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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枚重约600克的金印，2008年春季发现于内蒙古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乡一蒙古族牧民家中，据说已传承了数代。印高约35毫米，印台约高10毫米，台裙四面边框内均绘双钩状卷云纹。印纽为瑞兽貔貅，前腿前伸貔貅头放腿上，长尾在后背上卷曲直至头上独角边，两眼圆睁威风凛凛趴卧台上。印面为正方形，约为45×45毫米。印面边框内镌刻两行阳文楷书体契丹小字，自右从上至下，再从左从上至下序读，汉译意为“昭武大将军记”。 这枚金印应是继天津郭先生收藏的契丹文“耶律特宁副使”人名官号金印面世后，又一枚纯官号契丹文金印面世。可对前此发现并公布的四十三枚契丹文官印资料，做一里程碑的补充。这枚金印从形制上看，确是辽官方铸制颁赐，其上承唐代雍容大度面貌，下开契丹雄浑粗犷风格，无论印纽、印文，它的雕工都是一流的，不比任何汉族官印差，只是多了草原民族特有的狂傲不羁的铮铮傲骨。 “昭武大将军”是辽承唐制而设立的武散官一种，是正四品上等武官。是辽代皇帝对有功将士的荣誉奖赏，得到正四品散官奖赏的人并拿不到相应的俸禄，只是在门荫后代时才有用。正四品官不是小官，但也算不上高官，只相当于现代的副军级而已。按辽代符印制度，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应不具备使用金印的资格。《辽史·仪卫志三》符印说职官印：“契丹枢密院、契丹诸行军部署、汉人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印，并银铸。文不过六字以上，以银朱为色。南北王以下内外百司印，并铜铸，以黄丹为色，诸税务以赤石为色。 杓窊印，杓窊，鸷鸟之总名，以为印纽，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纽印，即此。”百官并无使用金印之例。 在笔者百思不得解之际，一次偶然翻阅《舊唐書》，在卷四三《職官志二》中发现一条記录唐代使用鱼符的记载，“符寶郎掌管的牌符有三類。銅魚符：起軍旅，易守長。傳符：給郵驛，通制命。隨身魚符：明貴賤，應徵召。符分三種，太子玉符、親王金符、庶官銅符”。给我很大启发，遼朝建國，多承唐制，他的符印制度也一定与唐朝一致，他的亲玉一定使用金印。联想到去年给天津郭先生考释他收藏的“耶律宗德之印”，“耶律特宁副使”两枚金印，即是亲王使用金印的例证。根据这个“亲王使用金印”制度规定，可以确认这个“昭武大将军记”金印的获赐者，必定是辽代某皇帝的子侄，是个亲王。 至于具体这位“昭武大将军”是哪个皇帝的子侄，笔者通过查阅辽代皇子资料，初步判定应是景宗三个儿子：隆绪（圣宗），隆庆，隆祐三人的十四个孩子之一，因辽史的缺陋，目前尚难断定其是谁人，有朝一日，十四人的墓志全部面世，这个谜底就将会大白于天下。 金印印文除官名“昭武大将军”外，还镌有一字：“记”。为什么官印不称印而称记？印和记有什么区别吗？据笔者查阅印章史知道，“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刘熙《释名》）外国人对“印及印记”的理解是“证实或保征”。有了可靠的证实或保证，当然就可信了。《大英百科全书》对“印及印记”的解释是：“印用来确定诸如契据、证书、凭照、法律协议等文件的真实性，也用于行政管理中的授权证明。”所谓“真实性”，也无非是可信的意思。 “记”，是“印”的同义词，只是侧重稍有不同。唐代官印即有以“记”代“印”的。如“蓟州甲院记”，“大毛村记”，五代有“右策宁州留后朱记”等等。这里“昭武大将军”金印用“记”，不用“印”，除两字同义外，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昭武大将军”是个虚职的散官，没有具体领守的职司，为了和实职的有衙门职守官的区别，所以散官的印用“记”，而不用“印。” “昭武大将军记”金印的发现是中国印章史值得庆贺的事，它填补了辽代印章史亲玉金印史料的空白，为解读契丹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相倍倍收藏者在了解了以上情况后，一定会对金印倍加珍惜的，如能达此结果，吾愿已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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