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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徐悲鸿的第2个小三,后上位,陪伴徐悲鸿老去

 女神书馆 20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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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女神书馆 民国女子43期文章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文| 香蕉鱼

廖静文到广西,完全是个巧合。而她遇见了徐悲鸿,也是一个巧合。

1942年冬,她跟随自己所在的文工团到桂林举行抗日义演,为了那场演出,她与团内所有成员辛苦排练了四个月,最后演出大获成功。

很多人给演员们送花束与花篮。晚上回到临街的集体宿舍里,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只有廖静文一言不发。她心里已经觉得要离开文工团了。

一个星期前,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读到重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正在招考图书管理员的消息。她记下了日期和地点,准备报考。

考场里人很多,乌泱泱的一大片。很多女孩的衣着都很时尚,有的擦了胭脂和口红,有的烫了卷发。她一到场就泄气了。她刚要走,考试的铃声响了。她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走进了里头的教室。

徐悲鸿走了进来,他走到黑板前,写下试题。

廖静文当年十九岁,还是个少女,对考试当然不陌生。她看了考题,立马在发给她的试卷上写了起来。一口气把几张试卷写得满当当的。她匆忙交卷,急忙赶回文工团里去参加墙报编辑的工作。

可一天不到,她便被通知参加面试了。同时被通知面试的一共三个人。

面试的时候,徐悲鸿好似查户口,接连问了好几个与她个人生活不相关的问题,像是盘查她的文化底子,之后才冷不丁地来了一句,“能说说为什么要离开你们团?我昨天还看了你们的演出呢。”

似乎是受到了鼓舞,廖静文直言道,“因为我不喜欢团里的某些人。”她还说,她想升学,想为国家做贡献。作为那时候的青年,她的理想是多数人的理想。

话刚出口,她就后悔了。她觉得,既然自己想要去重庆工作,又去报考图书管理员?岂不是要把徐悲鸿这里当跳板使用?当晚,她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刚吃过早饭,她就急急忙忙把退职信交给团长。

团长看完信后,对她说,“你怎么想到要走呢?千万不能走!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帮助解决。”

廖静文道,“团长,我没有困难。我的要求就是允许我走。

团里还没打算放人,只说接下来要再演两场,然后放假休息,为去广东做慰问演出做准备。

三天假期里,文工团这边没有确切答复,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倒是有了眉目。每天清晨,她便赶去七星岩,帮徐悲鸿整理他几年前藏在那里的书与画。

廖静文去了阳朔,与同学们一起坐船,一路欣赏着沿岸风景。行至半晌,有人拿出一个小本,让徐悲鸿画一幅素描。徐悲鸿为廖静文画了一幅速写像。

最后,廖静文与徐悲鸿一起去了重庆。他们先抵达贵阳。廖静文住在姐姐所在的贵阳师范学校里,徐悲鸿住在招待所里。后来又坐了四天的长途汽车,才终于抵达重庆。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中国美术学院。学院就设在嘉陵江北岸的盘溪,廖静文带着他的书箱,一路走来,到了盘溪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

毫无疑问,她喜欢待在徐悲鸿身边。他是师长,又是著名的画家。而此时此刻,在她生命中最青春年少的岁月,他正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

她发自内心地关怀他。他经常失眠,她就开玩笑地说,“夜这样深了,您应该上床休息啦。”或者说,“先生,夜晚的露水会使您着凉的。”

她向他表明愿意在他身边,尽力做她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她沉默了,不知道怎么开口。

徐悲鸿接过话头,把她的话说了出来,“但是,我不能爱你,做你的妻子,是不是?”

廖静文说,是的。

徐悲鸿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又指出两人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一个48岁,另一个才20岁,中间隔着整整28载春秋的距离。

她一直觉得,他就是个画家徐悲鸿。那个真正功成名就之人。所以当他说自己与蒋碧薇无法和解的时候,她偏向了他。她觉得,这是一个画家不幸的家庭生活。并且,听到他说自己已经独自生活七年了,她不由的怜悯起来。

当年的她,双十妙龄,正是情窦初开之时。徐悲鸿就像艺术王国的国王,权势过人,聪明绝顶,借助着绘画上的成就与天才,他整个人对女学生来说,就像一座黑暗海域里的明亮灯塔,若不是蜂拥而至,也必有情人过境。

恋上徐悲鸿的她,感觉天空是粉蓝色的,空气中悠扬着古典音乐的旋律,宛若落入梦境。

1934年春末,徐悲鸿的重庆中央图书馆正式揭幕。廖静文第一次见到了流光溢彩般的绘画真迹,可这时候,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亲自到场的蒋碧薇。

她44岁了,她的父亲蒋梅笙刚去世。她点了一支烟,朝廖静文这边望了一眼。警觉的她觉得,面前的女孩或许又是徐悲鸿的另一场师生恋。果然,她眼急手快,立即给廖静文的家人去信。

不到一天,廖静文就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她的父亲,一封来自她在贵阳读大学的姐姐。两人不约而同地在信中谴责了她与徐悲鸿的关系。父亲更不手软,直接在信中说“人生虽不能流芳百世,也不应遗臭万年”。

她当然是委屈又痛苦的。

她像当年的孙多慈一样,反应激烈,想要退出这一幕三人游戏。

她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计划。她打算不辞而别。另外,她让徐悲鸿不要在想起她。

虽然不想离开,可她还是跨上船舷了。就在这时,徐悲鸿抓住了她的胳膊,求她不要离开。她说,“她愿意和解。”她指的是蒋碧薇,接着就把父亲和姐姐的信都给徐悲鸿看了。徐悲鸿说,她绝对不是想和解,而是为了搞破坏。

两人结婚了。

在她的自传《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里,徐悲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工作努力,天赋异禀,很会照顾人,而这些优秀品质中,一直暗流着一股忧伤:他与蒋碧薇的关系。

她的文字朴实、清澈,字里行间都袒露着一种喜悦。那是爱情的喜悦。只有在写到蒋碧薇时,才会言辞灼灼。

可即使是写到了蒋碧薇,她的笔调也是完全偏向徐悲鸿的。他写他爱惜国宝,曾花重金买下《八十七神仙卷》,后因战乱丢失了,又再次奋笔疾书,凑足了钱又再次把画买回来。在写他对蒋碧薇的态度上,她说:他永远都是忍让的。

为了满足她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徐悲鸿日夜不停地作画,上午留一点时间给学生们。

后来,徐悲鸿去世,她愤愤然,一股脑地把气撒在了蒋碧薇身上。因为那时候,徐悲鸿不仅要为了购买国宝而攒钱,还为了满足蒋碧薇而攒钱。

这段时期,廖静文陪在他身边,看着他一夜一夜,一日一日,熬过来。她劝他去看医生,他不同意。软磨硬泡后,他去了。医生惊呼道,“你不能再画了,血压已经两百。

是她让他去看的医生,可如今医生的惊呼却让她如临大敌。她开始自欺欺人地想,医生肯定是个易于冲动的人。她还通过回想医生过去的留学经历。这位医生留学德国时,曾因失恋而卧轨自杀,最后被柏林的医院挽救过来。

她不愿相信医生的话。于是又将徐悲鸿送到了另两位医生的手里。

结果,询问他人,却给了她致命一击。

医生说,“他的血压很高,这在我们医院里,叫做'病危’,随时有脑溢血的可能。

她该怎么办?她该把这样的后果归罪于谁?她不想归罪于自己。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未接着得来的幸福而长久的洋洋得意。她也不想归罪于徐悲鸿。

他是她的老师,如今又是她的丈夫,他这么有才,而且那么努力——这种努力,在她这里绝对是有迹可循的,她就是这种痛苦的艺术生活的见证者,她就是那种夜以继日地疯狂绘画的见证者。

她内心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怒气。她觉得,所有的一切应该归因于蒋碧薇的无理要求。她知道徐悲鸿太过忍让,几乎到了让人讨厌的地步,但她不愿责怪他。

徐悲鸿病倒的日子里,她也在。她每天都在病床前守护他。

她说,从徐悲鸿进医院的那一天起,他的薪金就按月送给了蒋碧薇。她恨、她气,但她又很无奈。她能怎么办?按月给薪金,是徐悲鸿与蒋碧薇说好了的事,是那种在协议上签好了的条款,毁约也可以,但徐悲鸿肯定不会做这种事。

更何况,当时蒋碧薇与国民党高层来往过密,要是这种形式的月供断了,徐悲鸿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被人暗杀与病痛而亡,这两件事,她一件都不敢想。

那时,她经常独自站在病房外的通道上,眼里含泪,不知不觉地以徐悲鸿病痛中不肯下咽的剩饭充饥。

这时,有些人开始劝说廖静文离开徐悲鸿,几乎到了苦口婆心、不择手段的地步了。可她的世界与别人的世界不同,任凭那些人如何劝说,她总是左耳进右耳出。

她坚定自己的想法,因为她隐约想起,她的一位同学曾对她说,“徐师母说过,她既不会与徐悲鸿离婚,但也不会让他逍遥快活。”

她凭着对他的爱留在他身边,也凭着对他前任的恨,嫉妒地固执地留在他身边。或许她嫉妒的是一个女人对一个在艺术界呼风唤雨的男人的控制?

她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这种控制。在婚姻的后期,她总是付出的一方,他病了她就照顾,他工作她就陪伴在侧。这种陪伴,是以他沉浸在艺术世界里,而她被挡在这个世界之外为代价而存在的。他与他画笔下的人物在一起,而她呢,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她婚后的生活,是那种知识分子式的苦行。简朴,艰苦,车马劳顿,安慰自己的,也只有劳苦中的爱情了。她给徐悲鸿生了两个孩子,她对此颇为骄傲。

她以为他病好了之后,一生就安稳了。

可是,这种生活,这种苦行,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事。他一直忧虑,想要将国画变得与时俱进,如何与时俱进,怎样才能与时俱进,研究要从何处入手,他只得了一些些头绪,并没有真正的规划。或许在“与时俱进”这种变化多端的动词面前,根本不会有什么规划而言。

1953年,他去国际俱乐部参加欢宴波兰代表团的晚会。中途,他感觉不适,一位女干部扶他到休息室里,他躺在沙发上。上次医生提醒过的事真的发生了。他脑溢血,左半边瘫痪了。

那年秋天,徐悲鸿去世。享年58岁。

廖静文痛苦不已,顿然不知未来在何处。

她想起他的一生都没有挥霍,总是旧衣服,旧裤子,连皮鞋都是旧货摊上买了旧皮鞋。

她从他的旧衣服口袋里,还摸到了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旧怀表。

不久,她摸到了三颗水果糖。他每次开会回来,都会给孩子们带回三颗水果糖。

他死后,蒋碧薇把过错归因于孙多慈,说死亡是一场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

而廖静文则说,“为了完成她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

在她眼里,徐悲鸿永远是那个艰苦朴素的人,更是一代巨匠。如此辉煌的成就,难道是一路玩票就能获得的?

她的婚姻不也正是这样一种自我奋斗的人生?她不是名门出身,遇见徐悲鸿时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如今她的名字前面,总是要加上一个“徐悲鸿夫人”的名号。

她当然不介意这样的称谓。别人以为她只获得了他的后半生,可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她一生的最快乐的日子,即便是苦中作乐,她也是快乐的。

她成为了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

后来她又开始起笔,写他的传记。

自从与他邂逅,她从未与他分开过。

他生前,她与他真的在一起了。

他死后,她拥抱了那个有他在的回忆世界。

对她来说,若有憾,便是不自知了。

馆长说

这里没有鸡汤,

没有空话与大话,

只有文艺的语言,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叙述。

在文字的流淌间,

多年以前的传奇,一个接一个地复活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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