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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2 18:57阅读：67
 X图：安田雅章
《维特根斯坦读本》导言
/陈 嘉 映
早年生活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大哲学家。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他一生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过，他的生活仍可以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奇，就像罗素曾经说过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可谓“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富于激情，深刻，强烈，卓尔不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维也纳。从血统说，他多一半是犹太人，但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受洗为天主教徒。他出身豪门，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奥地利钢铁工业的大亨。少年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也纳群星灿烂，涌现出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科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庭以及他本人和其中许多人来往密切。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他哥哥保罗就是一个闻名国际的钢琴演奏家。音乐充满了这个家庭，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终身爱好，他曾说：“我在我的书里没办法说出音乐在我的一生中都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一切一个字都说不出。那我怎能指望被人理解呢？”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极为严厉，家里的气氛并不轻松。维特根斯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姐姐四个哥哥，这四个哥哥中，有三个在年轻时自杀，与父亲的严厉当不无关系。路德维希也不止一次有过自杀的念头。
维特根斯坦从小爱好机械和技术，十岁时就制造出一台能够实用的简单缝纫机。他的最初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喷气发动机方面，于是他在1908年秋天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他对螺旋桨的一些想法和设计多年后获得了实际应用。由于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维特根斯坦努力研究数学，在此期间他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由此了解到了弗雷格的工作。数学的逻辑基础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兴趣，他极为推崇数理逻辑的成就，把从传统逻辑到数理逻辑的发展比作从星相学到天文学的转变。他决意放弃航空工程，转而从事哲学。他来到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并听从弗雷格的建议，于1911年转到剑桥，问学于罗素门下。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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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讲，维特根斯坦有一天跑到他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
关于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罗素还讲述了另外一些引人入胜的轶事。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感郁闷，到罗素那里，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是踱来踱去，已到中年名满天下的罗素勋爵就这么陪着他。有一次罗素问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孽？”维特根斯坦回答：“Both。”这是个经典的故事。虽然我不鼓励读者从奇闻轶事来理解哲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唯对其一感兴趣的是虔诚的教徒或逻辑教师，但不是哲学家。
罗素本人这时正处在他事业的巅峰。前几年他提出了特称描述语理论（摹状词理论），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分析的典范”。他正在陆续出版主要由他写作的三大卷《数学原理》，这部著作被爱耶尔称作“不朽之作”。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成果是提出了解答“罗素悖论”的类型论。维特根斯坦这时十分推重罗素的成就，明确表示他完全赞同特称描述语理论，这主要因为罗素区分了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而这被维特根斯坦视为哲学的主要工作：“不相信〔传统〕语法是从事哲学的第一项要求。”
不过，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分析工作并不是亦步亦趋，这一时期，他开始在逻辑领域进行独立探索，对“和”、“或”、“所以”等逻辑常项的思考把他引向原子语句的想法，认为由逻辑常项连结的所有语句都是复合语句，可以分析为原子语句。在此后的几年里，通过当面讨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离开英国后寄来的笔记，罗素受到这位弟子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首先是纯逻辑方面的，但也涉及一般性的哲学见解。1918年初，罗素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名号来概括自己的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无疑建立在他早年主张的外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但其中也不乏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罗素，极热心于政治和社会事务，颇有心把逻辑学研究的衣钵传给维特根斯坦。
那个时代的精英人士，普遍渴望高尚的精神生活和智性创造。在剑桥的这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哲学家摩尔、经济学家凯恩斯、数学家品生特等。他与品生特结为挚友。尽管他待人严厉，尤其对愚蠢的思想极不耐烦，但他是个热心而忠实的朋友。
1913年，路德维希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大笔遗产。他把其中一部分用来资助里尔克、特拉克尔等诗人和艺术家。战后，他更是把自己那部分遗产尽数分给了他的哥哥和姐姐。为什么不送给穷人呢？他解释说：他不愿见到本来好好的穷人由于得到这些钱财而变得堕落，而他那些亲戚反正已经很富有很堕落了。他自己此后一直生活得很俭朴。财物、权力和地位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1913年秋，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到挪威，隐居在那里，研究逻辑问题。但说成“研究”也许不妥当，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对不可言说者充满困惑，他的哲学思考和逻辑研究始终发源于对人生的深刻困惑。据罗素说，在挪威离群索居的时期，维特根斯坦“已近乎疯狂”。1914年春，摩尔曾到挪威访问他，他向摩尔口述了一份笔记，这份笔记的摘要，连同1913年9月他交给罗素的一份《逻辑笔记》，成为了解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材料。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战争后期的一份战报称他“极其勇敢、镇定”，并因此受到广泛赞誉。不过，战争期间，他始终为身边战友的粗鄙感到痛苦。服役期间他一如既往写下大量哲学笔记。像李贺写诗那样，维特根斯坦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或对同事和学生口授这类片段。他把这些札记收集在一系列笔记本里，准备以它们为底本形成著作。这些笔记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研究者编订出版，最重要的是《1914~1916年笔记》（下文将简写为《早期笔记》，这本笔记实际上止于1917年1月；此外还可参考韩林合编译的《战时笔记》）。这些笔记对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有极大帮助，因为这部成形著作采用了极其简约的形式。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语句怎样生长定型，例如在这些笔记里，我们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说：“语句是事实的图像”。但是这些笔记的价值也许更多在于其中包含了很多犹豫，相形之下，《逻辑哲学论》的语气非常决断，似乎掩盖了维特根斯坦对某些问题的困惑。例如他当时对事物是否可以分析到简单对象相当犹豫：“在分析中我们必然达到简单成分，这是先天地明白无疑的吗？例如，这是包含在分析的概念中的吗？”在《逻辑哲学论》里他断然采用了终极分析和简单对象的路线，从而建立了逻辑原子论。这当然不一定只是一个决断而可能是他那一时期得出的结论，但笔记中包含的怀疑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在后期哲学里，他对自己的“最终分析”的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1918年7月，维特根斯坦从前线到萨尔茨堡度假，住在叔父保尔·维特根斯坦家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并立即开始联系出版事宜。1918年11月，奥地利向意大利投降，身处意大利前线的维特根斯坦成为战俘。在囚禁于战俘营期间，他对已经成稿的《逻辑哲学论》继续进行修订，从战俘营获释后，多方联系该书的出版。当时维特根斯坦籍籍无名，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商一会儿要求有名教授作出评价，一会儿要求维特根斯坦自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维特根斯坦极为恼火，认为要求作者自费出书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纳它”。至于名人的评价，罗素承担下来，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维特根斯坦读后，坦率告诉罗素，无论是解释的部分还是批评的部分，他都觉得不满。但他还是请人把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不久后他告诉罗素，序言的德文译文不佳，他不想把它和自己的著作一起付印，尽管他的著作也可能因此就无法出版。结果不出维特根斯坦所料，没有罗素的导论，出版商拒绝出版。到此，维特根斯坦已竭尽努力，差不多只有放弃了。幸好罗素君子雅量，继续托人联系出版事宜，几经拒绝之后，1921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最后一期上，并附有罗素导论的德文译本。1922年，仍借助罗素的帮助，此书的德英对照本在英国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巨大影响。逻辑实证论运动可谓发端于此，虽然这一运动的走向殊非维特根斯坦原意所盼。张申府先生独具只眼，1927年即译出此书，题为《名理论》，当年及翌年分两期发表于《哲学评论》杂志，这是此书英文译本以外首次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实际上，其他文字的译本迟至50年代才出现。
《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它主要是从早期笔记摘编而成的。这是一本薄薄的书，译成中文不过70页，但所涉及的论题却极其广泛。这本书的形式也很特别：每一章有一个总题，然后给出一系列扩充和论证。我把这本书最前面的中译文抄几句在这里，读者即可对它的形式得到一点印象：
1 世界是一切实际情况。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不是物的总和。
1.11 世界由全部事实所确定，由它们即是全部事实所确定。
1.12 因为事实的总和既确定了实际情况，也确定了所有非实际情况。
1.13 在逻辑空间中的全部事实是世界。
1.2 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1.21 一件事情可以是实际情况或不是实际情况，而其余一切则仍保持原样。
2 实际情况，即事实，是基本事态的存在。
2.01 基本事态是对象（事质、物）的结合。
〔本书“世界、事实、事态”一节选入了这些内容。〕
这一句一句的格言式的语句，用号码排列，表示每个语句的主从关系。所有词项都像是术语，实际情况（Fall，Was der
Fall
ist）、事实（Tatsache）、原子事实（Sachverhalt）、物（Ding），它们像数学概念一样互相定义，草草一读完全不得要领，读中文更不知所云。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这本书写得“像水晶一样清晰”，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人能理解”，因为“它推翻了我们所有关于真、类、数的理论以及所有其他理论”。
全书分成七章。最后一章只有总题一行字“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下面没有任何东西了。这也是很自然的，话已经说到必须保持沉默处，再喋喋不休就很奇怪了。
《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性的主要思考被总结为“图像理论”。据维特根斯坦自述，他战时在东线的战壕里读到一本杂志，其中提到在巴黎一个法庭上用玩具模型来表现一场实际发生的车祸，这给了他图像论的灵感。语句是事态的图像，一边是发生的事情，另一边是图画之类对事情的表现、摹画。当然，语句不是字面上的图画，维特根斯坦把语句这种图画称为事态的“逻辑图像”。
表现一场车祸的图像中有两辆车，这两辆车处在一定的空间关系中，这是图像的内部结构。除了图像内部的结构，图像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图像之为图像”的东西，即它和事件的同构性质，只因为我们了解这种同构性质，我们才能说这个小小的卡车模型代表那辆巨大的卡车。模型车和真车都是三维的，都摆置在三维空间中，这一点使得模型车可以摹画那辆真车。但二维画面上的图像呢？我们通过透视法等等早已了解，二维画面和三维空间也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同构关系，我们才可能用几道简单的笔画代表一辆真实的车。
图像论的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复合语句对应于复合事态。复合语句都可以分析为原子语句。原子语句摹画原子事实。原子语句不能分析为更基本的语句，但可以分析成名称。名称是不可分析的，因此也称作“简单符号”。名称与简单对象相应：语句可以描述对象，名称却并不描述对象，它只是与简单对象相应。我们通过名称与对象的直接联系直接了解名称的意义。
原子命题可以分析为一些简单符号，但单独的简单符号对世界无所说，它们只在句子中、在符号的特定配置中有所说。与此相应，“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不是物的总和”。
我们可以通过张三喝水这样的句子来理解图像论。维特根斯坦自己说，个体如苏格拉底、这本书等，“恰恰起着简单对象的作用”。不过，张三、水、喝都不是真正的简单符号。日常语言使用的都是复杂符号。那么，能否举出简单符号（由此也举出简单对象以及原子命题）的例子呢？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的困难是，我们总说到简单对象，却举不出一个实例来。”他曾考虑过关系、性质、视域上的小片、物理学里的物质点。但他最后的想法是，不必要：简单对象的存在是一种逻辑要求，一个逻辑终点：“简单对象的存在是一种先天的逻辑的必然性。”最后在《逻辑哲学论》中他采用的就是这个结论。找出简单对象是经验科学的事儿，就像找出原子和质子是物理学家的事儿，哲学家从事的是逻辑研究，只要确定简单对象在逻辑上必定存在，哲学家的工作已经完成。
主导问题本来可以这样表述：语句是怎么获得意义的？《逻辑哲学论》的思路是：我们的语句可以分析为原子语句，原子语句通过简单名称与简单对象的对应而获得意义。如果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解决的不仅是“语句怎样具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同时也掌握了世界的逻辑结构。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原子事实包含着永恒不变的简单对象，等等。《逻辑哲学论》是从世界、事实等等开篇的，但从笔记可以了解到，对这些部分的探究出现较晚。我们大概应该把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理解为：通过对语言的逻辑结构的探索进展到对世界逻辑结构的认识。
当然，我们并不能通过逻辑知道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那是偶然的事实，由科学去发现。逻辑学家只关心也只能知道那些先于并独立于世界实际所是就必然如此的事情。
图像论不是什么新鲜的构想，倒是我们在初步思考语言时最容易产生的想法。但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说有很多独到之处。一个特点是他深入思考了浅俗图像说会带来的很多疑问，从而提供一个逻辑上相对完备的理论，例如，他提出可能事态的图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又与原子图像相结合，这样，他就既能回答：不存在的事情怎么会产生图像？又能回答：这类图像不描述事实，怎么会具有意义？
当然，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仍包含不少困难。例如，简单对象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用“那不是逻辑学问题”打发这个问题，似乎不能让我们乃至让他自己感到满意。从1厘米到2厘米包含着无限多个长度，这类事实似乎隐示有无限多的简单对象。又例如，如果准原子命题“这是绿的”和“这是红的”是互相独立的，它们似乎就不可能构成逻辑上互相排斥的关系。在《逻辑哲学论》的框架内，这些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后来通过对充分分析思路的批判，从根本上放弃了这个框架。
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另一个特点，我想是更重要的特点，是：维特根斯坦通过他的图像论来澄清他对伦理学的思考，这可用“不可说”这话来概括。
不可说
在早期的工作中，维特根斯坦表现出对逻辑学内部问题的相当兴趣。不过，他一向把逻辑和罪孽连在一起思考。他不是作为一个狭义的逻辑学家工作的，他对逻辑学的贡献也有限。与其说《逻辑哲学论》是逻辑学工作，不如说是逻辑哲学工作，“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逻辑哲学的论文）”这个书名也说明了这一点。但就维特根斯坦的广泛关怀说来，“逻辑哲学”听起来似乎也太狭窄了。他关怀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伦理问题，人生意义问题之类。不过，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意义问题是不可言说的。
上面提到，《逻辑哲学论》第七章即最后一章只有一句话：“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该书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他对这本书的中心论题的另一种表述是：什么能被语句（或语言）说出（gesagt）（或思想），什么不能被说出而只能被显示（gezeigt）。这些话说得很有力，常被摘用。
哪些东西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这里那里提到不少，逻辑形式、形而上学主体、价值、伦理学的东西和美学的东西，等等。我们不妨先反过来问：什么是可说的？回答相当简明：只有偶然的东西，只有事实和事态，是可说的。那么，反过来说，除了偶然事态，都不可言说。
偶然事态只有相对的价值，维特根斯坦并且主张，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没有价值，于是，价值或绝对价值是不可说的。同样的说法适用于意义、绝对安全、绝对幸福、绝对自由，等等。形而上学主体是不可言说的。当然，经验自我不在此列，经验自我是世界中的一物，在逻辑意义上，与其他事物并无区别，也只是偶然存在。
不仅这些属于神秘之域的东西不可言说。逻辑，我们平常认为它最清楚最不神秘，细想起来，也不可言说。因为只有世界的实际情况是可言说的，而世界实际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这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我们需要通过经验和科学去了解、去揭示。哲学家或曰逻辑学家则只想知道也只能知道具有逻辑必然性的事情、先天的或曰独立于经验的东西。他要么高于科学家要么低于科学家，反正他不是科学家。他提出的是一些逻辑命题而非事实命题。然而，若除了事实或可能是事实的东西之外都不可言说，逻辑命题又是哪路言说呢？这的确有点儿为难。《逻辑哲学论》提供了一个著名的梯子比喻：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书比作梯子，借梯子登上高处以后必须把梯子扔开。这个比喻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困难，我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逻辑哲学论》刚写成后，维特根斯坦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把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划出界线称之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我们按常情想，最多能说，哲学的第一步工作是划出自己与科学的界线，划定界线以后好开始认真从事自己分内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划出界线，接下去无事可做，那么划这条界线干嘛？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无事可做，因为这条界线也正是可说/不可说的界线，一旦划定界线，处在界线这边的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仍能为划定这条界线发现一种意义。它不是为了保证哲学将来可以认真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事情可做），而是为了保证科学安分地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越界去谈论人生意义之类。说得再现实一点儿，不要抱有科学进步会促进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这类幻想。即使哲学的工作只是划界，也不等于哲学一旦划好了界线就自我消亡，因为科学不断发展，会以各种新方式重新造就幻想，因此，我们可能需要不断翻新的划界工作。
然而，不仅不可说的东西是不可说的，甚至，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线，如果它具有逻辑必然性，同样是不可说的。
谈论神秘事物，谈论不可说之事，一上来似乎就是个悖论。我们甚至不可能对神秘事物命名，甚至不知道神秘事物是不是“事物”？追问什么是神秘事物，就像在追问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面对“神秘事物”，我们需要真诚而彻底的沉默，甚至不可以说自己在沉默。
不过，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认为人有冲撞界限的冲动。这种冲动大概相应于人们常说的“人的形而上学冲动”。有一次与他人谈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表示他理解海德格尔要说不可说之事的冲动。尽管人们这时所说的注定是些蠢话，但维特根斯坦却并不因此嘲笑这种冲动。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也是他自己最本真的冲动。
不可言说的东西尽管不可言说，但它们能够显示。我们不难想见，基督教的神迹、禅宗的公案、浪漫主义眼中的大自然，都显示着不可言说的东西。不过，维特根斯坦特别关心的是言说之中的显示。语言除了说出什么，同时还显示什么。海德格尔甚至说，本真的言说就是显示。在把自己的《逻辑哲学论》推介给出版商费克的一封信中，维特根斯坦曾说明，《逻辑哲学论》的观点“是一种伦理的观点”，并称这一点也许是“了解这本书的一把钥匙”。他说，这本书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写出的部分，另一部分没有写，而正是没有写的那一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哲学“通过清楚地表现出可以言说的东西来意谓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维特根斯坦觉得人们在空谈伦理问题，而他自己则通过对可议论的事情的言说来对不可议论之事保持沉默，通过这种方式把一切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就像说，无并不是笼统无别的，无通过不同的有生成。不可说、不应说、不用说、不说，这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它随着言说生成。
维特根斯坦主张“不可言说的必须付诸沉默”，但还须记取他的另半句话：“凡可说的都能说清楚。”
他努力把能说的说清楚，从而把不可言说之事保持在它充分的力量之中，绝非把不可说之事当做思想懒惰的借口，不去认真思考，什么都说得糊里糊涂，然后悠然自得地“不可说不可说”一番。絮絮叨叨议论“沉默是金”，不是对不可言说之奥秘的尊重。
中期思想转变
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里，维特根斯坦称这本书的真理性是“确定而无可置疑的”，“哲学问题在根本上已经最后地解决了”。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维特根斯坦也称“我相信我已经最终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补充说：“这听上去可能很傲慢，但我不得不这样认为。”既然问题都已最终解决，他便扔开哲学，在1920~1926年的几年里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做小学教员，生活俭朴近乎困苦。维特根斯坦怀着理想主义的热忱投入格律克尔领导的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然而小学生的家长们，愚蠢的南部农民和小市民，很快就让他感到沮丧。当地人也不喜欢他，甚至有一次指责他对孩子过度体罚并为此采取法律行动。不过，在他那些小学生成人之后的回忆中，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尤其注重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为自己的学生们编了一本词典，这本词典几十年后仍有再版，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以及其他几乎所有教学模型，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当地的短途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工作，这一时期，时常有人访问他，他和访问者几乎只谈哲学问题，并且在解释自己的哲学观点时颇为激动。的确，仅从他后期所持的“日常语言立场”来看，我们也有理由猜测，他对小学生的教学，以及和普通人的来往，对他的哲学态度发生了影响。
1926年以后，维特根斯坦离开了乡村教师的职位，在一个修道院里做过园丁的助手，协助设计并负责实施在维也纳郊区为他姐姐建造的一个宅第。这个宅第后来曾是保加利亚的使馆。据查，1933~1938年各期维也纳地方志都把维特根斯坦标明为建筑学家。
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不久就结识了维也纳小组的创始人石里克。维特根斯坦没有参与维也纳小组的团体活动，他对卡尔那普、费格尔、纽拉特等人没有多少好感，也不赞许他们反形而上学的绝对实证观，他几乎只和石里克、魏斯曼交往，尤其与魏斯曼有多次交谈，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文化修养较高，品位纯正。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每年回维也纳度暑假，期间仍和石里克等人讨论哲学。魏斯曼后来把1929年12月至1932年7月期间维特根斯坦这些谈话的内容收集在《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一书中。
有记载说，维特根斯坦是1928年春天和魏斯曼及费格尔一起听了数学家布劳维尔在维也纳的题为“数学、科学和语言”的一次讲演后，重新萌发了哲学探索的兴趣。布劳维尔的基本思路接近于康德，强调理性的建构作用，数学不是纯粹的发现，更不是简单的同语反复，而具有发明的意味。布劳维尔也把类似的思想应用于语言。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并以《逻辑哲学论》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主考官是罗素和摩尔。此后同年，他在《亚里士多德协会会报增刊》上发表了短文《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看法》，这是他第二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发表哲学文著。
翌年底，维特根斯坦受聘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从此到他1947年退休，他大部分时间在剑桥思考、研究、教课。授课多半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房间进行。维特根斯坦事先会对课上将要讨论的问题做相当充分的准备，但到了课堂上，一切又似乎是从头开始。用学生马尔康姆的话说：“他在这些课上进行着创造性的研究。他思考某些问题的方式，就像他是独自一个人那样。”有时维特根斯坦沉默下来，并会用手势来禁止学生提问或议论，“在这种沉默中，维特根斯坦极其紧张和活跃：他凝神专注，神采焕发，手势醒目，表情坚定”。
维特根斯坦没有再发表什么文著，但他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以及不多几次专门口述给学生的笔记，却广为流传。他的一些学生根据数量巨大的笔记、听课记录以及一些半成稿在他去世后编订了一批成书，包括《哲学评注》、《哲学语法》、《蓝皮笔记本》、《棕皮笔记本》（这两本笔记是用英文写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若干评注》、《哲学研究》。
《哲学语法》大致写作时间是1931~1934年。维特根斯坦是按照一部书的设想来写作的，并完成了全书，但后来决定不予出版，留给后人的，是四卷手稿。1933~1934年间，维特根斯坦向他的学生口授了一些讲稿，这些英文讲稿打印了二三十份，装在蓝色封皮内，后来人们称之为《蓝皮书》。1934~1935年，维特根斯坦又向两个学生口授一些讲稿，这些英文打印稿装在褐色封皮内，人们称之为《褐皮书》。《褐皮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73节，第二部分25节。口授了《褐皮书》一年后，维特根斯坦尝试用德文对之加以改写，完成了大部分，改写后的稿子分142节，与原本相差很大。学者们后来采用的，多半是这个维特根斯坦改写过的本子。《褐皮书》后来全部译成德文出版时，里斯把它命名为《一种哲学考察》。
1928~1933年间可以视作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转变时期。他逐渐放弃并转而批判《逻辑哲学论》中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来描述这个转变。一个显而易见的角度是从“充分分析”入手。维特根斯坦早先提倡充分分析，分析而直到原子命题，直到简单对象。这种分析主要是解决语言意义最终来源的问题：简单对象和简单名称的直接对应提供了所需要的意义源头。现在，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原子命题互相独立的观点，继而放弃了简单对象的观点：简单对象只是哲学理论的虚构，并非逻辑的必然结论，在不同语境中，“简单”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起初，维特根斯坦把语句意义更多与证实联系在一起：“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它被证实的方法。”但他似乎不久就修正了这个相当极端的提法，认为证实只是弄清语词用法的一种办法，另外还有许多办法，例如自问某个语词是怎样学会的，或应当怎样教给孩子。所谓“证实原则”在维也纳小组那里发展成一个学说体系，但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发展似乎不以为然。他总体上不再打算建设任何意义理论，而是强调语言的实际用法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到他口授《蓝皮书》的时候，他的后期哲学已经大致成形。
《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曾打算定居苏联，并于1935年访问苏联，似乎是这次访问打消了他在那里定居的念头。翌年，他回到挪威的木屋里住了一年多，钻研数学哲学，并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新思想，即开始写作《哲学研究》。1938年年初，他回到剑桥任教。是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他申请转入英国国籍。秋天，他与剑桥出版社谈定出版《哲学研究》，但不久又把稿子要了回来。1939年，他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伦敦一家医院当看护，后来在纽卡斯尔的一个研究所当助理实验员。同时，他当然继续思考哲学问题，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即第一部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的。
战后他继续在剑桥任教，但对学院生活愈发不耐烦，1947年辞职。他到爱尔兰生活了两年，撰写《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后来编订的《纸条集》大半写作于这段时间。此后他交替在威尔士、挪威居住，曾访问美国三个月。那几年里，他曾准备出版《哲学研究》，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出版的念头。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学生安斯康和里斯编订全书并译成英文，1953年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出版，第一部分是主体，比较完整，第二部分篇幅较小，更多草稿性质。《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我像很多论者一样认为它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哲学著作。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哲学史的造诣不深，但他以最本真的方式继承了源远流长的西方哲学；继承了西方爱真理的精神，也继承了哲学最基本的艺术，在看似只能各说各话的事情那里发现论证。通过更深一层的论证和展示，让我们幡然省悟，透过纷纷扬扬的浅俗之见，直接面对问题。这里不可能对《哲学研究》进行研究，我只限于介绍几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
《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思想是“意义即使用”。这个提法的一个目的，是要防止把语词的意义当做某种实体。人们比较容易把“意义”误解为某种实体，但不大会把“使用”或“用法”误解为某种实体。
“使用”这个概念让人想到工具，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哲学研究》里有很多段落把语词比作各式各样的工具。罗素等人最喜欢用书桌之类举例来说明语词的意义，这类例子隐含着对语言的反映论式的理解，而使用工具的思路有助于纠正这种理解：一件工具不镜映对象，它适合作某一件工作。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在于像使用工具那样对世界作出应对。为醒目计，可以说，语言的功能是反应而不是反映。
与“意义即使用”紧密联系的一个主题是语言游戏。德文词Spiel不止有“游戏”的意思，也有“活动”的意思。“语言游戏”的一层意思是说：语言首先是一种活动。我们不妨和《逻辑哲学论》的图像说对照来看。在图像理论里，语言从根本上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而语言游戏则说，语言是编织在现实中的一种活动，是和其他行为举止编织在一起的活动。在图像说里，语言沿一条边和现实接触，而语言游戏则说，语言和现实大面积交织在一起，通常难分彼此。在图像说里，世界和语言仿佛一开始都是已经制成的、现成的，而语言游戏却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而且还在不断生长。
“游戏”这个概念还提示遵守规则。当然，游戏不是一些遵循规则进行的机械活动，游戏首先是乐趣、情趣、旨趣，这些东西比规则更加重要。游戏这个概念是有点特别，一方面，游戏自由自在而无目的约束，另一方面，多数甚至所有游戏都要遵从一定的规则。
在谈论工具和游戏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反复强调它们的多样性。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工具，看上去差不多的工具可能有很不一样的用途和操作方式，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驾驶室里的各种手柄看上去都大同小异。（自然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都是要用手抓住来操作的。）但它们一个是曲轴的手柄，可以停在各种位置上（它是用来调节阀门开启的大小的）；另一个是离合器的手柄，只有两个有效位置，或离或合；第三个是刹车闸的手柄，拉得越猛，车刹得就越猛；第四个是气泵的手柄，只有在来回拉动的时候才起作用。〔第12节〕
维特根斯坦借此说明，语词及其“操作”也是各种各样的。维特根斯坦一向把语词的用法和语词的学习联系起来考虑，通过这一联系我们可以在更深处领会语词用法的多样性。“核桃”是一个词，“二”也是一个词，但学会这两个词是十分不同的过程，也包含了十分不同的理解方式。“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表面上是两个相似的语词，然而却是两类十分不同的经验的形式化。
他在23节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来描述它——根据描述（绘图）构造一个对象——报导一个事件——对这个事件的经过作出推测——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的结果——编故事，读故事——演戏——唱歌——猜谜——编笑话，讲笑话——解一道应用算术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
维特根斯坦强调多样性，反对过度概括。这一点也体现在另一个重要概念即家族相似概念那里。家族相似概念是针对以往哲学中的共相概念提出来的。传统的共相概念主张，我们之所以把跳绳、打牌、下棋、足球比赛都叫做“游戏”，是由于这些活动有一个或一些共同之点。维特根斯坦反对这样的看法，他指出，种种游戏并没有一种共同的特征，而是形成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具有某些家族相似之处。“一个家族的有些成员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还有一些有一样的步态；这些相似之处重叠交叉。”与此相似，一个概念之下的各种现象A、B、C、D并不具有唯一一种或一组共同性质，而是A相似于B，B相似于C，C相似于D，等等。有些洞见，虽然新，却不是靠奇巧怪异吸引人，平平正正把道理说出来，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家族相似”概念就属于这类并不大常见的洞见。在维特根斯坦之后，很少有人会简单从“共性”来解释概念了。
在这些探讨之后，《哲学研究》的初稿下面接着讨论数学哲学，但这一部分也许维特根斯坦打算单独成书，在后来的“定本”中裁去了这个巨大的部分，改而探讨所谓“私有语言论题”。
有些人主张，语词的意义在每个人心里，人心各自不同，因此意义实际上完全是私有的。我要说，各种通行的语言意义理论，根底上都包含这一主张。但这一主张其实只是一系列混乱思想的集合。这一主张延伸下去，其结论只能是：我们只是貌似在交谈，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哲学研究》洞烛幽微，从多种角度揭示了这一主张所凝聚的各种传统哲学谬误。
像这样介绍《哲学研究》，其实很不妥当。它不像普通哲学著作那样，一个一个处理一些一般性的概念。毋宁，主要篇幅反反复复讨论一些细微的问题，例如，孩子怎样学会等差数列？例如，我是否以及怎么知道他在疼？例如，你说他要来，我们以及你自己怎么知道“他”指的是谁？不少读者，尤其是那些读惯了徒托空言从大词到大词的读者，不习惯维特根斯坦那种方方面面反反复复讨论的方式，以为琐碎，其实，这些精微入里的分析所撬动的是哲学的诸种根本问题，所谓“离析一丝而会通于大道”。维特根斯坦在思想的最深处进行艰苦的探索。在这个深处，所有端绪都密不可分地互相纠缠；在这深处的任何一点儿辩正，都会对思考其他问题产生巨大的调整作用。所以，尽管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里基本不谈论宗教、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社会学、教育、人生，在其他地方也很少直接谈论这些话题，但他却对所有这些领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然理解与智性治疗
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少热忱追随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学人，对这一转变深感不解，我则像多数后学一样，认为他的后期思想远为更加深刻更加博大。
坚持逻辑主义的哲学家，的确很难接受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因为在这一方面，维特根斯坦的转变是根本的。逻辑主义主张，平常的话语原则上是不清楚的，存在着一种一般的分析方法，提供一个整体上更清楚的话语体系，甚至提供一种终极清楚的话语体系。维特根斯坦早期的主张不是这样，他认为平常话语“如其所是的那样在逻辑上就是完全有条理的”，然而，他仍然相信只有通过充分分析才能最终说明平常话语的意义来源。现在，他放弃了充分分析的思路。那又该怎样来解决意义来源问题呢？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理论来说明意义的来源。意义是自然发生的，它不是在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相接触的地方发生，而是在我们学习语言的实际过程中发生。在给定的生活形式中，我们听到一句话，通常直接就理解了。在话语和理解之间，不需要什么中介。哲学理论经常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桥梁，以便跨过从语句到理解的鸿沟。维特根斯坦倒转了思考的方向：本来无鸿沟，理解是一个自然的、直接的过程。逻辑分析的目标不再是简单名称或简单对象，而是澄清某些误解。我说“苹果来了”，你问“苹果来了”是什么意思，我改说“张三来了，张三带着苹果”。你若再问“张三来了”是什么意思，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请你像两岁的幼儿那样重新开始学习汉语。
当然，只有对于人，语言的理解才是自然的，你无法教会一只母鸡这是指体积、那是指岁数，但你却可以教会一个六岁的孩子。的确，在学习的任何一步都可能产生误解。然而，学习的过程无一不是一个无穷无尽地消除误解的过程。解释用来消除误解，而不是消除一切误解的可能性。我们有时需要解释，需要中介，但最终要来到直接理解。惟因理解是自然的，我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误解、导致理解等等。分析和解释通常是就某一不清楚之点而生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中，原来那句话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场合中都可以或应该作这种解释。而且，即使经过分析的语句的确比原来那句话更清楚，这也不意味着经过分析的语句一般地可以代替原来的语句。维特根斯坦关于自然理解的思想，其意义远远超出语言哲学的领域，是对西方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
和自然理解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特根斯坦批评了自己从前所持的图像论。有时候，一幅图像可以为语句提供解释，但我们并不总需要一幅图画，而且图画本身也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第139节插语说到一幅图画，画的是一个老人拄着拐杖上一个陡坡。维特根斯坦问：为什么你这样理解？“假如他以那个姿势在往下滑，看上去不可能是一个样吗？”这并不是说，一幅图画随便怎样解释都是一样的，而是说，我们对图画有一种自然的理解，维特根斯坦接着说：“也许火星人会这样描述这幅图画。我无需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描述。”语句提示一种自然的用法。
自然理解的思路大大弱化了理解和误解的差别，特别是事涉复杂的情况。但绝不可像某些读者那样把维特根斯坦防止极端化的努力再次极端化，似乎他是要取消理解和误解的区别，主张一切理解都是误读。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语言没有一种唯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我们也没有一种一劳永逸地消除误解的办法。哲学不为任何问题提供终极答案，哲学不是要重新构造一种完善的语言或意义理论。哲学分析为解惑服务，是对误入歧途的初级反省的诊治。
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是智性治疗的思想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说到治疗，人们或许认为这种想法太消极了。其实早在两百多年前，康德就已回应了这个批评：“一项限制思辨理性的批判，虽然就此而言是消极的，但由于它同时借此排除了那限制甚或威胁要完全取消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障碍物，事实上却具有积极的和非常重要的用处……否认批判的这种服务有积极的用处，如同是说警察不产生积极的用处，因为警察的工作毕竟只不过是阻止公民可能为其他公民会采取的暴力行为而担忧，以便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安居乐业罢了。”当然，比较起警察，医生是个更好的例子。想一想医生和生命的关系——生命自然而然生长起来，医生救死扶伤，但医生不创造生命，而且也可以说，和生命的出现相比，医生的作用极其有限，然而医生们不为这一点烦恼。
结语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探索是从弗雷格和罗素入门的，无论是他的前期哲学还是他的后期哲学，始终都在回应这两位前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里说：“我只想提到弗雷格的巨著和我的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则包含了大量对弗雷格、罗素以及自己早期思想的批判。可惜，维特根斯坦没有激发这两位前辈的回应，从一开始，弗雷格和罗素就没有懂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真正趣向。弗雷格读了《逻辑哲学论》开头部分的打印稿，写信给维特根斯坦，直话直说，他一个字也看不懂。罗素倒是很赞赏这本书，请人把它译成英文，并为之作了一篇长长的序言。然而这篇序言却让维特根斯坦断定罗素根本不理解这本书。即使如此，我们前面说到过，罗素对青年维特根斯坦还是十分推崇、着意扶植，然而，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后来的哲学大不以为然，他在《我的哲学发展》中说道：“我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没有找到任何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弗雷格自视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对哲学的兴趣可说是由数学和逻辑的兴趣引导的。罗素与弗雷格不同，他对哲学问题有广泛的兴趣，并在各个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的哲学兴趣没有维特根斯坦那种深度。
维特根斯坦不像大多数哲学家那样熟知哲学史。在哲学方面，除了弗雷格和罗素，维特根斯坦还熟悉叔本华的著作，并通过叔本华对康德和佛教有所了解。在哲学和宗教邻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熟悉祁克果和詹姆士的一些著作。他特别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素养。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深刻的思想无法轻易理解。虽然维特根斯坦一出道直到一生终了都名满哲学界，但不被理解的痛苦却始终伴随着他。他很早就感到：“不被任何人理解是非常痛苦的。”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他又写道：“我的成果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要正当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确是很困难的。我自己一直在缓慢努力。这当然包括不断细读文本。当然，细读是为了理解，从根本上说，是对哲学、对我们的时代、对人生，慢慢培养不同流俗的真切理解。只能是这样——如果自己不学会思想，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思想家的思想。
1949年，维特根斯坦查明患有癌症，生前最后一段时间他住在他的医生和朋友贝文（Bevan）家里，继续从事哲学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1951年4月29日，62岁生日的第4天，维特根斯坦与世长辞。在他充满精神创造和灵魂骚动的一生中，维特根斯坦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对自己设置了最高的标准，从而使他的一生充满紧张和痛苦。在临终之际，他却对守护他的贝文太太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的确，极为美好的一生。
2011-04-27 10:27:45 坎普分子 (深入浅出)
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
不相信〔传统〕语法是从事哲学的第一项要求。”
当时维特根斯坦籍籍无名，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商一会儿要求有名教授作出评价，一会儿要求维特根斯坦自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维特根斯坦极为恼火，认为要求作者自费出书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纳它”。至于名人的评价，罗素承担下来，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维特根斯坦读后，坦率告诉罗素，无论是解释的部分还是批评的部分，他都觉得不满。但他还是请人把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不久后他告诉罗素，序言的德文译文不佳，他不想把它和自己的著作一起付印，尽管他的著作也可能因此就无法出版。结果不出维特根斯坦所料，没有罗素的导论，出版商拒绝出版。到此，维特根斯坦已竭尽努力，差不多只有放弃了。幸好罗素君子雅量，继续托人联系出版事宜，几经拒绝之后，1921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最后一期上，并附有罗素导论的德文译本。
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他对这本书的中心论题的另一种表述是：什么能被语句（或语言）说出（gesagt）（或思想），什么不能被说出而只能被显示（gezeigt）。
我们不妨先反过来问：什么是可说的？回答相当简明：只有偶然的东西，只有事实和事态，是可说的。那么，反过来说，除了偶然事态，都不可言说。
《逻辑哲学论》提供了一个著名的梯子比喻：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书比作梯子，借梯子登上高处以后必须把梯子扔开。
《逻辑哲学论》刚写成后，维特根斯坦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把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划出界线称之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我们按常情想，最多能说，哲学的第一步工作是划出自己与科学的界线，划定界线以后好开始认真从事自己分内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划出界线，接下去无事可做，那么划这条界线干嘛？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无事可做，因为这条界线也正是可说/不可说的界线，一旦划定界线，处在界线这边的就无话可说了。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仍能为划定这条界线发现一种意义。它不是为了保证哲学将来可以认真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事情可做），而是为了保证科学安分地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越界去谈论人生意义之类。说得再现实一点儿，不要抱有科学进步会促进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这类幻想。即使哲学的工作只是划界，也不等于哲学一旦划好了界线就自我消亡，因为科学不断发展，会以各种新方式重新造就幻想，因此，我们可能需要不断翻新的划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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