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汉自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的博士官、太学的建立，各郡国的五经率史，都是以经学教育为主。“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可以说经学已经成为汉代文学及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两汉文人们的行为、思想、创作莫不以经学所规范的方向发展。可是到了东汉灵帝时期却发生了对汉以来经学思想产生巨大冲击事件：鸿都门学的设立。《后汉书﹒蔡邕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侍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乐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制鸿都门学。画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之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在这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之士人对鸿都门学的建立是有一种强烈抵触情绪的。这与汉士人重经术、轻技艺的意识有着极大的关联，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以载道”《毛诗》中的“文人，文德之人也”。在这些话语的建构下“文”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道德综合体，实在是具有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

而这一道德和道德文化恰恰是建构在以经学为基础的思想平台上的。“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为天，纬之为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正是对汉代文学及士人阶层所格守的理论依据的真实写照。据经书以非道艺是儒士们常见的公开态度。在那些以经术正义和道德立身的士大夫眼里。只有明经善政才是士人所应当做的。而那些于经明行修无所增益的术数之不过是些毫无根底的人生余事，雕虫小技是末技贱业，从而为士大夫所鄙弃。而鸿都门学的建立恰恰是以这些所谓雕虫小技、末技贱业为基础的：“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无行趣势之徒”“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而且在士人的观念中以经术取士方是正道，是士人通往权力阶层的道路。然而对鸿都诸生“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到后来甚至到了灵帝下诏“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图象立赞，以劝学者”的地步。这几乎已经和孔子的地位相差无几了。鸿都诸生以文赋尺牍及工书鸟篆而获得政治权力的事实使得那些以明经而善政的士大夫大为震惊，同时引起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圣贤之教的文化正统地位及地位受到冒犯和亵渎，他们的政治利益在受到蚕食和侵犯，鸿都门学诸生所得到的每一个职位都是以明经之士人的削弱为代价的。于是就有“阳球……奏罢鸿都门学，曰：‘负陈有诏敕中尚方有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案松、览等皆出微蔑，斗箕小人，依凭世戚，付托权豪，俯眉承睫。微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辨心，假手清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浑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样的奏章出现。在满腹经术的士大夫眼里以“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获得政治话语权的鸿都门学诸生皆是使经学之外的于时政无补的末计的“竖子小人”，而“太学东观”恰恰是以经学为教育基础，是为汉代统治阶级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的国家教育机构。由此可见鸿都门学对于传统的经学教育及学习带来多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汉代的士阶层并非对辞赋、尺牍、工书、鸟篆一无所通。相反，士阶层大多并不拒绝术艺对个人性情的陶冶，如蔡邕便是“善属文，解音声，技艺并术数之事无不精综”。比如其《翠鸟诗》(五言诗)和《述行赋》。但是他们所强调的是不应让这些才艺在社会政治的公开生活中占据位置，只供私人自娱而已。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到《礼记﹒乐记》中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乐、射、御、书、数这些“艺”在“道”这一巨大的社会责任的统御之下。也就是说艺的存在只是道的附属成分。据德成仁，仁义达道才是培养完美人格并实现伟大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士的必由之路。而各种艺只是低浅卑琐的末技，不值得尽心致力，对艺的把握只是人生的点缀和修饰而已。艺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以仁义道德这些经学所强调的基础之上方能体现出其内涵、实质。也就是说专门从事术艺这类活动的文人是为士所不耻的，而对于“道德”有成的士人们如果以游戏、非专业、业余的态度兼行术艺便是为士所称道的“旷世逸才”。

由王褒、扬雄的献赋得位到以工书鸟篆而进爵，他们的被承认都引起过大的争论。宣帝时，上层社会就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士大夫们大多不赞成朝廷奖掖赋的创作，在他们眼里赋乃“淫靡不急”之事，这完全是一种文化功利思想作祟的看法。然而统治者宣帝却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毂，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次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统治阶层对以娱乐为宗旨的文学艺术给予了必要的肯定，但仍将其归于倡优、博弈之流，只不过地位作用比他们稍高一点而已。但到了灵帝时期，鸿都门学的建立就将以文赋术艺取士和以经学取士放在同一地位上。这是以经术之义而匡国理政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自然就要起身捍卫自己的“卫道”地位。“士”可以说是精神道义的自觉者和社会政治责任的承载者，他们归化、信守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不遗余力的维护和遵守这些典训教义：他们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言，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的二字之意竟至十万言。语言运用是不厌其烦、多多益善、铺天盖地。经学教育注重师法家法强调传授先师之言。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束缚。这些使得经学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

东汉末期是一个恣意浮躁的时代。人民不堪忍受于那些过于呆板繁复的典训教义，渴望一种能使他们的心灵放纵的方式。这时的鸿都门学设立，以文赋术艺亦可得“仕”。于是寒窗苦读的士君子们内心对于自我生命、价值的体现的渴求被激发出来。他们重新发现、思索学习的意义及生命的内在真实的渴求在这种个体的本我展现与儒家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的传统“道”的束缚发生巨大碰撞时。士阶层虽然因其深厚的历史自觉传统负载而拘于正统之“道”，但仍无法坚守自身对术艺这类可以托付生命、理念的形式的渴求“用来摆脱物质现实的压迫和束缚，从而获得一种于诗意、美感相仿佛的自由、自适的愉悦体验”。终于，在鸿都门学的设立等一系列原因的冲击之下，那种“方领矩步、课业笃谨”的太学传统在慢慢消逝，以往那种对经学的繁琐解读重承袭强调传授先师之言的习气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代之以文人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及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