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读书治学顾炎武精力惊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即使在离乱之中，“改容作商贾”（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剪发》），流转北方，奔走旅途中，也从未中断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据说，他在“混迹同庸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惨历中羹”（王蘧常顺亭林诗集汇注·旅中》）的情况下，完成了《唐韵正》这样的著作。顾炎武不惟主张读书，而且还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去，反对内向的主观学问，提倡外向的务实学问。注重实地考察，把治学与救世济民结合起来，这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他27岁就开始写《肇域志》，记全国“郡县沿革形势”，但未成书。他的重要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早在家读书时就积累材料，准备编写，但是只有在他遍游北国，亲历各地，“往来曲折一二三万里，所览书义得万余卷，爱成《肇域志》；也只有他“游览天下山川风土”，才能发现过去为《大下郡国利病书》所收集的材料，“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因此能发现和纠正古人的许多错误。他作这两部书的目的，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试图通过这两部书的纂辑，从中去探寻国贫民弱的根源所在，可见他的治学是和爱国救世联系在一起的。 《天下都国利病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自然地理知识，更主要的是书中大量纪录了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明末清初的许多社会弊端，是一部典型的经世致用之作。他每到一处就进行实地调查，在山东游历了崂山以后，在其所著《劳山图忐序》中对崂山的来历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其山高大深阶，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始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之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民苦之，而名之日劳山”，融自然、历史考察和社会凋查于一炉，足他的历史地理著作的特点。 在山东，顾炎武还在各地详细地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如在峰县，当他看到这里景象十分荒凉，就寻求有关典忘记载，追本溯源，探其历史原因。经他考证，这里原有水田万顷，是鱼米之乡；并有冶铁、制陶等手丁业，素称富饶，只是到了明朝后期，政治腐败，水利不修，河道堵塞，冶铁制陶工业衰败，才变得荒凉穷困起来。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实地调查，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治学观点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顺治十五年（1658年）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顾炎武又从山东至河北，出山海关至辽西，并几度至昌平谒十三陵。据记载，顾此行所到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自随”，边走边进行实地考察，过边塞亭障，遇到老兵退卒，以及熟悉当地地形的居民，“询其曲折”，向他们了解情况，“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清史稿》卷四八一），考察的结果，分别纳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大型专著之中。有时写成专题小册，如《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史事》、《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等。 康熙元年（662年）冬天，顾炎武开始了西北之行，游历了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许多地方。除亲自考察了太行。中条。太华等名山以及黄河。汾水、泾水。渭水等大川的自然状况以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北农业、手工业、盐铁、租赋、币制等社会经济的考察方面。据顾炎武自述，从45岁到63岁这段时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他这段时间的著作大多成书于旅途中，治学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他在以金石义字记）序》中对此有过很生动的描述：“比二十年间，周游大下，所至名山。巨镇。词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们落石，履荒律，代颓垣，番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亭林文集》卷二）他曾告诉他的外甥徐元文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叮以考古论今。”他考古研史，考察历代田赋、税役、郡县、钱法、港运、水利、兵制、科举等利弊沿革，都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敛华就实是他为学的最大特点。 拜师访友，研讨学问，是他治学的又一特色。他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亭林文集·与人书一》）在长期的游历生活中，顾炎武广交朋友，共同探讨学术，曾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项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L而成，吾不如李中乳险阻备尝，下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未锡色好学不倦，笃于朋友，若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引自《清史稿》卷四八一）同这些学者的交游，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等方面都得益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游历山东时，在济南他结识了平生最重要的朋友张尔峻。张尔岐精通三礼，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等书，顾炎武对他甚为推崇，视为自己的经学老师，在其代表作《日和录》的“丧礼”和“停丧”二条中，就采纳了张尔岐的说法。张去世，他写诗哀悼，“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竞谁传？”正因为顾炎武虚怀商榷，不自满假，所以他才能取长补短，学问日臻精湛，思想日趋成熟。完善。他和关中三友的交往，不仅以气节相砥砺，而且他们聚在一起争论哲学问题，切磋学问。关中三友之一的李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学者称“二曲先生”，他们相投合处是二人都坚持明遗民立场，不管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屈服，但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相抵触，李中孚是陆王体系，顾炎武是程朱体系，顾主格物，通过格物达到致知，重点在于“博学于文”；李主致良知，光求于内，再及于外，重点在“悟”，对此他们有争论，但并不影响友谊。李因笃，号天生，陕西富平人，与顾的关系最密切，顾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以东汉大学者视之。李治古音韵，顾的《音学五书师不断插入“李因笃曰”，对他的意见是很看重的。关中三友的另一个人则是王弘撰，号山史，陕西华阴人，他和顾炎武一样标榜朱于学派，但他对王学也不是一味排斥，认为王阳明“致良知”三字“真得圣学真脉”，“有功于吾道不小”，这种态度对顾炎武不能不有所影响。王山史对金。石。书、画很有研究，精于鉴赏，富于收藏，顾炎《金石文字记》一书中经常插入“吾友王山史曰”字样。由上简略叙述可知，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的交往，对顾炎武成为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学者大有帮助。 顾炎武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对此当时人莫不交口称道。好友王山史在《山志·顾亭林》一文中说，顾炎武“四方出游，必以图书自随，手所抄录，皆作蝇头行楷，万字如一”，当他看到我们有时宴饮终日，总是皱起眉头，等客人走了以后，告诫说“可惜一日虚度矣”，他就是这样对自己严格要求和勤于治学。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看到《肇域志》的原稿以后，写道：“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停录，看此部书稿，密行细书，没有一笔草书，对炎武这种治学精神，实在令人叹服。”的确如此，顾炎武在国破家亡之后，孤身一人，远离家乡，在旅途中。在马背上读书治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写出了学术价值极高的不朽之作多种，实在让人钦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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