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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称耶律洪基皇帝为“天保皇帝”？《辽史》上不是称他作“天祐皇帝”吗？其实，“天保”和“天祐”是一个意思，只不过都是契丹文“咸雍”的同义不同字的汉语义译。这就象契丹语“大寿”既可以翻译成汉语“寿隆”，也可以翻译成汉语“寿昌”一样，两词也是同义不同字的汉语义译。虽然《辽史》上把耶律洪基称作“天佑皇帝”，但笔者觉得耶律洪基先生似乎更钟情于“天保皇帝”，他铸的“咸雍”汉文意译年号钱“天保元宝”就是铁证。（见附图“天保元宝”钱）所以契丹文“咸雍通宝”在器物上的铭刻文，译作“天保通宝”，恐怕更接近道宗皇帝的“圣意”。 “咸雍”是道宗的第二个年号，它是契丹语“天保佑”的汉语直译。前面笔者已就“咸雍”的汉译语义“天祐”和“天保”进行了解读。“天祐”文雅，被作为道宗生前的尊号使用至死。“天保”直白，被铸成汉文纪念币，流传千年。“咸雍”隐晦，被作为汉文年号写进史册。道宗为什么对“天保佑（咸雍）”这么刻骨铭心？原来清宁年发生的皇室人员的叛乱，让他不再敢相信任何人，哪怕是自己最亲的亲人，只有乞求“天”（这里的“天”不仅指“上天”，“苍天”，更主要的是指“天朝的天”，萨满教的太阳神阿宝机。）的保佑才能使他心安闭上睡眼。 清宁九年（1063年）秋七月丙辰的“皇太叔重元之乱”，让道宗心惊胆战，寝食难安。自己充分信任、委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和皇太叔重任的亲叔父，竟带领自己的亲叔伯兄弟、堂兄弟，女婿，众多近臣向自己发难，还要射杀自己。幸亏上天保佑，恰逢许王耶律仁先等数位忠勇大臣在身旁，及时地组织了有效的抵抗，说服了叛乱的弩手军，射杀了叛首重元之子涅鲁古，才一举平定了重元叛乱。这不是冥冥中天神的保佑，叛乱焉能如此顺利平息？相信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才有了“咸雍”这个年号。也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才有了把“天保佑（咸雍）”这个年号钱文铭刻到，各种可以以货币形式流通天下的，贵金属器物上的作法，以彰显“天”对当朝皇帝的特殊保护。 这面铭刻了“咸雍（天保）通宝”的束腰盾形银鎏金牌，通高约106.2毫米，束腰约宽45.6毫米，束高约11毫米；上盾约宽85.4毫米，高约44.9毫米；下盾约宽98.6毫米，高约50.3毫米，厚约2.74毫米，重约246克。面背均宽郭，上盾尖内有一径约11.3毫米的圆形穿孔。面郭内左右各有两朵头向外的云朵，从上至下，穿孔下左右各镌四个双钩文书写的契丹小字，右四字汉译意为“秀丽（可译作“绿”）千春”，左四字汉译意为“天保（咸雍）通宝”。背郭内上下亦共有四朵错落有致舞蹈翩跹的云朵，两朵头向内，两朵头向外，云中上面一隻矫健的雄鹰直立俯视着下面仓皇失措不知向何处逃生的天鹅，鹰鹅的神态维妙维肖，画面动感十足，飘动的云中鹰鹅追逐打斗的场面呼之欲出。 这是一幅典型的“春捺钵”，“海东青捕天鹅图”，配以牌面的“秀丽（绿）千春”牌（画）题铭和款识，可以明确知道，这面牌子是辽天祐皇帝耶律洪基，于咸雍年间（1165-1174年）一次春捺钵期间的赏牌。赏赐是为了让获得者可以流通使用，所以把年号钱钱文铭刻在赏牌上。 契丹人喜爱天鹅，春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捕抓天鹅。抓捕天鹅要靠“海东青”而“海东青”多出于女真地区，由于契丹朝廷过度索要“海东青”，造成了女真人对契丹人的仇恨，这就为女真人反辽埋下了伏笔。 这面春捺钵赏赐银鎏金牌真实地记录了辽代独特的“行国”制度，巧妙地摄取了海东青抓捕天鹅的瞬间，并有机地把年号钱文揉进了题款，使赏牌变成了具有特殊货币功能的物品。这一切不能不说明契丹人的艺术修养之深厚，文化程度之高超，它亦为破译契丹文明密码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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