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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的历史存在与历史形象 波斯人和米底亚人同属来到伊朗的雅利安人。米底人定居于伊朗高原西北部，其地盛产良马，波斯人则定居于伊朗高原西南部接近海湾之处。 波斯人有十个大的部落(六个农耕，四个畜牧)，其社会结构遵循着早期印欧民族祭司、武士、农民三分的传统。 在亚述帝国于公元前627年因君主亚述巴尼拔去世而陷入动荡之际，米底亚王国与新巴比伦王国结盟，于公元前614年与前612年分别攻占亚述旧都阿舒尔与新都尼尼微，一举消灭了亚述帝国，米底亚借机获得亚述帝国之西部、安纳托利亚之东北部与伊朗高原之大部，上升为帝国，而波斯王冈比西斯一世（Cambyses I）也成为其封臣。 公元前553-前550年，冈比西斯之子居鲁士二世（Cyrus II）起兵反抗并成功推翻米底亚的统治，原属米底统治的埃兰、帕提亚、基尔卡尼亚、亚美尼亚等相继归降，波斯帝国强势崛起，跃升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公元前546年，安纳托利亚富藏贵金属的吕底亚（Lydia）王国被纳入其版图，前539年，波斯大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巴比伦。尽管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529年与马萨革泰人的战斗中意外身亡，但波斯帝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到死海与今阿富汗之间的河间地带（Transoxania），其东部和东北部疆域包括阿姆河两岸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书称为大夏）和花剌子模（Chorasmia）。 公元前525年，居鲁士的继承人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将埃及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这一阶段的波斯已经超越了全盛时期的亚述，成为当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在从埃及回师的途中神秘去世，王位落入一个自称是其兄弟巴迪亚（Bardiya）的手中。此时，埃及、米底亚、波斯均发生了反抗帝国统治的暴动，一种在过往西亚地区不断重复的、伴随着重要君主的去世而造成帝国急剧衰落乃至覆灭的历史似乎又将上演。正是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波斯七大贵族世家的首领合谋，击杀巴迪亚（或冒充巴迪亚的术士高墨达Gaumata），推选七人中的大流士（Darius）继承王位。 大流士力挽狂澜，连续19战全胜，擒获9个暴动首领，平定帝国全境的叛乱，使帝国重定于一。公元前520年，他命人将这一功业以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埃兰语铭刻于贝希斯顿（Behistun）的崖壁之上，此即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 大流士作为波斯帝国的中兴之主，确立了对于波斯帝国及后世各大政治体（特别是罗马帝国）有极深远影响的行省制度。全国被系统地划分为二十余个行省，每个行省设置总督。帝国将绝大部分权力下放给各行省的总督，由其负责行政、税赋、司法事务，在某些条件下也允许其统帅军队。对于波斯这样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极大的超级帝国而言，这种赋予地方以高度自主性又维持中央政府之高度权威的制度可谓至关重要。 大流士统治末期，波斯帝国发动了对希腊的入侵。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波斯军队被雅典人所击败。大流士之子薛西斯（Xexes I）再次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旨在征服希腊的远征，但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Salamis）海战遭遇决定性的惨败。希腊远征的失败是波斯帝国的转折点，此后波斯尽管仍维持着对其庞大疆域的统治，却失去了对于地中海区域的控制力，也失去了进一步对外扩张的雄心与锐气，而陷入为内外情势困扰疲于应付的境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进攻波斯帝国，在几次关键性战役中均取得胜利，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的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被部下所杀，帝国覆亡。 波斯帝国与此前各种帝国的最大差异在于： 1. 它的统治以获得贡奉和服从为目的，而对于各地复杂的风俗民情、宗教信仰、法律传统、社会结构、政治认同、经济活动，只要不明显与其统治相悖，一概不予干涉。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贵族集团合作、在保证统治权的基础上无为而治的国策，使得波斯帝国的统治得以绵延数百年； 2. 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生活中，代表宗教力量的祭司阶层总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巴比伦被波斯顺利攻占，便是祭司阶层主动开门献城的结果），而波斯帝国则基本不存在具有如此举足轻重地位的祭司阶层。由于帝国采用极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宗教与祭祀行为对于君主而言更多只是其合法性的某种装饰，起初波斯君主在巴比伦参与“蒙贝勒（Bēl，“主”）护佑”的仪式、在埃及扮演法老的角色，这只是尊重当地宗教传统的表现（后来亚历山大袭取了这一立场，他在巴比伦被称为“马尔杜克之子”，在埃及被称为“阿蒙之子”）。琐罗亚斯德教对于波斯帝国而言，更大程度上是阿胡拉·玛兹达信仰在波斯王室中获得的认同（大流士称自己的王位来自于阿胡拉·玛兹达的恩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教。在波斯帝国的政治构架中，祭司的地位被地方精英-贵族集团所取代。相对于此前的政治体，波斯帝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世俗化或说去宗教化特征； 3. 波斯确立了一种抽离具体宗教内容的绝对王权，这种权威超越传统习俗与宗教规范，它是法律之正当性的来源，是世间公正的化身。这一体系下，臣民与君主的差异，对应于传统宗教上凡夫与神灵的差别。这种意义上的王权，不再需要追溯更高的神性来源（尽管也不排斥），而以自身为目的。 由于波斯与希腊的长期战争和相互影响，它构成了希腊人对于东方世界最直观而深切的观察对象。后世关于波斯的认识，其主要依据往往是希腊史家的记述（如希罗多德之《历史》、色诺芬之《长征记》）。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意向，通过希腊人进而嵌入整体西方文明的意识深处，成为其所构造的世界体系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东方”代表，一种与“西方”对立的“它者”。 西方有关波斯的记述-想象传统中，“专制”无疑是其最突出的特质，进而构成了直至今日仍颇具影响的“东方专制主义”叙事的一部分。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专制（despoteía）被表述为以蛮族王制为典型的君主一人对全部臣民实行类似主人对奴隶式的统治，其根源在于蛮族人天然地具有奴性（“自然奴隶”），因而天然适于接受专制统治。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波斯之政体属于具有绝对权力的王制（pambasíleia），即应归入家长式的统治而非主奴式的专制，而专制也并非仅限于蛮族人。 在希腊城邦中，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暴民政体都可以转化为类似主人对奴隶式的专制统治，但这一精妙的区分往往被严格强调希腊人与野蛮人差别的主流意见所淹没。在普罗塔克有关亚历山大的传记中，记录了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教诲：作希腊人的领袖（hēgemōn），作野蛮人的主人（despótēs）。无论这是否真为亚里士多德所言，但其精神正契合于希腊人的主流文明论倾向：希腊人（Héllēnes）与野蛮人（bárbaroi）、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波斯正是野蛮东方的代表），分别对应着自由与奴役的品质，西方天然是自由的，东方天然是奴役的。 这种将专制归于东方的论断，在15世纪欧洲近代绝对主义国家兴起后，受到了挑战，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一方面延续了“自由的欧洲”与“奴役的亚洲”这对古老的概念，对于专制主义在东方国家的成因从气候、地理、环境、宗教、礼俗、法律等诸多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则借批判专制主义指涉与之相似的欧洲绝对君主制，从而达到以远寓近、借古讽今的目的。 这一手法在孟德斯鸠的小说《波斯人信札》中更富于创造性地得以发挥，其中借着在欧洲游历的波斯贵族郁斯贝克和黎加之视角，以一系列书信的形式表达了对于法国之社会、政治、政体、法律、宗教诸多现象的观察与批判，在此，波斯的形象融合了西方对于古老东方的种种偏见、成见与奇幻想象，包含着鄙夷与敬畏集于一体的复杂感情，短暂地摆脱了绵延千年的专制标签。 - END -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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