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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效果”

 Rqhahaha 2017-07-26
 

第三人效果


“ 第三人效果”,又称“第三人效应”,最早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教授于 1983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传播中第三人效应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的。


理论的开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戴维森参与了战时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在这期间,他得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硫磺岛上驻扎的一支美国队伍是由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组成的,当时日军向该岛空投了大批传单,宣传美日之战是由白人挑起的,与黑人无关,煽动黑人士兵投降或者逃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这支美军队伍竟然解散了。后期经过调查发现,传单其实对黑人士兵并没有产生影响,而是白人士官担心日军所采取的心理战队黑人士兵有影响,于是决定撤退。

      在冷战初期戴维森研究了联邦德国报刊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不少记者的回答是“那些社论对像你我这样的人影响很小,对那些一般的受众有可能影响比较大”。此外,从1978年到1982年之间学者戴维森以“纽约州长选举竞选宣传的影响”、“电视广告对儿童的影响”、“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选举报道的影响”为题先后进行了四次实验---这里是研究方法,没有展示,实验结果都证明了“第三人效果”的存在。

理论的主要内容

     戴维森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负面影响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倾向于认为这些信息对“我”或“你”未必产生多大作用,然而对“他”人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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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戴维森对“第三人效果”的陈述侧重于大众传媒对他人的影响要大于自己的影响,那么我们究竟是高估了大众传媒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了对自己的影响,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精确性的问题,所以学者Cohen、Mutz、Price和Cunther等人开始了对“第三人效果”的实验。

    Cohen、Mutz、Price和Cunther等人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分为4个组进行实验,实验采取了控制变量法,这4组受试者在实验中分别阅读有关一位加州最高法院法官以及斯坦福大学足球校队教练的简报。控制组读的是匿名的消息来源、报纸内容比较中立。其他三组分别阅读来自匿名消息来源的一些诽谤消息、消息来源有正面偏见和负面偏见的诽谤报道。在四组测试者阅读完剪报后,让他们自己评判报纸内容对自己的影响或对他人的影响。Cohen等人指出,在三个实验组中,阅读消息来源有正面偏见及阅读匿名消息来源的诽谤报道的被测试者,之所以会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剪报内容对自己的影响,而不是高估了剪报对他人的影响。而阅读消息来源有负面偏见的诽谤报道的被测试者,则是高估了剪报内容对他人的影响,才产生了“第三人效果”的认知。从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出这两种解释都在世纪研究中获得了支持,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人们可能一方面高估了传媒对他人的影响,低估了传媒对自己的影响。

 


理论重点

     在戴维森看来对于第三人效果假设有两个方面的理论重点: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主要就是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对他人的影响,或者低估了传媒对自己的影响,或者是这两种猜测并存;第二个层面是后续行为层面,即人们通过预测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对他人的影响,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第三人效果并不是说人们真的直接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而采取行动的,人们采取行动的依据主要就是根据他人受到影响的预期而采取行动。比如在2010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造成福田核电站有核污染泄露的危机,那么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引起了中国市民的恐慌;因为核泄露就会污染海盐,核泄漏所带来的放射性物质会危害人的身体,食用碘盐可以防辐射,这一类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引起了恐慌,造成了我国“抢盐风潮”。很多超市的盐被一抢而空,很多人买的盐足够一家人吃几辈子了,最后谣言被攻破后,很多市民开始犯愁,所抢购的盐不知怎样处理。根据“第三人效果”来解释,当人们得知缺盐的消息时,虽然认为自己不太会被这种信息所影响,但是高估了这类信息对他人的影响,人们会判断,当缺盐的消息传播之后,很多人会去购盐;如果自己不去的话就会买不到盐,就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基于这种心理,引发了“抢盐”热潮。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从传播效果来看,第三人效果是一种间接效果论。

 

理论产生来源


     对于“第三人效果”理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主要是从受众的心理层面分析了产生“第三人效果”的原因。比如学者倾向于“归因理论”、“乐观性偏见”、“自我强化”等理论。

    归因理论:1958年,学者海德在其《人际关系心理学》中,从通俗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归因理论,其理论的主要解决的是在日常中人们怎样找出事件的原因。他从内因(比如人的情绪、态度、价值观等)和外因(外界环境)这两方面来解释“归因理论”。通常我们在解释人的性格时常常从内因出发,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常归结于外部环境。

    乐观性偏见:这一理论主要就是认为人们对自己盲目乐观,总是觉得与他人相比自己不太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另外,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很优秀,习惯于用正面方式评价自己,在好事面前容易夸大自己的作用,而在在坏事面前倾向于推诿责任。

    自我强化理论:在理解这一理论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强化理论”,美国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斯金纳、赫西、布兰查德等人从“操作条件反射理论”对动物进行试验然后推至人,在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之后,提出了“强化理论”,也称为行为修正理论或行为矫正理论。“强化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人或动物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采取一定的行为,当他发现这一行为对自己有利时,他会继续采取这种行为,反之亦然。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正强化或负强化的方式来影响行为的后果,从而修正自己的行为。“自我强化”主要就是人们往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更能避免被负面信息的影响。

    对于“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原因除了高估传媒信息对他人的影响,低估了传媒对自己的影响,这种“低估”是与人们的认知和动机有关。认知主要就是指人们对自我认知不清晰,并不了解自己的能力;那么从动机而言,就是人们从保护自我角度出发,这就涉及到了以上的“归因理论”、“乐观性偏见”、“自我强化”理论。

理论影响因素

    第一是信息的性质,人们在评估负面信息的影响之际倾向于认为负面信息对别人影响很大,这时容易产生“第三人效果”,而在评估正面信息的影响之际,则会出现相反的倾向,即认为正面信息对自己的影响大,这被称为“第一人效果”或“反转的第三人效果”。

    第二是信源的性质:一方面是从信源的可信度的视角,如果是低可信度信源提供的信息,那么更容易产生“第三人效果”,另一方面是是信源的说服动机强弱程度,越是说服或宣传色彩强烈的信息(如广告或竞选宣传),越容易引发“第三人效果”。

    第三是社会距离,这主要是从人们的交往圈子视角出发,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介信息对与自己社会距离大的人(也就是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人)影响较大,而对自己比较熟悉的人或群体影响相对较小。

    第四是个人因素:1、年龄因素,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这主要是从社会经历而言的,年龄大的人他们经历的多,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理解,受到媒体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就会比较小,那么就极易出现“第三人效果”。2、学历因素,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为媒介信息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3、预设立场因素,媒介信息的观点越是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不一致时,人们极易会采取“对抗式解读”,认为传媒信息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小,就会高估传媒信息对其他人的影响力;当传媒信息与自己的观点一致时,这时人们则会觉得传媒信息对自己影响大,出现“反转的第三人效果”。4、自我关联程度,当媒介信息所涉及的问题与自我关系越密切时,人们就越倾向于认为他人会受到影响。5、对相关信息的专业感。对媒介信息涉及的问题,一个人越觉得自己是内行或专家,越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认知倾向。

 

在网络中的现象

    即使众多学者对“第三人效果”进行研究,但是却未能做出一个系统化的归纳,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从受者的角度来研究大众传播效果;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第三人效果”在网络环境中也被广泛应用,比如“网络哄客现象”、“人肉搜索”等现象,也可以从“第三人效果”的角度来分析。当某一事件进入互联网时,人们对事件的了解比较模糊,缺乏对事件的认知,那么这时网络上的声音比较多元化,当然也存在着理性、非理性、情绪化等声音;人们对事件还是难以辨别的。随着事件被炒红,人们在这海量的信息中去伪存真,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然后会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评判事件,同时呢对于网上非理性的声音也进性纠正。这就是网络上“第三人效果”产生的过程。前面提及到的“网络哄客”、“人肉搜索”等现象,在起初可能会给人带来快感,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让人们反思,转而会对“人肉搜索”进行限制。

 

相关理论

第一人效果

    所谓的第一人效果主要是从大众传媒对自己的影响视角来分析的,主要是指当受众所接受到的是正面的、符合社会规范的信息时,便倾向于认为这类的信息对自己的影响要大于对其他人的影响,这种现象颠覆了第三人效果中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的理论内涵,被称为“反第三人效果”或“第一人效果”。对于“第一效果”的传播的后续行为可以扩展到“主动传播”层面,这主要就是说,当受众认为传媒信息对自己的影响比较大,此时人们酒瓯可能主动传播信息;因此,从宣传方面而言,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研究效果,不妨利用“第一人效果”视角来激发受众的主动传播。

共识效果

    共识效果则认为大众传播讯息对自己和对他人会产生同样程度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穿衣镜式的认知”。基本上这种认知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对社会议题的意见是妥当的。为了强化这一信念,便认定他人和自己对社会议题会有相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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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意义

    我们目前处在信息不确定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人效果”理论提醒我们,大众传媒既要及时传达危险信息,履行“环境守望”的社会功能,又要以慎重、负责的态度处理危机信息,防止由不实报道、炒作式报道引发社会混乱。

    在对互联网信息的评估上,同样也存在着“第三人”效果现象。立法和传播政策的制定是一项科学的活动,它应以民意为基础,但又不能为一时的表层舆论所左右,而是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这些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实际危害程度,建立适当有效的法律规制和政策约束机制。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作为一种强效果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不仅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而且揭示了受众的媒介认知的多面性,效果产生的间接性和复杂性,以及认知、态度层面上的效果向行为层面的转化机制等。在这些方面,“第三人效果”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类的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理解。

    注意,单凭大众传媒的报道并不能引发普遍的“第三人效果”现象。因此,避免把大众传播的影响力绝对化是必要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理解“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等其他效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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