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梦桐词》及词论【下】

泮溪别馆 2017-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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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梦桐词》及词论

2、对《人间词话》的批评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既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有不少偏颇乃至无理之处。因其融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以论中国传统之词，令人耳目一新；又因王国维为公认的学术大师，故而《词话》在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界有广泛影响。胡适编《词选》，说南宋词除稼轩之作外都是“词匠的词”；胡云翼推崇豪放贬低婉约，吴世昌著《词林新话》将南宋词以至晚清四大家词一概抹煞，都是承袭了王国维的观点，变本加厉地发展。对王国维的主张，当今词学界许多人依然奉为圭臬。唐圭璋于1938年发表《评〈人间词话〉》，质疑王国维之说，实事求是，表现出独立思考、不从流俗的学术精神。文章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批评王氏“境界说”的片面性

“境界”二字，是《人间词话》首标的概念。唐文认为：“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独立。五代、北宋之所以独绝者，并不专在境界上，而只是一二名句，亦不足包括境界，且不足以尽全词之美妙。上乘作品，往往情境交融，一片浑成，不能强分，即如《花间集》及二主之词，吾人岂能割裂单句，以为独绝在是耶”？“王氏尝言境非独景物”，但所举之例“皆重在描写景物。描写景物，何能尽词之能事？即就描写景物言，亦有非一二语所能描写尽致者：如于湖月夜泛洞庭与白石雪夜泛垂虹之作，皆集合眼前许多见闻感触，而构成一空灵壮阔之境界。若举一二句，何足明其所处之真境及其胸襟之浩荡”？“景自生情，情亦写景，内心外物，是二是一。严沧浪专言兴趣，王阮亭专言神韵，王氏专言境界，各执一说，未能会通。王氏自以境界为主，而严、王二氏又何尝不各以其兴趣、神韵为主，入主出奴，孰能定其是非？要之，专言兴趣、神韵，易流于空虚；专言境界，易流于质实。合之则醇美，离之则不免偏颇。”苏东坡赏秦观、柳永之词，“以境界、情韵并重，不主一偏也。且昔人所谓沉郁顿挫、缠绵悱恻，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者，皆就情韵言之，苟忽视情韵，其何以能令人百读不厌？” ^（43）

按：以上批评王国维割裂词中写景与抒情的关系，以偏概全，未能观其会通。这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也表现于严羽、王士禛论诗。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早就指出：“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学作品是主观情感意识与客观事物交融的产物，每首词都是一个思想与艺术不可分割的整体，论词有时单言情或单言景是为了解释的方便，需要时时兼顾，情景并重，不宜堕于一边。词中有警句，更多的是普通的语句，警句不能脱离普通词句烘托呼应的语言环境，它们共同构成词中的境界；而且有些词通体浑成，无句可摘，每句单独看很平常，组合之后包含的情韵和表现的境界则十分完美，这就更需要刘勰所说的“圆照”。

②对“隔”与“不隔”的辨析

“王氏既倡境界之说，而对于描写景物，又有隔与不隔之说，此亦非公论。推王氏之意，在专尚赋体，而以白描为主。……夫诗原有赋、比、兴三种，赋体白描，固是一法；然不能谓除此一法外，既无他法。比、兴从来亦是一法，用来言近旨远，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托遥深，固不能谓之隔也。东坡之《卜算子》咏鸿、放翁之《卜算子》咏梅、碧山之《齐天乐》咏蝉，咏物即以喻人，语语双关，何能以隔讥之？若尽以浅露直率为不隔，则亦何贵有此不隔？后主天才卓越，吐属自然，纯用白描，后人难以企及；吾人若不从凝炼入手，漫思效颦，其不流为浅露直率者几希！”^（44）

按：当代学术大师饶宗颐亦批评王氏之说不当。“予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未损其美，反益彰其美，故‘隔’不足为词之病。……《文心雕龙》隐秀篇：‘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者，文外之重旨；秀者，篇中之独拔。隐以复志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移以论词，最为切当。词者意内而言外，以隐胜，不以显胜。寓意于景，而非见意于景。盖词义有双重：有表义，有蕴义。表义，即字面之所指；蕴义，即寄托之所在，所谓重旨复意者是也。‘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波心荡，冷月无声’。言外别有许多意思，读者不徒体味其凄苦之词境，尤当默会其所以构此凄苦之境之词心。此其妙处，正在于隔。彦和云：‘情立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王氏论词，有见于秀（引《人间词话》略），而无见于隐，故反以隔为病，非笃论也。词之性质，‘深文隐蔚，秘响旁通’，故以曲为妙，以复见长，不能单凭直觉，以景证境。吾故谓王氏之说，殊伤质直，有乖意内言外之旨。若夫‘晦塞为深，虽奥非隐’，如斯方为词之疵累。质言之，词之病，不在于隔而在于晦。（与观堂同时之况蕙风，亦论词境。其说云：‘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又云：‘词境以深静为至。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词往往有之’。此诚深造自得之言。我心写兮，言不尽意，而百世之下，读者之于我心，或契或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由浅见深，未始不以‘隔’为妙。）”^（45）

饶先生指出王国维论词有见于秀，而无见于隐；与唐圭璋都认为词的特点是意内言外、言近旨远，用比兴，有寄托，词旨含蓄，隔不但不是毛病，而是词的妙处。词以赋笔抒发真情，有秀拔之句，固然很好，但容易流于直率浅露；词用比兴寄托情思，含蓄深隐，但用之不当则晦塞费解。这两种写法各有优长也各有流弊，关键在于作者如何运用，掌握适当的度，既不能把一种写法推到极端，也不能主张一种写法就全盘否定另一种写法，使词的风格单一化。胡适恰恰犯了王国维同样的错误，而且错得更厉害。就创作上而言，王国维长于小令而短于长调，其令词清丽而含有哲理；胡适则力求作词明白如话，本无幽窈之词心，词才与学识皆远不及王国维，其词浅近直露，一览无馀。对词的造诣不深，不知词用比兴之妙，却偏偏大张旗鼓地推销偏颇的主张，这正是妄人的表现。近百年来，胡适的“八不主义”影响时人及后学，文学流于平面化、庸俗化，可谓贻害非浅。

③批评王国维对姜夔等南宋词的偏见。

唐文在辨析“隔”的问题之后，进一步批评王国维论白石词的偏见。“白石天籁人力，两臻高绝，而王氏以隔少之，殊为皮相。‘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极写扬州乱后荒凉景象，令人哀痛，何尝有隔？‘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则写云山幽寂境界，‘清苦’、‘商略’皆从山容、云意体会出来，极细切，极生动，岂能谓之为隔？‘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以一‘说’字拟人，何等灵活，而王氏概以‘隔’字少之，是深刻精炼之描写皆为隔矣。……即如‘千树压西湖寒碧’之咏梅，‘冷香飞上诗句’之咏荷，亦何尝非妙语妙境，不同凡响。王氏盛称稼轩《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词，以为有境界。其实此词罗列古代庄姜、荆轲、苏武、陈皇后、昭君许多离别故事，可谓隔之至者，何以又独称之？”“王氏极诋白石，不一而足（引《词话》略），余谓王氏之论列白石，实无一语道着。白石以健笔写柔情，出语峭拔俊逸，最有神味，如《鹧鸪天》云：‘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写得何等深刻，何等沉痛！又如《长亭怨慢》写别词（引词略），亦深情缱绻，笔妙如环。其它自度名篇，举不胜举。而《暗香》、《疏影》两词，藉梅写意，怀念君国，尤为后世所传诵”。^（46）

按：以上举白石词例，阐明佳处，精确切实，足以纠正王国维的偏见。此文之外，唐圭璋还写了《姜白石评传》，对姜夔人品之高和词之精妙作全面阐述。另一位词学家缪钺虽对王国维的学问拳拳服膺，但不认同王氏贬抑白石词之说，亦作专文，言“姜白石对于文学批评与创作，皆由深思独悟而得，不肯依傍模仿，故能卓然为一代词宗”^（47）。饶宗颐同样推崇白石词，“宋词风格，大约如鼎三足：一为柳、周的侧媚秾艳；一方苏、辛的驰骋古今；而白石却以格高韵响，别树一帜”^（48）。“王氏颇讥白石词，盖受周止庵说影响，而沾沾于计较南宋优劣，似先有一成见横梗胸中。其云：‘《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不知此两阕佳处，在于行间运用杜句，而神明变化，直以古诗开阖之法为词，惝恍迷离，自然高妙，为作词开一新法门”^（49）。唐、缪、饶三家皆为二十世纪词坛重镇，研究词学，无不工力深湛；在作词方面各有特色，缪、饶的创作才华更胜于唐。三家的词学成就皆超越王国维，都是胡适所难以比拟的。

唐文最后说：“王氏论柳、周之处，亦不符合实际。至谓‘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尤为不知方回者。……南宋诸家如梦窗、梅溪、草窗、玉田、碧山各有艺术特色，亦不应一概抹煞。王氏谓梦窗‘映梦窗，凌乱碧’，谓玉田‘玉老田荒’，攻其一端，不及其馀，尤非实事求是之道”^（50）。总之，唐圭璋这篇《评〈人间词话〉》虽不长，但切实有力地纠正了王国维的偏见，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姜夔词的精妙，消除误解。

《评〈人间词话〉》发表于1938年。到1943年3月—6月，唐圭璋接连发表《论梦窗词》和《姜白石评传》（二文收入《词学论丛》，则按词人所处时代之先后编排，即论姜文置前）两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针对时人的厚诬昔贤，正面阐述姜吴两家的成就及在词史上的地位，并揭示南宋词发展进步的一面，反驳胡适等人说宋词始盛终衰的观点。引其论断于下：

“姜白石为南宋杰出之大词家，与辛稼轩、吴梦窗，分鼎词坛，各有千古。而世之知稼轩者多，知白石与梦窗者少；则以稼轩逞才使气，精光外铄，故人易知。而白石传神于虚，梦窗气潜于内，故人不易知。然学者须知，各人之禀赋不同，环境不同，兴趣不同，故其所表现之作品，亦各有异。有阳刚者，有阴柔者；有尚密者，有尚疏者；有用赋体者，有用比兴体者；有发越者，有含蓄者；有天然去雕饰者，有千锤百炼者。既恃天籁，亦藉人力，各运其妙，各具真价，不可执此以议彼，入主而出奴也。且南宋之时代先后不同，词之体制长短不同，尤不能不细察源流正变，明揭各家精力之所诣。”“寄人篱下，豪杰耻之，唐之诗人，宋之词人，无不皆然。故文学随时代环境而变，乃自然之趋势，并非愈变愈下也。近人不知白石、梦窗，辄妄加诋毁。不曰白石无情，即曰梦窗无生气。实则二人之词，无不生动飞舞，无不一往情深，一快一沉，俨同李、杜；一疏一密，亦类温、韦。在大晟旧谱散亡、音律疏懈之际，二人慨然奋起，思欲以挽救之。于是精研音律，自度新腔，细琢歌词，力求醇雅，虽异曲而同工，诚不容与稼轩强分轩轾也”^（51）。

“南宋大词人吴文英，……其词烹炼精湛，密丽幽邃，而大气盘旋，脉络井井；故能生动飞舞，异样出色。南宋词学大家，稼轩、白石皆尚疏，惟梦窗尚密，三家分鼎词坛，信乎各有千古也。”“近日朱古微、陈海绡，更毕生精研梦窗，遂使四明绝调，沉而复振。虽然，近日诋之者亦多，不曰堆砌，即曰晦涩；不曰饾饤凌乱，即曰毫无生气。一唱群和，罔究真际，可慨孰甚”。

“世之尚北宋者，往往抹煞南宋；尚小令者，往往忽视慢词；尚自然者，往往轻议凝炼。不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胜，一体有一体之所胜。学南宋者，固不可不上窥北宋；学北宋者亦不可不涉猎南宋，环境各异，作风各异，而真价亦各异也。一代大家，大抵不随人俯仰，转益多师，自具面目。乌有毫无生气之作，而可以蒙蔽六百年来才士之耳目心思者。又词中固有吐属自然，咳唾尽成珠玉者，李白诗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但此不可望之常人，常人无不从凝炼入手。不从凝炼入手，率尔执笔，岂能免于浅俗浮薄。杜甫诗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盖全从凝炼出也。自来学诗者，不敢学李而多学杜者，亦以李才绝高，落笔美妙，令人无从步趋；而杜则字炼句炼，处处可学也。近人反对凝炼，反对雕琢，于是梦窗千锤百炼、含意深厚之作，不特不为人所称许，反为人所痛诋，毋亦过欤。古人言治玉，须切磋琢磨，始成精品。为诗文词者，何独不然？即画家之配度结构，音乐家之创制腔格，雕塑家之规摹神采，何一不须积日累月，惨淡经营，而后始臻上乘也。正因未美、未真而雕琢，愈雕琢乃愈真、愈美，非愈雕琢愈无生气也。字有未安，句有未妥，法有未密，色有未调，声有未响，心之欲所言者，尚不能尽情表达。于是呕心苦思，反复雕琢；改之又改，炼之又炼，务使字字精当，务使真情毕宣。范石湖谓白石诗为‘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此语正可移评梦窗词。”^（52）

按：以上所引论定白石、梦窗在南宋词坛的地位，与稼轩分鼎而立，进而说明词人因稟赋、环境、兴趣之不同而创作风格亦不同，作品各具真价；文学随时代环境而变，乃自然之趋势，显示出唐圭璋高明而通达的词学观。再说明白石、梦窗词不被一般人理解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作词极力求精，重视锤炼，词意含蓄，梦窗词尤为幽深，知者不易。这确是古今文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般人阅读作品，往往只观表象，对较为费解或不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不作深入的探索，就轻加诋毁，连王国维这样的著名学者也犯主观臆断的错误，没有做到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由此可见知音之难，求真之难。研究学问应该虚怀若谷，对古人有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戒除成见，如《文心雕龙》所说“披文入情，觇文见心”，方能接近真际。

老一辈词人陈兼与也曾批评王国维及胡适，指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王氏论词，取直观态度，从本能出发，纯任自然。……此等文学创作思想，颇受叔本华生活意志说之影响，而又有尼采超人之观，故于古人之作，惟赏其自然神妙、要眇宜修者，尤斥文字藻饰雕镂之病，故于南宋以后，稼轩外一无取焉。议论自高，然于吾国词学之发展史上，亦不免为片面不切实际之看法。凡一种文体，初起之时皆真纯可喜，由朴素入于精巧，由简单入于繁复，亦一般文学之发展规律。词之初期为民歌，多属口语，故辞多鄙俚。中唐时期刘禹锡、白居易辈欣赏之，而又恶其鄙俗，为之作文字上之加工，于是有《竹枝》、《柳枝》诸作，是为文人作词之始。其初文字亦尚平淡自然，及至南宋，偏向于文字上之讲求，词乃开始变质。然时代愈进，事务愈繁赜，表达思想之文字，亦必随而增加其方式，改变其体制。南宋以后词虽偏重文字，气体不及前人；然反映之事物，毕竟多于前人，其表现之技巧及方法亦有加于前人，疆宇增辟，音吕大振，皆为其进步之一面。先生欲含真抱素，返回于婴，亦云固矣。……后又有胡适将词分为三个时期，一曰歌者之词，二曰诗人之词，三曰词匠之词，指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诸人为重音律而不重内容，为词匠，尤为偏谬。胡固提倡新文学者，其对姜、史辈之看法，亦不出王氏所论之范围，而贬低为词匠，则又过之。余以为南宋姜、史诸公一时才杰，遭时板荡，忧生悯世，亦有若干灿烂光辉不可磨灭之作品。生于其时，何必使其返回于唐五代之缠令小词，为纤纤儿女语；亦何能限制其专在北宋欧、秦中讨生活。自由发展，势有必然，且对后来六七百年之词学，影响极巨，非有大力，曷克有此？知人论世，寻源溯流，固未可一笔抹煞也”^（53）。

饶宗颐持同样观点批评王国维：

“观堂论词，颇伸北宋而诎南宋。夫五代、北宋词，多本自然，时有真趣；南宋词则间出镂刻，具见精思。即北宋末叶，过于求工者，已多斧凿痕迹，渐开南宋之先路。一切文学之进化，先真朴而后趋工巧。观汉魏诗之高浑，下逮宋齐，则以雕锼为美，斯其比也。故南北宋词，初无畛域之限。其由自然而臻于巧练，由清泚而入于秾挚，乃文学演化必然之势，无庸强为轩轾。论诗而伸唐绌宋，清叶燮已深加非议（见《原诗》），持以质王氏，宁不哑然失笑？周止庵于两宋词颇有优劣之论（如谓：‘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南宋有门径，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似易而实难’），语尚宏通，王氏殆受其暗示，而变本加厉，益为偏激矣”^（54）。

陈兼与、饶宗颐和唐圭璋三人之间没有交往，陈、饶未必读到唐先发的词论，他们各自研究两宋词，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包括词在内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变迁，从朴素到工巧，是自然也是必然的规律。如果按照王国维、胡适乃至吴世昌等人的看法，词一定要写得真切自然才算佳作，实质上是强行规定一种创作模式，否定其它风格的存在，这对词的发展是极有害的，扼杀了词人的创造个性。大凡文学从初级阶段逐渐演化到繁复精深、风格流派多姿多彩的高级阶段，便会改变样式，衍生新的品种，继续发展。从表面上看，似乎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实质上已经成熟的品种永远存在，仍然有人喜爱并运用看似古旧的体式，结合时代开拓新境。新品种诞生不以抛弃旧品种为代价，旧品种潜藏着生机，文学园林百花齐放，和谐共存，这是中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成为一种规律。胡适等人受西方二元对抗的革命思维影响，要发展新文学，便要打倒旧文学，你不死我就不活，恰恰违背了上述规律，新文学也因此失去深厚的传统根基，迄今未能成熟。而文学的发展又非直线前进，一去不回，它往往要返本归根，以复古为开新的手段，并非在原地转圈，而是螺旋性地曲折上升，在保存旧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不断扩大疆域。王国维要求词回到五代、北宋，实为一种复古；胡适要求词“平民化”，也是一种返本，但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文学衍变的规律，陷入认识的误区而不能自拔；古人也因他们的贬斥而蒙冤，理应大力为之昭雪。

综上所述，唐圭璋的理论批评从博览词籍、深入考辨而来，论据坚实，说理透辟，并融入自家的作词体验。唐氏人品高尚，性情宽厚，识见明通，对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批评，只针对其错误观点作理性的分析与纠正，不出过激之言，论学有君子之风。虽然其主要成就在文献整理和考证方面，但词学理论也富有建设性，文章阐扬唐宋乃至清代诸多名家的词艺精华，对今天的词学研究，颇有指导意义。

[注]

（1）据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有关介绍，422—424页。巴蜀书社1993年6月版。

（2）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文史知识》1985年2期。

（3）王季思《高风亮节，永耀词林》，《词学》第十辑，26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4）《吴梅讲词·词学通论》，8页。东方出版社，2007年4月版。

（5）同上书，15—16页。

（6）《四声钩沉》，载《冒鹤亭词曲论文集》，111—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7）同上书，170页。

（8）同上书，173—174页。

（9）《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夏承焘集》第二册，5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0）同上书，80页。

（11）同上书，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