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山大道，流浪犬，1971 森山大道最著名的照片，莫过于这只流浪狗。黑泽明的《野良犬》，羽仁进的《他与她》，当然也包括森山大道这幅照片，在战后那段历史中，日本文艺作品里不止一次提及“流浪犬”这一寓像。战败后日本信仰的崩塌，天皇的子民变成无家可归的人，那被高温显影液冲刷掉所有细节的黑白照片，唯独留下一双充满了退缩，迷茫，和疑虑的眼睛，还有那背景中暴力的白色，犹如原子弹爆炸时末日降临般吞噬一切的白光。 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胜利之吻，1945 与战后百无聊赖的日本相对应的，是太平洋另一端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美国人。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纽约民众纷纷走出家门，到时代广场庆祝这胜利。成就了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这张传世之作——胜利之吻。摄影师这样描述当天的场景：“纽约民族纷纷走上街头庆祝，一位水兵情不自禁在活动中亲吻了身边一位护士”。关键在于，他俩并不认识，最终也没有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和平的一致向往。 罗伯特·杜瓦诺，市政厅前的吻，1950
德文·艾伦，巴蒂摩尔冲突，2015 这是德文·艾伦在2015巴蒂摩尔冲突中拍摄的照片。被时代周刊选用为封面。时代周刊自1923年创立以来，其本身就具备了强大的标志性积累。每当我们看到什么事物上了时代封面，这就已经体现了其重大性。更厉害的是照片是黑白的，并故意在下边用手写字体把1968改成2015。黑白照片制造的时间模糊感与主题中黑人人权在这47年里“什么改变了，什么没有”产生了绝佳呼应。准确体现了摄影作为一个可以回看历史的工具的力量。 杰夫·沃尔，Mimic，1982 杰夫·沃尔出门并不带相机，他更偏向“再现”和“摆拍”他所看到的画面。Mimic就是一幅典型的作品。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北美某个工业城市的街区，一对穿着随意的白人夫妇牵手走在人行道上，正要超过一位衣着较正式的亚裔男人，就在超过亚裔的一瞬间，白人男做了一个带有歧视性和攻击性的手势，并伴随了一个嘲笑的眼神。此时照片是否摆拍已经不再重要，杰夫沃尔重现的只是一个典型。 亨利·卡特·布列松，“穆浮塔街，巴黎”，1954 如果你了解布列松和他所倡导的决定性瞬间，就不会不知道这幅作品，很多人形容其为“抱着酒瓶的男孩”，实际上这幅作品叫“穆浮塔街,巴黎”。男孩洋溢着自豪喜悦的表情成为这幅作品的中心，但稍多花点时间观看，观众还会注意到背景中稍有模糊的两个女孩，她们看起来也参与到了男孩的喜悦中，就和每位受到感染的观众一样。布列松后来一直与照片中的男孩保持联系。在“男孩”五十岁时，布列松还参加了他的生日派对，当那个五十岁男人打开门时，布列松站在他门前，左右手各抱着一只大瓶酒。 史蒂夫·麦考瑞 ，“男孩与玩具枪”，1992 史蒂夫麦考瑞最著名的照片无疑是“阿富汗女孩”，而这幅“男孩与玩具枪”想必也触动过很多人。“我看到这个男孩拿着一个玩具枪在街旁哭泣，他被其他孩子嘲弄欺凌，我走过去想帮帮他，但男孩过于悲伤没有反应。”这是史蒂夫麦考瑞回忆拍摄这张照片当时的情景。那些欺负他的孩子究竟有多坏，这个男孩究竟有多悲伤，以至于他会下意识拿枪指向自己。 威廉·克莱因，“枪”，1955 画面由两个男孩和他们之间鲜明的区别组成，左边的男孩拿着一把枪，他狰狞的脸充满了攻击性和叛逆。而他右边的男孩却展现了一种平和内敛的气质。他一只手轻轻放在愤怒的男孩身上，试图安抚那愤怒。“那仅仅是模仿，是我让那个男孩拿枪指着我的镜头的，我拍完照片后我们都笑了，那就像个双面自画像，我既是那个愤怒的男孩，也是那个胆怯的男孩”，克莱因在后来回忆拍摄当时的场景时说道。 罗伯特·弗兰克，新奥尔良有轨电车，1955 弗兰克是瑞士裔美国人。31岁那年开始，他横跨美国进行多次公路旅行，拍摄了28000张照片并最终选出83张，这就是后来名垂影史的影集“美国人”。1955年的一天罗伯特到了新奥尔良，就如每个平庸的早上一样，有轨电车上坐着去上班的人。但这里大有内涵，注意画面左数前三个车窗内坐着的是白人，后两个车窗内坐着的是黑人。这画面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令人愤慨，但在1955年的那个早晨，它不过是个和往常一样的普通早晨，一切看起来都似乎是“理所应当的”。 薇薇安·迈尔，自拍，1953
约瑟夫·寇德卡，入侵68，布拉格，1968
寇德卡故意布置了这样一个构图，把手表伸到镜头前，背景是1968年8月苏联坦克队入侵布拉格。他精准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巧妙的是“watch”既是“手表”的意思，也有“见证”的意思。“他们游行示威时给我展示这张照片，跟我说这是个无名摄影师拍摄的，而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就是此照作者，那真是一直奇怪的感觉，从此我也不敢回捷克了，因为我知道如果当局愿意，他们一定能查出是谁拍的。”寇德卡后来回忆道。 戴安·阿勃丝，中央公园拿着玩具手榴弹的男孩，1962
戴安阿勃丝是以拍摄“怪人”而被人熟知的摄影师。在那个公众追捧多表现正能量和光明面题材的时代不被广泛接受。但阿勃丝有着自己的看法，“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将来会在有什么创伤的经验中生活过来，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神”，她这样以崇敬的心里描述她的每位拍摄对象。 艾略特·厄维特，Felix, Gladys and Rover，1974
影史上有那么多街头瞬间，艾略特厄维特也有那么多传世之作，但什么也挡不住他对小狗的热爱。艾略特是个纪实摄影师，也是个充满幽默感的人，马蹄，皮靴，穿戴整齐的小狗，不失为一种对富人阶层的婉约展现。“当我跟随一群人在街上走一段之后，我会突然来个180度转身，然后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这对我很管用。” 尤金·史密斯，骄傲街的男孩，1956
这张照片取自尤金·史密斯的“匹兹堡项目”。这本来是个三周的小任务，史密斯却整整拍了三年。三年里史密斯因自己的执着丢了老婆，官司缠身，并且将本来可以卖两万美金的照片以一千九卖给了唯一能满足他排版要求的大众摄影。你甚至无法用一句话去概括“匹兹堡项目”，它宏大的格局完全改写了人们之前对报道摄影的认识。 布鲁斯·吉尔登，日本黑帮，1998
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于是听到这句话的吉尔登彻底疯了。这位怪老头背着手走在大街上，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着闪光灯，看对眼了突然举起相机拍。他不只是离得近，而是几乎糊被拍者一脸。吉尔登在一次采访中说“很多人抱怨找不到拍摄题材，我从来没有这种问题。在我看来，满街都是各种有意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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