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谭天宇：蚌埠市博物馆

济宁二中谭天宇 2017-07-27

展开全文

禹会村中大禹会诸侯的遗址发掘之后，文物大多运送到了蚌埠市博物馆中保存，而遗址的现场周围被围栏围了起来。据看守告诉我，在蚌埠市博物馆中仿照这个古祭台做了一个与原遗址同样大小的模型。于是我便在2017年的4月28日下午前往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市博物馆位于这座城市的新区，在一片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的广场之上。博物馆的建筑由钢梁、玻璃与水泥建筑而成，从外表看上去显得颇为气派。

一进门，首先我看到的便是两具巨大的古象化石，它们是出土于淮河流域的古象。其身形比现代世界上存在的亚洲象要大得多。这种古象属于真象类演化的早期代表，它们在上新世晚期和更新世时生活在非洲东部、亚洲的东部和南部。它的象牙长达3米，四肢长而粗壮。

接下来我按照年代的顺序，对这座博物馆的展厅进行参观。首先我见到的是蚌埠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与文物展。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时期，淮北平原湖泊众多，河流密集。这里气候湿润，植被茂密，为古菱齿象等各类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为人类的繁衍进化创造了条件。蚌埠市五河县境内的西尤遗址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典型代表，出土了8件旧石器及大量古生物化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件出土的砍砸型石器，以及当时在淮河流域生活的古生物化石。那时的淮河流域比现代要温暖湿润得多。那时的淮河流域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大象、犀牛、鳄鱼等动物都有分布。

接下来博物馆中还有双墩遗址的出土文物，我也加以了详细的观察与记录。由于第二天还要到双墩遗址进行现场考察与参观，在蚌埠市博物馆中见到的双墩遗址出土文物就留在下一期加以介绍了。

在淮河流域的蚌埠，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遗迹。蚌埠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调查发现，有怀远双古堆遗址二期、五河韩村遗址、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吴堌堆遗址、金庄遗址、前庄顶遗址、湖沟遗址。这些遗址均位于河流两侧的台地上，发掘过程中普遍存在两个文化层伴生现象，下层为大汶口化中晚期，上层为龙山文化。其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陶器以夹砂红陶、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灰陶，胎质较硬，火候较高。陶器绝大多数为素面，纹饰主要有弦纹、附加堆纹和少量镂孔装饰。器形有鼎、鬹、豆、罐、壶、杯等。特别在固镇县濠城镇发掘的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是安徽省境内所发现的第一座大汶口文化城址。

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接下来我看到了垓下的大汶口文化城址的模型以及出土文物。这座城址大体呈长方形，处在一条河流的牛轭形弯曲处，充分考虑到了防御功能。现场发现的主要遗迹现象有城墙、瓮棺葬、史前地震现象以及排房遗址。城墙被考古学家确认主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秦汉时期又被简单利用过。在城墙的台基之下还发现了瓮棺葬，里面葬有一夭折的婴儿。在大汶口文化的城墙中还发现了地震造成的墙体断裂，可见当时的地震强度较大。城址内的排房发现于北城墙顶部，门向朝北面对壕沟，为长方形浅穴式。排房与城墙走向基本一致，为西北-东南向，由5个连间房屋与其东侧1间附属性房屋共同构成。这里出土的陶鼎与陶罐与我在大汶口遗址中见到的相一致，表明当时这里与今日山东省处于同一个政治或文化实体中。

随后便是此次参观的主要内容——禹会村遗址出土的文物。蚌埠市博物馆的文字说明是这样介绍禹会村遗址的：“禹会村位于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因‘禹会诸侯’而得名，《左传》、《汉书》、《竹书纪年》、《春秋传》等史书中都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和‘夏之兴也以涂山’的记载，以此确定了涂山和禹会村遗址的重要历史地位。禹会村遗址是一处以盟会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禹会村出土了具有鲜明祭祀性质的遗址和遗物，展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中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通过解读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禹会村遗址对相关文献记载的考证具备了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展厅中有模仿现场建造的禹会诸侯的祭台，这座祭台呈一个“T”形。交叉那里有一块圆形的祭祀坑，“T”字向下延伸的部分又有着一个个的小坑穴。而在祭台的西侧，有着一条祭祀沟，大部分文物都是在那条祭祀沟中出土的。

蚌埠市博物馆中仿制的禹会诸侯的祭台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禹会村遗址是在淮河中游选定的唯一一处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开始对禹会村进行勘查和钻探，并于2007-2011年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近万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遗址中现存的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一处经过人工施工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经过挖槽、堆筑灰土、铺垫黄土、覆盖白土，最后形成一个南北长108米、东西宽13—23米不等的巨大的白土覆盖面。祭祀台基面的中轴线上附加了一系列的相关设施，与宏大的祭坛场面浑然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1米见方的方土台、长达50米并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等，证明了盟会过程中曾经进行过繁杂的具有宗教意义的礼仪性活动。祭祀台基旁边的大型祭祀沟，即祭祀过程中废弃物品的堆放点，沟内大量的草木灰、被火烧过的兽骨、数量较多的磨石、不具备生活实用价值的祭祀用具以及专为祭祀活动而烧制的低温陶等，蕴藏着大量的祭祀过程或祭祀形式的信息。

祭祀台基西侧长达百米以上的专属通道，烘托出祭祀台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严格的组织下，有统一的进出场程序，是一个庄严的场所。

我接下来仔细观察了现场出土文物的照片，看到了祭祀沟中有大量的陶器堆积以及房址基槽中的柱洞现象。禹会村遗址的器物，除少部分出土于地层、灰坑外，主要出土于祭祀沟和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内。在祭祀沟中出土的陶盉引起了我的注意。陶盉器顶有一半圆形口，一侧有一管状短流。器身微束，一侧有一宽鋬。有三个中空的袋状足与器身相通，这既可以增加容量，又方便生火加温。陶盉是一种温酒器，这种器物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相当繁荣，已有大量的剩余粮食用于酿酒。禹会村遗址中出土的几件陶盉风格各异，从形制到大小再到颜色有着诸多的不同。这种现象说明制造这些陶盉的工匠应当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和氏族，因此他们制造出的器物在各个方面存在差异。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陶盉

陶盉仅仅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现场出土的其他器物，也都具有着风格的多样性。学者王吉怀进行研究后指出，出土器物风格的多样性证实了在该地点曾经有来自中原、黄河下游、苏北地区、环太湖地区、长江流域、广汉平原等不同地区的人群在此参加短期的盟会活动。人们在临时居住期间，为祭祀活动专门制作了具有不同地区风格的器物，包括比例较大的仅有500℃的低温陶，烧制后也仅仅达到成型的效果，器物的耐用程度根本就达不到应有的实用效果。简易式的工棚建筑，面积分别为数十至数百平方米不等，房子没有固定的门道，也不特意加工或修饰室内居住面，仅仅为一面墙基槽和柱洞构成的能遮风挡雨的住所，室内也没有固定的生活设施，证明了这是为举行某项活动而短期居住的行为。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分析可知，从祭祀台基面的施工和各种设施的完成，到祭祀活动的进行及过程，显然不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而应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或是祭天、祭地、祭神灵而修建的“临时舞台”。

古代的史书中对于大禹在涂山娶妻以及后来举行诸侯大会也有着丰富的记载。《尚书》中的《益稷》便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功，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稽古录》中对于大禹娶涂山氏女的记载是：“禹治水勤劳，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娶涂山氏女，历辛、壬、癸、甲四日，复往治水。涂山氏女生子启，禹过门，闻启呱呱而泣，不入视之。”对于在涂山大会诸侯的记载是：“舜崩，禹三年丧毕，即天子位。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帝王世纪》一书中还说出了禹会诸侯的地点：“禹会涂山，扬州之域。当涂县有禹聚。”此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非今日的扬州，而是一片极为广阔的区域。据《尚书》中的《禹贡》所言：“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太平御览》引《郡国志》中也有一段关于涂山的记载：“涂山，禹会万国之所。有石舡，长一丈，云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于舡侧掘得铁履一双。”

《水经注》的《淮水》一篇中还记载了一件春秋时期的发现：“《春秋左传》哀公十年，大夫对孟孙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王帛者万国。杜预曰：涂山在寿春东北。非也。余按《国语》曰：吴伐楚，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聘，且问之。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其骨专车，此为大也。盖丘明亲承圣旨，录为实证矣。”

禹会村遗址中出土的龙形陶塑

在禹会村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龙形雕塑特别引人注目。这件雕塑是一块大体呈梯形的陶片，陶片上的龙只保留了上半身，下半身已经缺失。从残存的上半身可以看得见它的头部大体呈三角形，头上长着两只凸出的眼睛，两只手上长有爪子。陶塑上的龙更像是蜥蜴或者鳄鱼，而与后世帝王所用的龙的形象相去甚远。

据王大有先生分析，龙的自然原型为鳄鱼。因为南方江、淮等水系盛产鳄鱼，因此南方部族就以鳄鱼为图腾，后传至中原与蛇等图腾族复合，逐渐演化为龙。从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龙形雕塑来看，这种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禹会村遗址出土龙形雕塑，说明了在夏朝的建立时期，龙就已经有了它初步的形象，并且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据学者研究，“在夏部族的图腾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图腾形象，那就是龙。从文献记载看，从启、禹、鲧一直追溯到黄帝族，均有龙图腾崇拜。”

蚌埠市博物馆中还向我们展示了2001年7月“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在蚌埠召开时的情形。在这次研讨会上，对涂山地望之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蚌埠涂山说较为可信。禹会村遗址的发掘成果是自汉代司马迁“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涂山地望的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其学术上的说服力是国内所有涂山说中最充分的。禹会村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研究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考古学证据。因此，禹会村遗址发现的重要现象，为国家形成的探索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流域的实施，为该地区提供了发掘和研究的空间。通过禹会村遗址所展现的考古成果，在学术上确立了淮河流域尤其是淮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对黄淮、江淮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观完禹会村遗址出土的文物之后，我又观看了春秋钟离君柏墓里发掘的文物。说起这座古墓的发掘来，这是有一段曲折的故事的。1985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的两座相邻大土堆被确认为墓葬，分别被称为双墩1、2号墓。2005年6月因1号墓被盗未遂，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6年至2008年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过程中，双墩1号墓奇特的形制与遗迹现象在考古学界引起了轰动。该墓是一座大型带封土堆的土坑竖穴墓，墓坑形制为罕见的圆形结构，在封土与填土中构筑多种寓意深奥从未见过的“五色土”、“白土垫层”、“放射线”、“土丘”、“土偶墙”、“十字形墓底埋葬布局”等遗迹现象。同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经研究表明，该墓的墓主为钟离国的国君“柏”。钟离君柏墓的发掘，开创了墓葬考古史上的新类型，为研究钟离国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该项目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双墩春秋墓出土文物很多，计有青铜器12件，钟、鼎、盉、舀、铃、戈、矛、剑、簇、车马器、石磬、彩陶器、玉器、漆器、木器、海贝等共400余件，10具殉葬人体骨骼，猪、马、牛、羊坑。2008年6月24日在1号墓举行的考古发掘揭幕仪式，诸多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自双墩1号墓揭开神秘面纱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学者撰文进行论证，各大新闻媒体进行多方面报道。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厅专家对春秋钟离君柏墓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和鉴定，认定出土文物中至少有10件以上可列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