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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我的泉痴山人博客上以“元'大元国宝’背契丹文'至大’钱”为题，在“每日一钱”栏目中发表文章，对元朝“'大元国宝’背'至大’”钱的背文“至大”（见图1）二字应是契丹文的论点进行了阐述，并引用了泉友普渡的珍钱“'保宁通宝’背铭与'大元国宝’背'至大’（见图2、3、）相同钱文”做为论据，受到了泉友的关注。 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上，沈阳著名符牌钱币收藏家邵华伟先生宣读了一篇题为《辽金元清北方民族四朝符牌初探》的论文，在“举例破解”一节中，邵先生对一枚顶部为骆驼形下连凸字形两层台状符牌（见图4、5、），中部小凸台上一个类似“'大元国宝’背'至大’”钱的“大”字的解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邵先生说：“这个字搞钱币收藏的藏友们也许并不陌生，因为它出现在元代大元国宝花钱的后面，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将其解读为'大’字。那么这个'大’字是什么文字呢？可否是契丹大字呢？”经过查找和比对后，邵得出结论：“'大’字的这样写法无论是从《金文》还是《甲骨文》及《六书通》等有关资料里，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写法。”邵华伟突发奇想，能不能通过查找“至”学来寻求（“大”字的）答案呢？最后，他终于在《说文解字》及《六书通》找到了“'大元国宝’背'至大’”钱，“至”字的写法，它源于元代以前北方民族创造出的变形体汉字。“至”字源于北方民族创造出的变形体汉字，自然“大”字也源于北方民族创造出的变形体汉字了。 这里，邵华伟先生虽然没有明言钱和符牌上“至大”二字，是哪个民族创造出的何种变形体汉字？但联想他讲演中“可否是契丹大字呢？”的命题，认定其“至大”二字是契丹族创造出的变形体汉字的答案，已不言自明，人人皆知了。 邵华伟的“至大”乃元代以前北方民族创造出的变形体汉字的考释给我极大启发，联想到2002年9月22日于吉林省榆树市延河乡（朝鲜族自治乡）太平川村出土的七十五枚异文钱中三种十枚疑为契丹文钱文（见图6、7、），和“至大”二字神韵风格非常相似的情况，豁然想到这些契丹文字可能都是其专用于萨满教“祭天”、“祭山”、“祭祖”等祭祀活动的专用祭祀文字。笔者曾在博文中展示一枚祭日文钱，一枚祭祀文“助国通宝”钱。这些祭祀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字型都是象形文字，都是把祭祀的某种人事物形象变形为文字样。目前虽仅见到五种十个字，但它们共同鉴证了这种祭祀文字在契丹和元代的使用。 契丹祭祀文字产生的时期，应稍晚于契丹族萨满教祭祀仪式形成时期。据推测，应在古八部时期。什么时候在钱币上使用的，可能是伴随着行用钱应运而生。因为祭祀活动神圣而庄严，参加人员受到严格限制，所以祭祀钱既使人手一枚，相信祭祀文钱铸造的数量也不会很多。圣宗后，佛教的兴盛使萨满教祭祀日益减少，加之祭祀文钱逐渐被礼佛钱取代，能遗存至今的祭祀文钱应是凤毛麟角，珍惜无比了。 本篇文章是对辽“'保宁通宝’背“至大”钱和元“大元国宝”背“至大”钱，契丹文“至大”钱文考释的再考释。两篇文章必须对照着看。故此，将《“元'大元国宝’背契丹文'至大’钱”》一文附后，供大家参考。 裴元博2010-7-13于京东 附：《“元'大元国宝’背契丹文'至大’钱”》 元“大元国宝”背契丹文“至大”钱 元钱背铭契丹文，历史疑谜亦奇闻。 东胡萨满实共祖，蒙古契丹一家人。 气息相通血相近，文化同根语同音。 浊酒独酌赏珍泉，群星璀灿共黄昏。 元代大元国宝背至大，是一种人人知晓的珍品钱。然而对它背文的确认，都是只觉得两个字象至大，而大元国宝钱又都是元武宗至大年间所铸，所以确定它们是至大二字。这种本末倒证的考证不失为一种正确考证思路。然而总觉得有点不落底的感觉。因为这两个字的篆法不象汉字的篆法。遍查《中国篆书大辞典》、《说文解字》不见此种篆法，只是在《战国金文辞典》鸟虫篆中见有类似的字体。一种蒙古人铸造的庆典钱上怎么会铭刻战国鸟虫篆？ 这两个字可以肯定绝不是汉字至大，字形象梵文又象契丹大字，如果梵文中寻找不到这两个字，那它们肯定是契丹大字，而且是契丹大字整理颁行前的契丹字，即五代人称之谓的“胡书”。那个“大”字就象一个人伸开双臂向天呼喊，裆和两臂下三个长点似乎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从座位上站起。那个“至”就象萨满教祭祀仪的祭坛和露台。《辽史·礼志》载有“柴册仪”之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氈，龙文方茵。” 《辽史·礼志》亦载有“露台”：“拜日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再拜，上香。”在“告庙仪”、“谒庙仪”等祭祀仪上都有“升露台，设褥位”的描述。 “至大”两个字的形象，印证于契丹祭祀礼仪应是丝丝入扣入情入理。它所展示的就是：一个皇帝在祭坛或露台上、褥位前，向天帝告诉、乞求他护佑的形象或情景。从“至大”二字所表现的情景推断，保宁通宝和大元国宝兩枚钱都应是祭祀礼仪用钱。元钱为什么用契丹人祭祀用字？这是因为蒙古族契丹族都把萨满教作为家庭宗教，文化同祖同根。 至于是元大元国宝仿辽保宁通宝钱背文？还是辽保宁通宝和大元国宝恰巧做同一祭祀，亦取用同一种祭祀文字作背文，而这两个字又恰巧与武宗年号“至大”汉文篆书相似，而造成历史疑谜？现在都已不大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这两个字取自契丹祭祀文字，不管它字义是不是“至大”，它所表现出的宗教信仰文化上蒙古与契丹的血肉关系，对我们认识契丹人去国时为什么会多数融入蒙古族会有极大帮助。这才是这枚折十型大元国宝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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