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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契丹崇拜日月神，国旗国徽见诚心 ——契丹国旗国徽探秘 上一回讲述了契丹的国号，明确了契丹帝国只有一个国号的事实，即多种国号都是从同一个契丹国号全称“大中央天族人众国”生发出来的历史事实。这一回给大家讲一讲契丹国的“国旗”、“国徽”情况。 说契丹有“国旗”、“国徽”，大家可能不大相信。然而这确实是事实，并非笔者杜撰。当然此“国旗”、“国徽”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国旗”、“国徽”，而是特指“代表国体之旗与图徽”。有可能有吗？确实有！有《辽史·传》“第四十四，萧特烈传”为证：“保大元年，天祚在山西集群牧兵，特烈为副统军。闻金兵将至，特烈谕士卒以君臣之义，死战于石辇铎。金兵不战，特烈伺间欲攻之。天祚喜甚，召嫔御诸子登高同观，将诧之。金兵望日月旗（图1、），知天祚在其下，以劲兵直趋奋击，无敢当者，天祚遁走。”这是契丹典籍中唯一一条有关“契丹国旗（也可称皇帝旗，即代表国体之旗）”图案的记载。月月旗出现，即知契丹皇帝在其下。说明日月旗，确实是代表契丹国体之旗。 大家都知道契丹人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认为太阳即是管天之神，月亮即是理地之神，崇拜日月即是崇拜天地。日月神是萨满教中的“长生天神”（孟和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神。而契丹的日月神就是皇帝和皇后。契丹文的“天”字，不管是在“天朝”一词中，还是“天皇帝”的称谓中，都写作“上天下土”，而这个字是从汉古俗字“上天下地”简化而来，从“日月合壁”的图腾演化而来。契丹皇帝称天皇帝，即标榜自己是太阳神的化身，皇后称为地皇后，即表示自己是月亮神的化身。契丹的“天”在契丹人的心目中，就是由日神和月神，皇帝家的天族与皇后家的地族共同组成、共同支撑。而契丹大字的“天（上天下土或上天下地）”字的图解“上日下月”图形，更是用通俗的老幼皆知的图画，宣示着同样内涵。而这个“上日下月”图形，就成了契丹国家的标志——“国徽”（图2、3、6、）。 日月崇拜在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于塑造民众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产生过重大影响。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各个民族就已经盛行日月崇拜。“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礼》） 古人的观念中，日月这两大天体，分别为阴阳的代表。“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礼记·祭义》）日月又都和天有关，是天的子女。所以崇拜日月，都是在崇拜天帝大神的基础上派生。 作为自称“天神裔族”的契丹族人来说，对日月的崇拜比其它民族更具神和秘性和现实性。因为契丹人把日月崇拜和对皇帝皇后的崇拜结合为一体，把对日月的祭祀具体化为祭天祭祖祭各代皇帝皇后。辽代人将日视为人间帝王，顶礼膜拜，太阳与皇帝的出生死亡密切相关。《辽史》记太祖出生时：“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在契丹人眼中，即为上天之子。辽代的拜日仪式中，即包含了对契丹祖先、帝王的忠诚与仰慕。 《元史》记辽亡时，有库烈兒，“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元史·列传第三十七》）用拜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辽帝最后的忠诚。《辽史》中亦记道宗时，耶律乙辛“幼慧黠。尝牧羊至日昃，迭剌视之，乙辛熟寝。迭剌触之觉，乙辛怒曰：'何遽惊我！适梦人手执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啖日方半而觉，惜不尽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辽史·卷一百 十·列传第四十·奸臣上》）则“日”的形象，无疑指的是帝位。乙辛“啖日方半而觉”，隐藏着他日后为篡夺皇位而迫害萧后（食月）、逼杀太子（日半）的阴险行为，和他阴谋终未得逞的谶言。 把日月定为皇帝皇后化身，并纳入国家礼仪和国家宗教的是太祖阿宝机和他的妻子述律后及他们的儿子耶律德光。太祖亲信编造了一系列“太祖母梦日坠怀生太祖，神光属天，异香盈幄”；“三月能行，啐而能言，知未然事。”；“神人翼卫”；“梦受神诲，龙锡金佩，金铃册圣”等等神话，把阿宝机装扮成“天帝之子太阳神”，推上神坛。 皇后述律平也被授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祗为青牛妪云。”的神话，“白马青牛孕契丹”女祖青牛妪的地祗地位，就用一个“避”字轻松地让给了述律平。 公元907年春正月庚寅，耶律阿宝机和述律平顺理章地登上了天皇帝和地皇后的宝座，同时也被打扮成太阳神与月亮神，双双送上萨满教的神坛。为了使社会各阶级人民都知神、懂神、敬神、信神，阿宝机和他的追随者，把当时可以利用的一切宣传教化手段都用来进行造神活动。其中尤以帝国“王信”——钱币，最受阿宝机的青睐与老百姓的欢迎。自“万岁三钱”起，背饰的星月纹，就固定成了天皇帝与地皇后的标记与化身。 阿宝机死后，耶律德光在母亲述律平的支持下登上了天皇帝的宝座。为了把父母开创的造神运动推向顶峰，他在皇都和祖陵先后建设了“日月宫”，“二仪殿”“日月碑”，“九层台”，“日月四时堂”，“太祖庙”等建筑，组成了一个以日月宫为主，旨在祭祖先、拜日月的建筑群体。使祭祖先拜日月的仪式环境，更具庄严肃穆的氛围，更具神秘感。 契丹人对天地日月的崇拜非常虔诚。他们面东而居，望日番拜，甚至陵墓也要朝向日升方向。对月亮也是各处予以祭祀叩拜。契丹统治者把日月图案绘在旗上，就是把契丹帝国的政体：“是由皇帝家的天族与皇后家的地族共同组成、共同支撑”，这一含义明确地宣示给世人，日月旗是表明契丹帝国政治体制之旗，是契丹族“天朝国”的国旗。只有“国旗”才有这样庄重的地位，才能与日月旗蕴涵的深刻政治寓意相吻合。否则，无法解释日月旗的非仪仗性质。 契丹的日月图案的“国旗”应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国旗”，是契丹人政治智慧的结晶，更是耶律阿宝机改造萨满教，让宗教为我所用为契丹帝国所用的杰出作品。尽管关于日月旗的记载仅在历史典籍中留下几个字，在现实中也仅见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的木版画《鹰军图》有高擎一杆绘有日月图案的旗帜。但契丹“国旗”日月旗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契丹文物中随处可见的表现契丹国家政治体制的徽记“日月之徽”，亦在证明着它的存在。 2004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吐尔基山契丹墓，契丹女萨满两肩上绣缀代表太阳的三足鸟金牌和代表月亮的玉兔银牌形象。应是契丹太巫作法事时要把“国之徽记”呈现给鬼神，以便代表皇帝与鬼神对话情形的真实再现。契丹“国之徽记”日月图案，还大量使用在契丹“国家名片”钱币上。凡重要的、适于宣传国家政治体制的政治宣传钱、祭祀钱、聘享钱、大型行用钱、赏赐钱、庆典钱、大型宫钱，无一不铭镌日月徽记。事实再次说明日月图案的确不是普通纹饰，而是契丹人精心设计涵意深遂的政治与宗教徽记，用现代词说就是：“国徽”。 和现代意义“国旗”、“国徽”不同的是，契丹帝国的“国旗”、“国徽”不是专家设计、议会决议、宪法颁定。而是契丹皇帝和君臣商定，皇帝颁令制作而已。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现代意义的“国旗”、“国徽”一经颁定，非国除不会改动，而契丹所谓的“国旗”、“国徽”图案只是大致固定，可随时依据某些情况予以变动。 契丹标准的、符合萨满教义的“国旗”、“国徽”日月图案是：“日在上，下仰月”。侧平视的形象就如一钩弯月上托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侧上视则象一条小舟上载一颗宝珠缓缓前行。其内涵的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不言而喻和耐人寻味的。历史上和契丹同源，亦曾笃信萨满教的，现代蒙古国国旗、国徽主图，仍在使用契丹这标准的“日在上，下仰月”图案（见旗彩图4、5、）。 而如敖汉《鹰军图》中的日月旗图案，却是和标准图案差异的“上日，下俯月”。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契丹不只把日月视为自然之神，更把帝国天皇帝、皇太后（上代天皇帝之后）、皇后视为日月天神。而作为人间的人，皇帝、太后、皇后因时势、境遇、能力的不同，不会永远都象标准图案设计那样皇帝强势在上，皇后承顺在下。如同时不问朝政太后健在，日月图案就会出现敖汉旗契丹墓日月旗上“日在上，下俯月（皇帝和太后在一起）”的情况。正常当政皇帝与皇后或皇太后在一起铭记时，穿上日，下皇后是仰月、太后是俯月。如皇后、太后一起铭记时，太后仰月在上，皇后俯月在下。如太后失势，与皇后一起铭记，那就会变成背靠穿右太后左皇后的两竖月。穿上单月，一般为掌权太后仰月，普通太后俯月。皇帝掌权，强势皇后参政，还会出现少见的穿右日，穿左竖月的特殊情况。不同的政治情势，使契丹的国之徽记随之发生变化，造成与标准图徽的差异。 从大圣皇帝、皇后的“宴寝之所”改称“日月宫”，继而成为实质性的“太祖庙”，以及“二仪殿”“日月碑”“日月四时堂”，等附属建筑配置的流变过程，可以看到契丹人将太祖耶律阿保机不断神化的轨迹。乃至抬到“九层台”这一致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都反应了契丹加速封建进程的需要，也是辽政权在太宗朝不断得以巩固的象征。 自太宗朝把日、月作为太祖、太后祭祀后，祭日月礼仪亦成为祭太祖、太后礼仪，一切与日月、祭祖有关的礼也都融入祭太祖太后礼仪。钱币上日月纹的使用，作为表现天皇帝、地皇后形态象征的特殊标记，亦在太宗朝得到了规范。其规定应主要有：一钱币上的日月纹只反映当代天皇帝地皇后（包括太后、太皇太后）的情况。二日月纹在钱币上的不同位置应反映当时皇帝皇后（包括太后、太皇太后）权位的真实情况。辽代钱币上的日月纹，可以说就是辽代宫廷后宫皇帝家真实情况的一本连环图画，许许多多史籍不载的皇室秘闻大多可从钱币上的日月纹的位置读出。 契丹两种流通行用钱，“通行泉货”和“千秋万岁”；二十三种年号钱，自“神册元通宝”，至“保大元通宝”；两种国号钱，“大丹元国宝”和“大辽元国宝”；所有国号年号钱，自“大辽神册”至“大辽保大”；两种国号祈祝钱，“大丹万年”，“大辽万年”；所有年号祈祝钱，自“神册万年”，“保大万年”均铸有背日月纹钱。不仅汉文钱，契丹文钱都是如此 从以上“国旗”的设计和“国徽”钱的铸造、传播来看，契丹人对日月的崇拜已不只是祈求日月神的保护，而是把日月神（皇帝皇后）所处位置，喜怒哀乐直接摆在百姓面前，让老百姓了解他们，亲近他们，从心里尊崇他的。这样的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契丹人视皇帝皇后胜过神明，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为百姓带来光明和温暖；只有他们才能驱走恐怖的夜魔。百姓以皇帝皇后铸制的钱币为最具神力的“圣物”，忠君爱国，孝悌睦友的思想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对延续耶律氏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辽代崇拜日月的习俗，反映了辽代统治者希望把他们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正统文化的框架之中的观念。他们把原始崇拜日月的风俗大胆地加以改造，把儒家的道德观天命观，道家五行阴阳八封思想，佛教的轮回业报修来世等，和民俗杂糅混合成一体，既表现了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又表现出对本民族的体认。新的契丹的崇拜日月文化风俗沟通了人与神祇的联系，表现出人们的渴望与希冀，安慰着下民需要抚慰的心灵，寄托了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它以广泛的民俗形式存在，反映的却是一个民族自古而来的深刻的文化传统。辽的崇拜日月由宗教文化、民间文化向制度文化（定为“国旗”、“国徽”）的转变过程，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因为它是中华文化重要而缺乏研究的一部分。这正是： 天地契丹日月明，精神支柱竖心中。民供驱使犹堪怜，神被鞭策实费功。 夫妻父子神频诞，天族臣民祭拜隆。国旗国徽见诚心，大辽日月舞东风。 裴元博2010-11-14于京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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