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丰塘，位于安徽省寿县城南30公里处，历来史家都认为它就是芍陂，期思陂则是芍陂的异名。传统的说法是，芍陂为春秋时期楚令尹孙叔敖主持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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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丰塘，位于安徽省寿县城南30公里处，历来史家都认为它就是芍陂，期思陂则是芍陂的异名。传统的说法是，芍陂为春秋时期楚令尹孙叔敖主持兴建。 芍陂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在“庐江郡·渡县”下，原注“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六安国·六县”下，原注“如溪水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沘水就是淠水，即今发端于大别山的淠河。如溪水又称濡水，是淠河的一条支流。历史上芍陂时兴时废，东晋时还说是“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见《晋书·伏滔传》)。到刘宋时便说是“复芍陂，起田数千顷”了(见《宋书·毛修之传》)。隋开皇年间，赵轨为寿州总管长史，芍陂“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这时芍陂的规模，大约仍是南起贤姑墩，北至安丰旧县，折而东至老庙集，再南合于墩这个范围里，径约百里。自明以后，豪强占田之风甚炽，芍陂日渐蚕食缩小。到解放前，已是现存的安丰塘规模。 安丰塘是否就是芍陂？近年来有人对此存疑。其理由是：一、东汉王景修芍陂时为庐江郡太守，而安丰塘在寿春，属九江郡，王景怎能“越姐代庖”？想必是庐江郡另有芍陂；二、《固始县志》中有云：“县温家集东南亦有名芍陂者。”关于这两个疑点，只要推敲一下原书记载便不辩自明。芍陂在西汉时属六安国的六县。据《后汉书·郡国志》的“庐江郡”记戟：“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这就说明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帝已将六安国所属各县归并于庐江郡。王景修芍陂见于《后汉书·王景传》，时为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已是六安国并入庐江郡之后的46年了，芍陂在庐江郡境内不容置疑。《旧唐书·地理志》中“寿州中·安丰”项下原注云：“汉六国，故城在县南。梁置安丰郡，县界有芍陂，灌田万顷，号安丰塘。”这项记载更是明明白白交待了唐代寿州的安丰县在汉时属六安国，安丰县境内有芍陂，芍陂又号安丰塘。至于“县温家集东南亦有名芍陂者”一说，实出自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固始县志》中一则署名“力行”所加的按语。按语全文是：“芍陂即寿州安丰塘。今县温家集东南亦有名芍陂者，惜《志》缺，不可考。而霍丘水门塘，世传孙叔故所作大业陂。是寿州、霍丘皆有叔敖遗迹。”这条按语一开头就肯定了“芍陂即寿州安丰塘”；后虽说固始县内“亦有名芍陂者”，但接着就指出“不可考”，语气也是犹疑不定的。 关于芍陂的创建人为孙叔敖一说，最早见于《后汉书》。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明年(东汉建初八年)，(王景)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范晔修史比较严谨，反对妄饰，历来为史家所称道，其撰述是可信的。《水经·肥水注》中也有记载，原注云：“(芍陂)陂周百二十里许，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郦道元博览多识，重视实地调查，向为史地学界推崇。他也说芍陂“言楚相孙叔敖所造”。“言”字虽有“据说”之意，但毕竟是接受了此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提到当时在芍陂已有了孙叔敖祠。足见《后汉书》和《水经注》这两部文献的记载，与当地历代相传的口碑是完全一致的。芍陂为孙叔敖所建的说法，至少在东汉时已广为流传，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传统的认识。 关于芍陂的始建时期及修建主持人的问题，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说法。 《后汉书·郡国志》中，刘昭在“九江郡·当涂县”下有一条补注：“《皇览》曰，楚大夫子思冢在县东山乡，西去县四十里。子思造芍陂。”古当涂即今安徽怀远，东山乡约在今蚌埠市附近。有人根据此说，认为只有在战国时楚国势力已经控制了这一带时，子思才有可能葬于此处，子思既是战国时的楚大夫，子思造芍陂也就只能是在战国时期了。这里所引的是一条孤证。《皇览》早已佚失，关于子思其人又不见于其他任何古籍。而且，这条注文主要说明的对象是子思墓，最后补的一句“子思造芍陂”，究竟是《皇览》的原文，还是刘昭自己的补注呢？实在难于断定。还应指出的是，关于这个墓的墓主是谁，本来就有不同说法。《图书集成·职方典》说，孙叔敖墓在怀远东山。《魏书·任城王云传》载：云长子澄“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扬州刺史治所在寿阳，所说的孙叔敖墓在涂山东，也就是《皇览》所说的“子思冢”所在地。在范晔和郦道元生活的年代里，《皇览》一书尚存诸于世，如果“子思造芍陂”是引用《皇览》原文，为什么史家都不取此说，而是肯定芍陂为孙叔敖所造？如果这句话只是刘昭自己的补语，既无出处，又无旁证，就更令人怀疑了。 至于春秋时期楚国势力是否已达到芍陂地区，《左传》的记载很清楚：文公五年(公元前621年)，“经”云：“楚人灭六。”“传”云：“'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之。”既说是“叛楚”，可见此前六已附楚：又说“灭之”，足证当时楚的势力已达于芍陂地区。《左传》另一记载说：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经”云：“夏，楚人围巢。”这个“巢”，指的也是芍陂所在地区。由此可知，楚庄王即位时(公元前613年)，楚国已东进并控制了六、巢一带。孙叔敖为楚庄王的令尹，随着开拓疆土的军事需要，就地垦田以济军粮势在必行，当时兴建芍陂是有可能的。 关于期思陂的来龙去脉，从现存史料看，最早只能追溯到东汉崔实所著《四民月令》。原书早已佚失，后人所辑的其他著作均为转引。据《舆地志》载：“陂在安丰县东一百里。崔实《月令》云：'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其他如《通典》、《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也都作了相同的引述。所有引述者都认为“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的这下“此”字，指的就是芍陂。可见期思陂之名最早是作为芍陂的异名而见于记载的。 《淮南子·人间训》中有“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一语；特别是《太平御览》卷七十二、地部、三十七“陂”项下又有“孙叔敖作期思之陂而灌雩娄之野”一说，于是有人据此认为是“期思陂”最早的记载。其实，“期思”不过是一般的地名而已，不能理解为“期思陂”。显然，此说源本于《淮南子》。 《太平御览》只是把“决期思之水”改成了“作期思之陂”。芍陂又怎样被识作“期思陂”了呢？这可能是在《吕氏春秋·异宝篇》和《荀子·非相》中都把孙叔敖说成是“期思之鄙人”。在期思这个地方并无名为“期思陂”的陂塘，而芍陂在史籍中都说是孙叔敖所造，因而便把期思陂之名加到了芍陂头上。 《淮南子》不是史书，更不能视为信史。按《淮南子》的说法，“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是说孙叔敖先作了这项水利工程而后获得相位的。但从事理上推想，孙叔敖当时既不在相位，他又以什么身份来号召并组织人民进行这项巨大工程呢？而且《史记·孙叔敖传》记载得很清楚：“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孙叔敖作为“循吏”之首立传，说孙叔敖是由“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的。 再说，如果以“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一语为依据，认为“期思”、“雩娄”是在河南固始、商城一带，因而“期思陂”应该在河南，那就有许多问题讲不通。从这句话的文义上看，自然是用“期思”的水去灌“雩娄”的田野。但从实地情况来看却行不通。期思位于今河南淮滨县，在白鹭河以西；而雩娄在始固县南，商城县东，在白鹭河以东。其间不仅隔着白鹭河，还隔着一条灌河。试问：当时还没有渡槽，期思之水何以能灌雩娄之野？而且期思海拔高程约30米左右，雩娄海拔却在80米以上，两者相差50多米，当时能实现这样的低水高灌吗？如果《淮南子》所说的“期思”之水，指的是发源予“雩娄”的史河，那就成了以下游之水来灌发源地，这就更是难以令人置信了。 研究历史，总得言之有据。有些问题在于史无证的情况下，我以为讨论则可，但不必忙着去作结论，还是暂且维持流传至今的传统说法为好。 （朱更杨）【整理编辑：时英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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