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华经典 | 《孟子》第一讲：孟子的魅力有多大？

本辑内容《孟子第一讲：孟子有其魅力》

希望得君行道

孟子（372-289B.C.）比孔子晚生约180年，正处战国时代中期，天下的形势更混乱了。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之孙，因此以孔子为儒家第一代，则孟子算是第五代。

孟子专心学习孔子思想，承先启后，得到极大成就，使后人以“孔孟之道”代表儒家学派。

当时七大强国互争雄长，招请天下著名学者提供治国方策。孟子是儒家学者，也受到相当可观的重视，所谓“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这种架势比起孔子周游列国，要风光多了，但结果相差不远，都无法发挥其抱负。

《孟子》一书是孟子晚年的著述，其中记载他与齐宣王、梁惠王的对话，内容虽然精采，但似乎难以落实。

当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后，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的所谓人才，都致力于合纵连横，以战胜对手为目标。孟子却宣扬仁政，要求君主“省刑罚、薄税敛”，善待百姓、与民同乐。这种想法似乎不识时务，更谈不上立竿见影的成效。

司马迁说他在读《孟子》时，深为感叹。他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子认真分辨三组观念，就是：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与人禽之辨。

人群相处，如果只知争权夺利，而不顾道义与责任，那么社会必定陷于混乱。因此，分辨义利之本末先后，是做人处世的首要原则。

其次，诸侯推行仁政，将可得到百姓由衷的支持，这是称王；若是光以武力取胜，则是称霸。称霸得不到百姓真心服从，难免留下后患。

至于人禽之辨，则是孟子的创见，要突显人性主动行善的力量。

上述三辨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是古代的尧舜之治以及孔子之道。

孟子不是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人。他的学识极佳，在回答大国君臣的问题时，随口引用《诗经》与《尚书》等古代经典。

他昌言仁政，但肯定经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亦即“仁政必自经界始”；他重视人伦教育，知道幸福人生不能没有礼仪规范；他从未忽略法律的必要性，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君主的善意与合宜的法律配合，国家才可上轨道。

也许正因为孟子没有得君行道，所以天下争战不休、人民受尽痛苦。在思索这个问题时，首先要了解孟子的具体作为。

表现卓越学识

孟子的学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古代经典，如《诗经》、《尚书》、《易经》等；二是孔子所创建的儒家学说。他表现“温故知新”的风范，在言谈中使人深受启发。

梁惠王向孟子炫耀自己的园林，孟子立即引用《诗经‧大雅‧灵台》对周文王园林的描述，进而指出“与民偕乐”才是正道。

相对于此，他又引述《尚书‧汤誓》对夏桀的批判，说百姓如何痛恨残民以逞的暴君，甚至要与之同归于尽。这些话参照经典，以古人为例说明，使梁惠王无言以对。

齐宣王也以自己豪华的离宫向孟子夸示，孟子特地为他引述一段齐国史实，就是：齐景公想要效法先王的作为，晏子为他讲解古代天子巡狩的用意全在照顾百姓。

其中提及夏朝的谚语，大意是：“我王不出来巡游，我们哪会得到休息？我王不出来走动，我们哪会得到补助？他的巡游与走动，都是诸侯的榜样。”这段话使齐景公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心思与作为。齐宣王听了能不认同吗？

当齐宣王向孟子坦白承认“寡人有疾”时，孟子的回应是什么？他针对“好色、好勇、好货”这三样毛病，随口引述《诗经‧大雅‧绵》、《诗经‧大雅‧皇矣》与《诗经‧大雅‧公刘》，分别予以回答。

古代熟读《诗经》的人很多，但是能像孟子那样针对问题、恰当回应的人实不常见。

孟子一方面安慰齐宣王不必过度自责，同时更期许他“推己及人”，使百姓都能适度满足基本的欲望。

滕国是小国，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方法时，孟子依例引述经典与古人言行来回答，说得合理而中肯。他还进而谈到古代的井田制度，其中有“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一语，使人心生向往。

有关政治的问题，孟子从未忽略教育的重要。他引述《尚书‧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君”与“师”必须合作，才可使百姓生活上轨道。

像舜这么圣明的君主，也须任命契为司徒，教导百姓有关人伦的道理，因为百姓“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果人伦教育成功，则社会敬老尊贤，长幼有序，和谐平安。

孟子身为儒家代表，他心中想的自然是以“师”为己任。要成为这样的师，先要充实学识，再灵活应用在具体处境中。

引述经典固然使人得以参考古代典型，并取得共识，但是临场随机应变的回答有时更为生动，也更让人印象深刻。这是思想与辩才的奇妙组合，在孟子身上更是表现得可圈可点。

创意层出不穷

除了擅长使用经典，孟子在对话当下所说出的名言金句更是让人有惊艳之感。

他听梁惠王谈到善待百姓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就以“五十步笑百步”为喻，说明行善必须长期为之，并且真正出自内心，否则就像临阵脱逃的士兵，跑了五十步停下来，就嘲笑那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来的人。

孟子强调传统的观念，认为君主应该有如父母，但是当前的情况呢？“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一句“率兽食人”使人听了心惊，但君主可曾觉悟？

齐宣王看到被拉去作牺牲的牛吓得发抖，心里觉得不忍，下令放了它，但又不能废除衅钟的仪式，就指定以羊代替。

这事传了出去，百姓以为宣王吝啬。孟子告诉宣王，这是出于不忍之心。宣王显然高兴，以孟子为知己。但孟子接着提醒他，不宜“见牛未见羊”，因为羊也会恐惧发抖啊！

重点在于：百姓才是最值得关心与照顾的。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要推己及人，要称王天下并非难事。苟非如此，则想要称王天下，“犹缘木而求鱼也”。

宣王坦承自己喜欢世俗音乐，孟子问他：“独自欣赏音乐的快乐，比起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哪一种更快乐？”由此引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名言，君主应该让全国百姓分享此一快乐。

齐国曾经攻占燕国，受到燕国百姓欢迎，但后来引起各国声讨。孟子提醒宣王要拯救燕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然凭什么受到欢迎？

孟子继承儒家的教书传统，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认为学生首先要专心，譬如在学习下棋时，脑中幻想有鸿鹄将至，那么就算是遇到名师也没用。

学习的环境也关系重大，否则“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永远也学不好齐语。由此转而描述君主应该晋用善人在身边，不然光靠一两位贤臣是无济于事的。

官员听孟子的建议很好，预备逐渐改革税政，孟子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日攘其邻之鸡”的比喻，意思是：遇到该做的事，“何待来年？”

他依儒家立场，与不同学派的人辩论，不仅辞锋犀利，而且头头是道。有人认为自己治水的效果超过大禹，孟子说，那是“以邻为壑”，治标不治本。

有人向往农家观点，孟子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怎么可能大家都去耕田？儒家若是放弃自己的原则，无异于一只鸟做出反常的事，“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孟子始终谨守儒家的立场。

坚守儒家立场

从孔子开始，儒家的具体表现就是：尊重传统、关怀社会、重视教育。孟子继志述事，并且踵事增华，提出创新的看法。

孔子谈政治，强调“为政以德”与“无为而治”。孟子昌言“仁政”，肯定君主发挥不忍之心，以百姓为子女，则称王天下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为了说明这种不忍之心是普遍存在的，孟子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比喻，描写任何人在没有计较利害的念头时，总是会不忍看到别人（尤其是孩子）受苦。

光有不忍之心还不够，需要扩而充之，像“火之始燃，泉之始达”，然后君主行善将毫无困难，而人民行善也就亦步亦趋了。

用“水向下流，火向上烧”这一类动态状况，来说明人性在真诚时也充满了要求自己行善的力量。这种比喻方式遍在《孟子》全书，也代表了孟子对儒家人性论的创新观点。

与人相处遇到任何困难，儒者一定自我反省。孟子多次以射箭为喻，若是射箭未中靶心，不能责怪靶心放错位置，也不能责怪别人胜过自己，而应该“反求诸己”。

在孔子心中，“圣人”主要是指古代圣王；到了孟子，他扩大“圣人”的范围，落实了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

依孟子所说，圣人有四种类型，就是：圣之清者（伯夷）、圣之和者（柳下惠）、圣之任者（伊尹）、以及圣之时者（孔子）。

换言之，各人依其性格与作风，可以在“清高、随和、负责”方面修养到完美程度。至于“时宜”，则是最难的一种，因为还须配合智慧。孔子正是圣之时者，等于集大成于其一身。

孟子进而引用孔门弟子有若、宰我、子贡等人的说法，推崇孔子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

孟子最常称道的古人是舜。在他笔下，舜的事迹栩栩如生。他描述舜如何在艰困的环境中坚持修养自己，最后取得圆满的成果。

这些故事证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准则，也呼应了孔子所肯定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说法。

孟子所标举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说法激励了无数的后代儒者，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

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孟子笔下也得到鲜明的支持力量。不必随人俯仰，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人人有贵于己者，只要行仁义，就像得到“天爵”然后“人爵”随之而来。

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要“与人为善”，在为百姓服务时，还能协同百姓一起走上人生正途，完成人性的天赋使命。

理想依然遥远

孟子昌言“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看法可以溯源于《尚书‧五子之歌》所谓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显然推进了一大步。

可惜的是，自秦始皇采行了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后，孟子的贵民思想没有落实的可能。汉代以后政体依然，读书人即使爱好孟子思想，也不可能多说什么。

孟子还有两点不为古代君主所需要的观点：一是在遇到暴君（如商纣）时，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二是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伦理，所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这两点合而观之，与汉代开始所标榜的“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是完全相悖的。难怪到了洪武五年，明太祖要下令把孟子赶出孔庙，并且要删除其书中的不当言论。

历代专制帝王皆已过去，不必论其是非，但《孟子》之书依然闪耀动人的光彩，邀请我们一探究竟。

在孟子当时，他被人批评为“好辩”，这表示他口才过人，但是他所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不是孟子，儒家思想不可能展示得如此完整而有系统；如果不是孟子，孔子学说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没有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不能称其为中国文化了。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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