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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所以人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也是最早引起中外哲人注目的问题之一。 关于人与自然天地关系的一些论述，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曾说过：“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为宇宙世界四大之一，在宇宙世界中具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的荀子对人的问题论述更为精辟。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水火只是物质；草木虽有生命，但无知觉；禽兽有知觉，但无道德观念；而人则不但有物质，有生命，有知觉，更有道德观念。所以在宇宙世界中具有更高贵的地位。荀子还明确提出： “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认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主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控制、改造、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 汉代董仲舒极言人在世界间的重要地位，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认为无人则万物无以成，故人实超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 唐代刘禹锡发挥了上述诸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之能胜天之实”，认为“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天论》）  到了清朝，戴东原论人时说：“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原善》）认为人是天地之盛徵，其他众物无可比拟，人实在宇宙间占有卓越地位。而王夫之反对“任天而无能为”，不但认为人在宇宙世界间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要征服宇宙的“天”，指出人力可以“相天”、“裁天”、“胜天”，乃至可以“与天争权”、“以人造天”的光辉的思想。 人性理论，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大问题。历来讨论不休，许多学人在人性论上颇有所见。我国古代哲学家中，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性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性善》）认为人生来本性善，后天接触社会产生物欲，放纵悖乱，而有恶性。宋儒发展了孟子的人性善学说，认为人性是天理决定的，从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使人接受伦常教育，以维护社会秩序；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来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天性都是“好利”、“争夺”、“好声色”等情欲，“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后天表现为善，乃圣王教育的结果。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提出了“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的观点，认为人生来只有求生存和生殖两种欲望，所以“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把人性比为湍水，从东方决口则东流，从西方决口则西流，不可把人固定为善与不善的；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提出“人性有善有恶”的观点（《论衡’本性篇》），认为人性各有阴阳，善恶在于后天培养。举人之善性加以培养则达到善良，举人之恶性加以培养则达到恶长。 扬雄的“性善恶相混论”，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是对世硕“人性有善有恶”观点的发展。宋儒司马光推崇扬雄，认为扬子谓“人之性善恶混”，“晓然明白”。“善与恶必兼有之”。强调人性可化，经过学习，“则恶日消，而善日滋”，不学“则善日消，而恶日滋”。  董仲舒的“性三品”，是把人分为善、恶、中三等的人性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王充、荀悦等人各有鲜说。尤其是唐代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撰有《原性》，专门论述了“性三品”学说。 总之，儒家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虽多围绕“善恶”辩论，其实在本质上都主张“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的人性论，同时又多强调后天教化、习染，在改变人性善恶上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外思想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关于性与理问题，古代一些思想家在论人时，往往把性与理相联系。性与理，是宋明理学重要范畴之一。程朱派理学家以“理”为宇宙的本原，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认为性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朱熹提出“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第一章）把人性、物性都说成来源于理的。又说：“自其理言之，则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谓之命，而人物受是于天谓之性。”（《文集·答郑子上》）由“性即理”出发，朱熹继承、发挥张载、程颢的观点，将“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具有善、恶两重性。“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统一形成了人。这样，一方面要保持“天地之性”的善的部分，另一方面要进行内心修养，去克服“气质之性”中的不善部分，即“去人欲，存天理”。  形神问题即身心问题，指形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先秦庄子提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庄子·知北游》）之说。将形与神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荀子提出更为精辟论断，认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形体产生精神，有形体才有精神。东汉桓谭曾提出“以烛火喻形神”论点，“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不能离开烛体一样。后来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赞同桓谭观点，“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并发展了桓谭学说，也以烛火比喻形神，他指出“天下无烛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衡·论死》），也批评懦家提倡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理论，实际上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特别是南朝齐梁时，范缜著《神灭论》是中国历史上反佛教斗争中的文献之一，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论证“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阐述精神是从属于形体，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 人生论包括立志、处世、学习等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问题。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都详尽述及论人生的立志问题。立志，是关于人们志向修养的观念。孔子谓立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此后“而立”遂成为儒者称谓30岁这一人生重要年龄的代称。朱熹《集注》：“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孔子认为人生经过青少年时期的勤奋学习，年及三十，就可达到以礼的规范指导与约束自己言行的自立程度，他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弘扬志于修身行道，人要有志气、理想，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故应“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提倡人要有骨气，生死关头，不能屈辱贪生。孔孟这些思想，后来便成为抑制个人物质生活欲望，以保持情操，坚定意志的儒家修身立志的原则。  处世，是关于个人修身、对待世间事物以处理人际关系乃至治国安邦的一种原则。他们重视人际交往及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修养和成事的影响，认为修身、处世，应当亲近好人，疏远小人，以利于进德、修业和免受不良影响。处世对治国更为重要，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倾颓也。”他把对“贤臣”和“小人”的亲疏视为国家兴亡的重要原因。 如何才能树立起正确人生哲学呢？先哲们认为必须潜心学习。孔子以好学著称，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学而不厌。”（《论语·为政》）自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好学，不仅忘食已达不知岁月将尽，人之将死的境地，而且主张学思结合是学习的重要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提倡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必然茫然无得；思而不学必然流于空想而徒耗精力。他还主张学习要“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这是合乎人类认识规律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记述和研究中国先贤的论人问题，内容丰富，有些论述立意深刻、精辟，对今天或明天的人类历史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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