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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一直都不愿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可实验的学科。他们更相信伯格( 1984)所说的，经济学最好是被看成是数学的分支，处于纯粹的和应用的公理系统相交的某个地方。正是在这个思潮的作用下,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数学化不仅成为衡量经济学家的优秀程度的可视化指标,更成为经济学的科学化程度的指示器,结果是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一度泛滥成灾。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经济学和数学有着本质的差别，这是因为经济学所要分析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行为，而人与人（社会）始终处于互动关系中，这就使得人的行为很难通过黑板来简单推演。经济学家脱离不了现实，也就只能直面现实，寻求其他方法推进经济学的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因实验研究而著名，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能不能用实验方法呢？其实，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学研究中就出现了规范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以弥补自然数据发现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不足（Ｒoth，1995)。但这些早期的实验研究并没有给同时代的经济学带来任何变化，直到弗农·史密斯以及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开创性研究发表后，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实验方法。特别是随着史密斯( 1978，1982) 着手系统整理和阐述经济学实验的方法论，经济学实验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当然，实验经济学开始真正成为显学，还得感谢行为金融学家的卓越工作，特别是希勒(Shiller) 对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的成功预言，让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的方法论支撑（经济学实验方法）在学术圈得以流行开来。 迄今为止，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实验方法也多种多样，如果按照数据形成的可控性程度分类，可以依次划分为实验室实验、人工现场实验、框架现场实验( Al－Ubaydli and List，2013) 。当然，现在很多学者也把一些自然事件或政策事件发生前后的数据采集称作实验，比如自然现场实验、自然实验或者准实验，这些所谓的实验涉及自然生成的数据，本质上还不能算作实验( Sims，2010) 。本文集中讨论实验室实验，因为这种实验是最基本的实验方法，同时又饱受争议，时至今日仍被许多研究者曲解和排斥。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实验室实验又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想忽视、但已经不能忽视。以下是对周业安（2014）（《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经济学迈向科学研究的关键一步?》，载《南方经济》2014年第8期）研究成果的介绍。 实验室实验的比较优势 实验室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能起多大的作用? 最基本的层面上，实验室实验是作为某种经济理论的检验工具而出现，比如早期张伯伦的实验等。受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哲学观之影响，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数据来验证其理论，计量经济学是一种常用的方式。但对于很多微观理论问题，比如偏好、市场结构等，经济学家很难采集到合适的自然数据加以检验，此时实验室实验就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不仅如此，实验室实验的内容远比理论检验来的更为丰富。 作为理论检验的实验室实验总是受到理论本身的限制，假如理论自身是错误的，那么实验室实验可能会跟着犯错。实验经济学家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通常会独立于单个理论而设计出实验室实验，以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实验室实验除了可以检验理论外，还可以起到沟通理论和现实世界桥梁的作用( Guala ，1998) ；并且可以作为证据呈现出某种内在逻辑关系的意义( Sugden，2005、2006) 。 正如史密斯( 1982) 所说，实验室微观经济系统就是真实生动的经济系统，其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便于管理的实验室微观经济环境，从而使我们能够对其施加足够的控制，并且精确地测量相关的变量。如果说实验室实验在实证研究方面比计量方法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杀死内生性！计量方法的工具变量法找到一个强有效的工具变量实在不易，通常用弱工具变量做权宜之计，内生性问题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实验室实验通过随机分组对照试验，彻底杀死内生性。 实验室实验的基本逻辑和思路 实验室实验试图通过一个可控情景来研究某些逻辑关系。一个现实的社会经济系统无一例外都可以抽象成环境、制度和行为三要素，三者之间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传统的经济学采取代表性当事人的处理方法，抽象掉人的社会性，从而无法在理论和经验上揭示这种互动关系。个体社会性的事实在实验室实验中可以得到有效地展示。举例：在标准的最后通牒博弈中，两个被试进行一个回合的蛋糕分配，其中作为提议者的被试提出一个蛋糕分配方案，而作为响应者的被试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在这种情景下，按照过去的经济学的预测，响应者只要大于0的任一正数，都会接受。而提议者很明显了解这一点，因此，只会给响应者不为0 的一个微小份额。这个看似简单的博弈满足博弈论的所有要件，并且理论预测完全符合基于理性经济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但大量的实验结果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响应者通常都会拒绝一个过低的但正的份额，并且提议者通常也会分给响应者一个远高于0 的正的份额。 这个“最后通牒”实验在扩大的被试群中以及不同的实验变种中都得到反复验证，并且退化成独裁者博弈后仍然如此。为什么被试会在实验室实验中展现出与理性经济人模型预测相反的结果? 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理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而实验室实验把这一社会性展示了出来。由于有特定的理论模型作为指南，实验室实验无论是作为证伪的工具，还是作为进一步发现新的理论线索之途径，都会严格受限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质上是把实验室中参与实验的被试当作是社会中的真实的代表性当事人，这样，实验室环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看，实验室实验类似于小样本研究。由于通行的经济学理论要求参与人是理性的，使得实验室实验在设计时必须遵循两个基本要求: 一是有效激励； 二是真实再现社会经济生活。 被试激励是实验室实验的一个关键所在。被试为什么要来参加实验? 被试选择参加这个实验，为什么会按照导语的要求做出真实的行为?即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对此，史密斯( 1976) 提出了诱导价值理论，这一理论要求针对被试的具体行为制定相应的货币报酬结构，及恰当的报酬均值来满足被试的激励兼容约束。通过满足这两个约束，被试在实验室实验中就如同在一个真实的社会情境中那样行事。 实验室实验看起来是一小群人在一个实验室环境中玩一些和经济学理论模型相关的游戏。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小的可控环境中，仍然构成一个小的真实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实验室实验不仅是可控制的，还必须是可重复的。 （1）可控制性是指如果实验室实验需要发现某些特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制度的影响，就需要把其他可能的影响变量控制起来，从而在实验室中生成受控条件下的数据集；（2）可复制性是指同样一个实验，如果更换了被试、扩大了被试规模、或者增加互动的频率等等，是否还能保持类似的结果?实验室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通过控制和重复，实验室实验所得的结果从理论上能够有效解释一些变量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关系置于实验室之外也是成立的，这就是史密斯( 1982) 提出的“并行原理”，该原理要求，在实验室中已经检验过的有关个体行为和制度绩效的命题，同样也适用于同等条件下的非实验环境。 总之，可以说，诱导价值原理和并行原理确保了实验室实验能够在受控条件下再现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而使得实验室实验生成的数据集能够真实反映行为人的相关信息。有了这一基本逻辑，经济学家就可以在实验室当中设计各种博弈，来研究自然数据无法实现的问题。戴维斯和霍尔特( 1993) 、弗里德曼和桑德( 1994) 给出了具体实验设计的详细论述和实例。 实验室实验的有效性、局限以及未来 实验室实验的争议一定程度上来自对它的有效性的怀疑。按照Guala ( 2012) 的定义，内部有效性是指一个给定的实验局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外部有效性是指这个给定的实验局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是否能够一般化，解释其他类似的环境。即使反对实验室实验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实验室实验的有效性这点并无疑问，他们的责难在于强调实验室实验缺乏外部有效性。不过，实验经济学家并不回避这一点（Levitt 、List ，2009)。 实验室实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招募学生被试来完成相关的实验研究，所以，对实验室实验的指责的核心问题是学生被试能否代表真实的社会成员? 直观上看，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似乎都和真实的社会成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差异，学生涉世未深，比较单纯，体会不到社会生活的复杂和艰辛，因而在做决策的时候难免幼稚、冲动。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些研究者针对学生被试和非学生被试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发现两类被试在实验室中的行为并无本质差别（Croson ，2010； Frechette， 2012)。另外，Guala ( 1999)指出假如我们把实验室实验看作是联接理论和现实的桥梁，那么外部有效性问题就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重要。换句话说，即便因为实验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实验室实验在外部有效性方面相比其他方法更弱，但这也不妨碍我们采用实验室实验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现场实验的兴起实际上是弥补实验室实验的外部有效性之不足，但就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的对比来说，两者各有优缺点，可以形成互补。不过，如何突破外部有效性的制约，是实验室实验面临的最大难题。 实验室实验的另一个问题是实验设计的争议。实验室实验要求很强的可控性，但实验研究者并不公开数据生成细节，也不提供数据生成的证据，从而其所发表的实验结果完全依赖研究者自己提供的数据细节，至于这些数据细节是否真实可靠，其他人无法证实。简言之，实验研究成果存在一个监管缺位问题。另外，虽然实验者强调实验局的重复，但这仅仅是实验设计的重复，并不等于整个实验的重复。实际上实验整体上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其他人采用一个已有的实验设计，但不可能招募原有实验的被试，也不能再现原有实验的各种条件。这样，假如实验室实验不能完全复制，相比基于自然数据的研究，就显得不那么稳健（Ｒubinstein ，2001)。 的确，对实验室实验来说，尽管从方法论到具体的实验设计都日趋成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质疑和争议，这些质疑有些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所共有的。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通常假定个体偏好不变，并且通常对个体去社会化，这样一种简洁处理看似获得了数学的精致效果，但可能完全没有抓住人和社会的本质。经济学研究不是越抽象越好，同样也不是越具体越好。 尽管我们不能同意这些共性的质疑，但不可否认，实验室实验的确存在很多局限之处。有些局限可以通过扩大被试池、更多的进行跨文化研究以及通过实验设计技术来加以克服，但有些局限很难完全解决。未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不仅要针对具体的理论问题形成相应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如何摆脱理论的束缚，让实验成为一个发现新知识的重要手段。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实验室实验将和现场实验、计算机模拟、计量经济学一起成为经济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必备手段，并且实验室研究将更多地帮助经济学家解决自然数据无法摆脱的难题。从这个角度讲，实验室实验仍然大有可为。 主要参考文献 1.Al－Ubaydli，O. and J. A.List，2012，“On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economics”，NBEＲ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7957. 2.Croson，Ｒachel and Simon Gachter，2010，“The science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73 ( 1) ，pp. 122 － 131. 3.Depositario，Dinah Pura T. ，Ｒodolfo M. Nayga Jr. ，Ximing Wu，and Tiffany P. Laude，2009，“Should students be used as subjects in experimental auctions?”Economics Letters ，102，pp. 122 － 124. 4.Falk，J. J. and A. Heckman，2009，“Lab experiments are a major source ofknowledge in the social sciences”，Science，326 ( 5952) ，pp. 535 － 538. 5.Franzen，Axel and Sonja Pointner，2013，“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giving in thedictator game A field experiment using the misdirected letter technique”，Experimental Econnomics，16，pp. 155 － 169. 6.Guala ，Francesco，2012，“Experimentation in Economics”，in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 13:Philosophy of Economics，edited by Uskali Maki.Amsterdam: Elsevier ，2012，pp.597 － 640. 7.Hertwig，Ｒalph and Andreas Ortmann，2001，“Experimental practices in economics: A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 for psychologists?”Behavioral and BrainSciences，24，pp. 383 － 451. 8.Levitt，Steven D. and John A. List，2009，“Field experiments in economics: The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53 ( 1) ，pp. 1－18. 9.弗农·史密斯，1982，《作为实验科学的微观经济系统》，载于《实验经济学论文集( 上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译本，第341－404 页。
作者：高岭；获定量群学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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