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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例外，在整个探险时期和殖民地开拓的初期，欧洲的闯入 者的作为就好像他们遇到的原住民对土地、财产甚至他们自己的社会 或个人自主权毫无权利可言那样。一次又一次，对其土地的被盗和主 权、自治权的丧失，岛民成为不能理解的见证人：那常常伴随着他们难 以理解的仪式，例如升旗、竖立十字架或堆石界标，滑膛枪或加农炮的 开火，还有宗教仪式，为当时的欧洲宗主国干杯。在某些情况下，同一 块领上被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吞并数次。 例如，塔希提岛被吞并了三次：第一次由英国人在1767年6月吞 并，那时托拜厄斯·菲尔诺(Tobias Furneaux)树起了一根旗杆，带头向 国王乔治三世三呼万岁；第二次是在九个月以后由路易·安托万·德· 布干维尔伯爵指挥下的法国人呑并，他埋下了含有一份宣言及其船员 姓名的一个瓶子；第三次由西班牙人在1772年吞并，指挥官是唐·多明戈·德博纳契（Don Domingo de Boenechea)，他树起了十字架并求神赐福，在这个十字架下，一名牧师宣讲弥撒并引导宗教游行，结束时鸣炮 向西班牙君主致敬。最后是法国人实现了对塔希提及其周围岛屿的主 权要求，英国人的无动于衷起到推动作用，尽管他们自己先前采取了占 有的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沿着新荷兰的东海岸，土著人民避开上岸的 欧洲人，尽可能避免与他们接触。这给像詹姆斯·库克这样的探险家 一种错误的印象：这片土地无人居住或至多有非常稀少的人口；因此， 以国王的名义占有这片领土被认为是简单易行而且无可争辩的对处女地要求的主权。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欧洲人知道那片土地已经有人 居住，而且有大量当地人进行耕作。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夺取他们的土 地是可以理解的太平洋人民的反应。然而，几乎毫无例外，无论何时当 地人民对欧洲人呑并他们的士地并占有其人员表现出哪怕最轻微的抵 抗，随后欧洲人很快进行凶狠的报复。这些血腥而残忍的镇压行为往 往被欧洲人说成是“给当地人一个教训”或“惩罚他们的放肆”。 例如，瓦利斯到达塔希提岛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进行大屠杀，用葡萄 弹和滑膛枪射击，大量乘坐独木舟接近“海豚号”的塔希提人（包括妇 女）被其断定为是一种威胁的方式。在这种火力的展示之后，“海豚号” 船员与塔希提人——尤其是他们的妇女——之间的贸易和交往进行， 就好像没有任何不幸事件发生那样。其他船长同样倾向于使用武力而 无需严重的挑衅。 ’ 除了使用船上的加农炮“惩罚”他们所认为的岛民违规之外，许多 进入太平洋航行的欧洲船只载有海军陆战队——装备有滑膛枪和短弯 刀的士兵，用以保护这些船只并防范岸上勤务队受到攻击，他们经常被 用于对岛上人民进行惩罚性的攻击。例如，1755年英国海军部成立的 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早期的探险之旅中卷入与太平洋人民的许多小规模 战斗，随后的章节将加以讨论。1888 — 1889年德国水兵为支持俾斯麦 擭取萨摩亚群岛的努力而行动，与阻止这次接管的当地人发生激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力威胁同样用于挫败1891年恢复夏威夷君主制 的企图，作为美国吞并夏威夷的后盾。近些年来法国的“外籍军团”在 塔希提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同样活跃。 甚至是相对脾气温和而冷静的詹姆斯·库克也对塔希提岛、新西 兰和夏威夷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表现出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漠视，正如他 及其下属的日志中所记载的一些事件所证实的。例如，库克有夺取人 质以迫使岛民服从其意愿的习惯。当1769年准备离开塔希提岛时，库 克抓走了一些头人并把他们当作囚犯，直至逃亡的两名水兵被带到该 船上。在到达新西兰时，显然出于一时冲动，库克再次决定抓走一些年 轻的毛利人，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根据今天的标准，他1769年10月10日的日志条目是漠不关心和狂妄自大的该死罪证： 我在该海湾的岬角周围划船……看到两艘小船或者是独木舟 从海上归来，我划向其中一艘并下令抓住上面的人员……他们竭 力逃开，此时我命令一位滑膛枪手朝他们的脑袋开枪，认为这要么 会使他们投降，要么跳下船去…… 反之，在陌生人打算伤害他们的相当合理的假设下，毛利人“立即 拿起他们的武器或他们在船上的任何东西开始攻击”，此时滑膛枪群射 杀死两到三人，击伤一人，其他三人被俘，“最大的不超过20岁，最小的 10或12岁”。将三名幸存的毛利人在“奋进号”上扣留两天之后，库克 把他们放到岸上，“留在我称之为'贫困湾’的海湾，因为该海湾没有提 供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库克的日志，1769年10月10日，引自 Grenfell Price 1971: 46)。对无缘无故地残杀生灵或不信任和敌对的 后遗症，那会是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库克的记述没有表现出后悔的 痕迹。 在库克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中，这种对当地人民的飞扬跋 扈的态度是他死亡的原因。他习惯于夏威夷人在他上一次访问那里时 对待他的恭敬，导致像马歇尔·萨林斯和格雷格·丹宁这样的一些历史 学家提出这种充满争议的想法：夏威夷人实际上把他当作他们的神即 洛诺（Lono)的化身（Sahlins 1981; Dening 1992: 163; Windschuttle 2000: 73)。然而，当他回到桑威奇群岛修理其船上破损的桅杆时，他 发现先前友好的夏威夷人不可思议地愠怒而敌对。在试图抓走一名夏 威夷皆领作为人质以确保土人归还“果敢号”上的被盗小艇时，库克及 其四名水兵保镖在他们能够到达其船只的安全地带之前被砍倒在海滩 上。然而，那次流下的第一滴血是欧洲人自己造成的。威廉·布莱负 责保卫“果敢号”的破损桅杆的一支武装小队，他向一些他认为构成威 胁的夏威夷人开枪，此后他为他的行动辩解，声称“必须（向当地人）表 明手段强硬”，严厉地对待他们“没有丝毫软弱的迹象”（Dening 1992:159)。 尽管如此，应该为英国人说句公道话，根据海军部的指示，占有太 平洋岛屿的行动应该得到当地人民的同意（尽管不知道他们怎样期望 太平洋岛民理解把主权转让给遥远的某位君主的抽象概念）。在那个 时期，而且就这个问题而言，在殆民时代的剩余时间内，英国在欧洲的 大多数竞争对手没有表现出对这条原则的尊重：在沦为殖民地的地方 取得当地人的同意，他们更喜欢野蛮的镇压，哪怕当地人表现出最轻微 的反抗。 欧洲人侵入太平洋往往对土著居民造成致命影响，这种影响未必 是故意造成的，但对当地社会依然是毁灭性的。这些影响当中最为明 的是传入太平洋人民没有免疫力的欧洲疾病。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患 病的水手把性病传入塔希提岛，但毁灭性最大的疾病是麻疹、流行性感冒、天花和呼吸道感染，它们不仅杀死当地的成年人口，还提高了婴儿 的死亡率。例如，夏威夷的国王和王后都在1823年访问英国时倒了大霉，死于天花。在塞缪尔·瓦利斯第一次访问时，估计塔希提岛约有四 万人，由于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水手传播的疾病，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 里，该岛人口减少到不足一万人。波利尼西亚的大多数岛屿在19世纪 和20世纪初都遭遇了人口缩减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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