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让绿色发展成为文化标识作者：本报记者 李慧《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9日 12版）
【文创视域】 日前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会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对相关自然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律保障，强化监督管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以来取得了哪些经验？如何把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示范区，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1.理念和方向的坚守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场景：盛夏时节的三江源地区，草原辽阔，白云低垂，一群群牛羊漫步在天地间，道路两侧的村落，红色的楼顶以及屋顶上的经幡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美好和祥和。 “这几年政府在村里选了好几个生态保护员，我儿子就是其中一员。除了放牧外，每天要巡查草场，记录野生动植物的情况。”青海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村民巴五说。自然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三江源每一个牧民的心中。 而在另一个试点的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绿色发展的理念也已成为公园试点准则。 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唐华对此深有感触：“从多年来的实践看，在国家公园建设中，要筑牢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根本底线不动摇，要对国家公园内的可进入性区域进行严格论证，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做到选线布局，用地集约优化、科研教育游憩服务设施高效、节能环保、标识解说系统智能高端化。” 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各地实践“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坚守尊重生命的绿色价值观，以此来引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崔国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文明充分发展后，生态伦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道德规范。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神奇的自然生态系统、壮美的自然景观，正是开展生态伦理教育的目的地和重要基地。 在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院副院长唐小平看来，我国正在开展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大多位于大江大河源头、高山峻岭腹地等区域，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或生态功能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水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公园建设首先要将耗水耗电耗资源的工矿企业等有序退出，鼓励当地社区依托国家公园品牌，从事民宿、农家乐和林牧特产品开发等经营活动，建设“生态友好型”生产生活社区，使绿水青山更好地转化为金山银山。 “这种转型发展过程也是传播生态文化的过程，将成为生态教育的生动课堂，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将激发国民热爱自然、享受自然的热情，在游憩体验过程中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发展理念。”唐小平说。 2.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国家公园不等于旅游开发区 探索：2007年6月普达措国家公园挂牌，坚持保护下的适度开发。在此理念支撑下，普达措国家公园通过对其4.58%面积的利用，实现了对公园95.42%范围的有效保护。为保护草甸和水质，公园取消了骑马，修建了栈道，游客乘车统一进出景区，以步行和坐船为主要观光形式，同时，为做好护林工作，每天都有消防队、护林队员进行巡查。 从开发面积与保护面积的占比，到观光方式的转变，种种细节都可见普达措国家公园开发行为中“保护第一”的理念。 实际上，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开发之路并不平坦。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普达措的碧塔海与属都湖两个景区开始发展旅游业。由于没修公路和栈道，游客需骑马穿越草甸才能进入景区，牵马生意火了起来，但马儿踩踏了草地，养马污染了水质，还造成碧塔海的珍稀鱼种大量死亡。 “如果当时以这样粗放的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方式发展，当地生态必将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唐华说，在试点中，我们在公园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适度开展生态旅游展示服务，带动公园周边社区发展，实现公园社会参与共建共管共享。几年过去了，国家公园内的水质与空气质量都得到良好维持。这一实践说明，开发并不意味着破坏，保护也不一定要封存资源。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不仅可以有效保护生态，还能获得经济效益，增进文明意识。 在唐华看来，针对国家公园保护对象的需求差异性，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决不可本末倒置，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将国家公园建设变为旅游开发区；也不应谈虎色变，将国家公园内适度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视为与保护目标相冲突背离的禁区。 这一理念得到了唐小平的认同：“国家公园内不排斥那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旅游活动，但不能搞旅游开发，特别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公园是必须绝对禁止的，可以说这种高强度的旅游开发区对国家公园是灾难。” 事实上，无论哪个自然保护区，还是国家森林公园，都需要在“保护”与“开发”这两个矛盾中做到平衡。 唐小平建议，国家公园应将按照自然资源、生态系统、重点保护物种和栖息地保护和恢复需要，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现状等合理进行功能分区，实行差别化管理。原住居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的，可将其聚居区划入传统利用区或生态体验区、特许服务区，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国家公园也会合理设定公益管护岗位和社会服务公益岗位，优先安排原住居民就业。也可考虑选择区域内以及周边一些城镇、村屯、林场和牧场作为社区生态体验示范区，设立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区和访客接待中心，建立特许经营机制，鼓励支持原住居民参与特许经营。 3.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 思考：国家公园体制的关键点在于“体制”二字，然而目前，在国家公园建设中依然对于体制机制存在不少误区。有的人将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冠以“国家”二字的公园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相混淆，认为国家公园最终是“部门公园”；有的则认为是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的“升级版”。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如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已建有2740处各类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2亿公顷，覆盖了国土面积的14.8%，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运行经费不足、多头管理、法律法规不完善等。 “目前我国有条件设立国家公园的区域大多已建有自然保护区先期进行了保护，守住了生态本底，只是这些自然保护区可能面积较小、保护对象单一或保护的生态系统不完整。今后，许多国家公园将依托已有自然保护区，整合周边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其他自然保护地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将促使现有自然保护体系得到优化，逐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新型自然保护体系。”唐小平说。 崔国发认为，为解决目前我国广义自然保护区体系中存在的条块分割、“九龙治水”问题，国家公园应该以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以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为规划范围，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范围，形成“超级的自然保护地”；同时应明确主管部门、各级政府事权、垂直管理体系、固定经费渠道等。 制度创新既要顶层设计，也需基层实践。为强化生态保护职能，三江源国家公园整合了园区国土、环保、水利、农牧等部门编制、职能及执法力量，建立覆盖省、州、县、乡4级统筹式“大部制”生态保护机构。北京长城国家公园区域的选择则在保护人文资源的同时，带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建设，达到人文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的目标，通过整合周边各类保护地，形成统一完整的生态系统。 “从这些试点中都可以看到，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的保护。如果现有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等已经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内的，都要按照生态保护第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进行管理目标归一、功能重组和机构人员整合，对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文化遗产进行统一、规范管理，目标则是为生态保护服务，而不是旅游开发。”唐小平强调，从这一点说，这是革某些以开发取财的“景区、遗产”的命，使“文化”回归本位。 （本报记者 李慧） 以生态文明引领国家公园建设作者：温源《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9日 12版）
【创意港】 许多人因为旅游来到国家公园，在被眼前美景深深震撼后，从旅途关照到现实，心中留下的还有一份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将这片地球的本来模样保留至永远的渴望。 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顺应国际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潮流、承担自然生态保护历史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自然文化遗产规范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需要。 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首当其冲的是完善保护机制。最早的国家公园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美国，源起于美国西部大开发对印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无情破坏后的忧虑与觉醒。国家公园的最初称谓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被保护”的。然而，自然保护与人类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需要舒适；商人渴望利用公园、开发自然获得收益，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自然造成破坏。但是，天然性、原始性、珍稀性是森林公园最为宝贵的财富，容不得后天的破坏与践踏。我们看到，全球知名的国家公园内部以天然景观为主，人为的建筑、设施只是为了方便而添置的必要辅助措施。日本一些国家公园规定游客只能在瞭望塔上眺望公园景观；阿根廷国家公园的管理员每天记录野生动植物种群变化和旅游活动对其的影响；韩国有的国家公园甚至不允许游客带走那里的一块小石头。这些看似有些不近人情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旅游对公园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相比国外国家公园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仍在起步与探索之中。一些国内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力度不够，导致资源品位和质量下降；更有一些风景名胜区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与自然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必须认识到，国家公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当开发利用可能会损害保护功能的发挥时，要从属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价值不在于其皮毛和牙齿，它们活着，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一件最具价值的事。人类能做的，除了保护还是保护。 其次，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凸显公益性的理念。世界各国经验告诉我们，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需求与供应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要缩小这一差距，通过财政投入进行资源保护和以法制遏制盗猎等违法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投资，部分设施的运营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企业来运作。但相关部门也必须以保护资源的完整性为原则，以社会和环境绩效为导向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同时，国家公园公益性的体现也离不开相关法律的“保驾护航”。英国国家公园内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经过国家公园委员会的批准；美国严格控制国家公园中的商家数量，即便是搭帐篷露营也必须报批。显而易见，没有相关政策对商业行为的约束，没有具体法律来规范游客行为，国家公园的保护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公园中承载着大量人文信息，反映着区域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因此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要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准则，寻找一条兼顾保护自然与当地社区开发的建设模式。一方面，要将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保护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进行严格区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让区域内的原有居民在不破坏周边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相应收益，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事实上，只有首先在当地人中形成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更好地影响外来游客，带动更多人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国家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代表着国家形象，是公众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从建设国家公园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需要我们在广泛借鉴国外经验、尊重本国现实的基础上试点先行，不断探索经营发展的模式、相关立法和标准等，最终建立一套对自然区域进行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管理体制。 （作者：温源） “国家公园省”的贵州实践作者：本报记者 鲁元珍《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29日 12版） 【一线传真】 炎炎夏日，来贵州避暑的游客多了起来。在贵阳森林公园里，来自浙江的陈先生和家人正在林荫下散步，第二次来贵阳的他们选择了在公园附近的一座休闲山庄住下。“贵州山好水好，气候凉爽，很适合夏天避暑旅游，这个公园更是环境优美，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孩子很喜欢。”陈先生说道。 被称为“林城”的贵阳，近年来被不少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游客所关注。实际上，多山多林的贵州省已有不少森林公园——在毕节市的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每到花开季节，杜鹃花漫山遍野，蜂飞蝶舞，公园内拥有上百种野生动物资源；六盘水的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地势雄奇险峻，拥有古驿道、夜郎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人文景观，也在打造冬季运动项目上颇有创新；在黔西南州，被誉为“野生动植物王国”的仙鹤坪国家森林公园，既有喀斯特地貌和侵蚀地貌的自然景观，又拥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登高而望，可见林海起伏，群峰苍翠…… 贵州省拥有丰富的河流、山地资源，也拥有森林、湿地、草甸、喀斯特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成为贵州的突出特色和优势。多年来，贵州在生态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上做出了大量探索，森林公园的建设成为其一大特色。近年来，贵州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省”的部署，通过森林公园建设保护生态和促进发展，如今，黔北大地处处绿树成荫、青山环绕，森林公园在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降低噪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公园的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也功不可没，为贵州强化生态系统保护注入新的动力机制。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将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 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外，贵州省也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资源，这使得森林公园的建设更加多样化和富有内涵，从而成为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贵州民族风情古朴浓郁，多姿多彩，独具特色，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一山不同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多彩的文化艺术，无不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贵州既有自然保护区之原始风貌，又有各具特色的田园风光；既有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更有极具魅力的民族文化。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赞曰：“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来自欧洲的游客看到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色和古老神秘的民族文化，将贵州比喻为“东方的瑞士”“世界的公园”。 贵州省林业厅有关负责人指出，国家公园的建立并非为旅游开发而牺牲生态保护，而是对生态系统更严格的保护。对于特别脆弱、需要采取特殊手段保护的地区应禁止经济开发，只有将保护与发展结合起来，才能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鲁元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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