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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错了吧？商鞅会懂尧舜之道？
一点不错。法家的商鞅最先向秦王宣讲的是“尧舜之道”。有史为证：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以上这段话出自《史记*商君列传》。说的是商鞅三见秦孝公的事。
商鞅三见秦孝公，先后说以帝道、王道与霸道。而其中的帝道便是指尧舜之道。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谈特谈当年的三皇五帝如何以无为治国。可只是他一人在说，秦孝公就是听，且听着听着，便睡着了。事后，秦孝公便责怪引见商鞅的景监道：你带来的这个人就会夸夸其谈，尽说些大而无用的虚话，怎么能重用？
而当第二次再见秦孝公时，商鞅不再说什么尧舜之道，而是改说王道了。所谓的王道，便是象周文王那样，开创出一个大周盛世。这一次秦孝公似乎听进去了一点。然而，秦孝公认为要成为一个象周文王那样的圣贤之君，且名扬天下，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实在等不及的！
于是,商鞅此时完全懂得秦孝公的心思了。第三次见秦孝公的时候，他便对孝公大谈“称霸”之道。说得秦孝公心花怒放，顿然对商鞅赞赏不已。
而再后来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的。商鞅得到了孝公重用，实施变法，“富国强兵”，为秦国后来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直以来，人们对法家本质特征的认识便是法家讲术谋。
而我认为这还不是太为准确。确切的说法当是：法家只讲目的，而为了达到目的则可以不择手段。
这一点，法家大师商鞅便是最好说明。
作为法家的商鞅就必定是只讲刑名之术么？其实也不一定。
他到底讲什么术，得看什么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商鞅的人生目标是要得到君王的重用，要“干大事”，功成名就，从而得到权势与富贵。
他本是卫国人，虽然父亲是卫国国君，却因母亲是国君一不得宠的小妾，于是便“子随母贱”。虽是很有才结，也仍然根本在卫国没什么地位。于是他便跑到魏国去，幸运地得到了魏国国相公叔座的常识。公叔座临死之前，本是想把商鞅推荐给魏王，希望魏王重用商鞅，只可惜魏王并不认可。
而天下英雄众多，秦王也不是来者不拒，什么人都会用的。
而商鞅则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得到秦王的认可， 不达目的不罢休。
为了打动秦王，他事先准备好了三套方案，而且知道其中必定会有一套是适用于秦王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
商鞅为何讲“法”？是因为他身为法家么？错！是因为法家之术正对秦王的味口。
若当时的秦孝公是个尧舜之君，那他商鞅所推行的也就极可能是“尧舜之道”，而不会有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搞什么“一家犯法，十家同罪”、“父子不得同屋”，什么“壹民”、“贫民”、“弱民”、“辱民”之类，让天下百姓活得如狗猪狗。
尧舜之道与法家之术对于天下人来说无疑会是天壤之别。然而对于商鞅来说这两者却是亳无差别的——都不过是达到他的人生目的手段罢了。
对于商鞅以及后来所有的法家来说，手段是不讲善恶，不讲道德与否，而只讲有效与无效的，好用与不好用。能有效达到目的手段便是好手段，否则便是坏的。
什么叫唯利是图？这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唯利是图的商鞅”作法自毙”了,而大秦帝国也亡了.
更重要的是似乎法家学说也变得臭名昭著,无人敢用敢宣扬了。
法家从此就灭亡，其学说也销声匿迹了？似乎是。
众所周知，从汉武帝之后不是“独尊儒术”了么？而中国人传统文化三大块不也是儒、道、释，而根本没有法家的踪影么？
然而，正如后来又有很多人所看出的，一切不过是“儒表法里”。
“儒表法里”之说，可能很多人是不会认同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明明不就是儒家文化，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嘛！
而我也不太赞同“儒表法里”之说。当然也不同意“儒家之说”。
明明就仍然还是纯粹的法家的汤药嘛！
何以这么说？
既然法家的商鞅在前面已经做出了榜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照样可以向秦孝公讲讲尧舜之道，难道其后来的法家就不能也同样讲其它道，如儒道、释道、老庄之道么？
反正不管是什么道，都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手段。
想当年秦始皇把一统天下，千秋万代作为自己的目的，采取的是法家的手段。
再看其后的无数帝王，他们的目的与秦始皇无并无二，只不过是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不再行“法术”，而是讲“儒术”。
为何？大秦帝国的命运已经证明，法家学说这种手段虽然对“一统天下”的目的能在短期内起到较好效果，但对于“千秋万代”这一关键目的的实现却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不能再采用。
而“儒道释”的手段虽说实际上仍然还是并没有让任何一位帝王的江山千秋万代，但比起大秦帝国来说，实在是长得太多了。所以这种手段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却是“最不坏”的。
如此一分析，也许就能解释现实之中，人们对所谓的“国学”所持观感差别如此之大，甚至常常是相对相反。有些人十分崇拜“国学”，而有些人则视“国学”如盗贼——前者只是看到“国学”本身，认为“国学”是目的，看到“国学”中所讲的“道德仁义礼”、或“忠孝仁义”，自然便认为“国学”之好。
而另外一些人则跳出“国学”之外看，看到了“国学”说得再好听，也不过是手段——帝王们为了自己“一统天下，千秋万代”而实施的手段。其最终目的不过是“愚民”与“顺民”——如此一来，岂能对“国学”有好感？
然而“国学”到底是帝王们的目的还是手段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仁都见仁，智者见智么？或者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正是表现如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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