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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金钱的态度,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默墨6u18k33lxx 2017-07-27

你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你人生…

来自有书

15:51

文 | 灯塔妈妈 · 主播 | 及静 · 编辑 | 天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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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快看》之5分钟带你读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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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三观往往从他的金钱观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两江总督曾国藩,手握重兵、拜相封疆、掌管全中国最重要的税收之地,如果想要儿孙发财,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


比如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


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


曾国藩为官二代子女留下的十六字家风箴言。


“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第六章《既清又浊的两江总督》,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1. 清朝总督的年收入大概有多少?分哪些部分?


2. 曾国藩整顿吏治的方向?


3.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留巨额遗产?

 




咸丰十年春天,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湘军成了咸丰皇帝手里最后一张牌,咸丰只得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并列为天下最重要的两大总督。而就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清代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巡抚例兼兵部右侍郎,总督和巡抚(督抚)集行政权、人事权、军权于一身,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独断专行。这也是咸丰一直不舍得让曾国藩署理督抚的原因。


大清帝国的总督法定工资和衣食住行补贴,每年只有区区几百两。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


乾隆十二年,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也就是灰色收入,平均十八万两。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湘乡家中没有增田置产,生活起居也和做总督前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


曾国藩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给夫人的零用钱很少,也不许孩子们穿华丽衣服,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曾家女眷都需要自力更生,凡事亲力亲为。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曾国藩去世后,每个人月费增长六倍左右,曾家才达到普通官员的生活水平。


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时,曾家人的生活是如何“落伍”。







我们来看看总督一年要花多少钱。


首先是个人和家庭的开支,然后作为一方诸侯,还需要负担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这部分往往多达百人,没有编制,国家一分钱不管。


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及病故人员等,虽有国家的专项拨款经费,但总是远远不够,要督抚们自行筹措。


晚清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朝廷给的钱那是远远不够的,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来换取经济收入, “陋规”,也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的“进贡”。


基层官员们在向百姓征收税赋时,通常都要比国家规定的多收一些,这就叫“耗羡”或者“加征”。


一部分是“合理”的,也就是地方政府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也就是纳入私囊的部分。这部分成了地方官员们致富的主要途径。


因为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体系,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皇帝们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们的道德情操过硬,准确把握这个收取陋规的“度”。


问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陋规”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而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只要一开口子,必然愈演愈烈。







曾国藩时代,吏治出现两种并存的走势。一种是大部分官员都借陋规拼命营私,吏治因此走向极度败坏。


另一种则是一批立志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力图在可能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以澄清吏治。


其中曾国藩的作为也是有声有色。


从担任两江总督第一天开始,曾国藩就宣布,自己以后出行,不要求下属迎送、供应食宿,以减轻下属的负担。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要求自己身边的人不要欺凌辱骂地方官员,不许给亲友安排工作同时他与自己的门房约法三章“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


为了“与光同尘”或者实在拒绝不了,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拒收礼物形成习惯后,也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


曾国藩逐步推进裁除陋规,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天平天国战后江南地区的经济。


可是曾国藩不久之后发现,如此大规模地降低附加税后,许多地方行政开支没有着落,加之湘军军费增加,曾国藩越加后悔把江西省田赋税率定得偏低。


改革的不良后果使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


调任直隶总督后,曾国藩发现,直省“风气甚坏”,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极善拖延。


曾国藩接印视事仅有一个月时间后,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接直隶总督印一年后,曾国藩将三万余件复杂的新旧案件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


曾国藩拼了老命,直隶官风也大为改观,就在曾国藩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天津教案”。之后他又调回两江总督原任,直隶吏治整顿半途而废。







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审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户部的态度是由“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多少而定,因为这些书吏们没有工资,专靠这项灰色收入谋生。


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 “部费”需要四十万两。曾国藩一听,吓了一跳,只有继续公关,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


恰好在这时,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予报销,以奖励他们卓越功勋。按理说,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还是照给了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钱都是从哪来的?


和其他督抚一样,曾国藩用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在“后路粮台”也就是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


包括厚加抚恤殉难殉职的朋友或下属,曾国藩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帝国内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一共做了十二年,如果他的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那么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然而,曾国藩积蓄只有一万八千两,身后没什么积累。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原来是突发脑溢血,一小时之后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曾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


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则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这是曾国藩的金钱观,也是他的教育观。


曾国藩不打算留下金钱作为遗产:“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只愿意把书作为遗产。


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豪华建筑”,其规模远过于苏浙“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


“勤俭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


有书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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