马姓?但不管如何，从马姓者亲为苏氏兄弟与鲍康传信一事看，知当时西安古玩行商人的足迹已经涉及到交通落后的四川等地了。 以往述及苏氏兄弟的资料，多偏重介绍苏氏经营古玩行业的趣事及做伪技能，未曾涉及到古玩业之外的个人生活，3号信中所述的“寄去十金，为六兄设奠”之事，不仅弥补了以往史载的空白与不足，而且明确的提供了苏六的去世时间，这对研究苏氏兄弟的生卒及其他相关之事，确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过去所见的鲍康手书信札，绝大多数是鲍氏与诸金石、钱币学同好所交流、探索收藏鉴赏技艺的酬酢问答，似未见及有涉及古玩行商人的信札出现。此次四通鲍康手书给西安古玩商人的信札的发现，无疑为鲍氏尺牍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百多年以前，著名金石考据学家王廉生曾盛赞鲍康之书法，谓其“千百年后，皆剧迹也”。今观所发现的四通鲍康手书彩笺遗札，其字体刚正峻立，潇洒清秀，遣词通远简洁、行文清新流畅。因此，新发现的此四通鲍康遗札，不惟在研究探索鲍康生平以及金石学、钱币学方面有珍贵价值，另外在了解鲍氏的书法、文风等方面，同样具有珍贵的价值! 注释: ①关于鲍康的卒年，文中采用了唐石父先生的观点。参见唐石父《鲍康卒年考》，《中国钱币》1986年3期。 ②鲍康《观古阁泉辨》。 ③胡石查《观古阁藏铁钱拓本序》。 ④⑤鲍康《胡石查手拓观古阁藏铁泉序》。 ⑥除西安古玩行老人所言之外，已故陕西文史馆馆员刘安国老先生亦持此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