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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可谓最喜欢言说“归去”的文人之一，“归”、“归去”或“归去来兮”之类的词在其诗词文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苏轼钟爱陶渊明的诗歌，尤其对陶氏的《归去来兮辞》至为喜爱，他不仅有檃栝改编《归去来兮辞》的《哨遍》、有《归去来引》及《和陶归去来兮辞》，甚至远谪惠州时，有居士卓契顺不远千里为他捎来家书，感动之余，他当即为卓契顺书写了陶潜的《归去来词》以相赠，于此可看出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是非常能切中和契合苏轼内在心理的触媒，因此，笔者将苏轼这种频频言归的现象及其所折射的内心思想称之为“归去来兮情结”。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既与其常年飘荡、渴望安宁的生活及精神的栖息地有关，更直接呈现了他对于出处进退及处穷之道的思考。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心理状态下，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的内涵有所不同，就求归地点而言，苏轼经历了从“归故山”到“归田园”，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三个心理阶段的变化。 一、 归故山 苏轼自21岁离开家乡眉山，在此后四十余年的人生里，除了仅在母丧及父丧时两次回蜀外，便再未返乡。终其一生，苏轼对家乡都是十分想念的，在诗词中，其思乡及渴望还乡的情怀常具体化为“归故山”。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浣溪沙》、“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醉落魄》）、“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临江仙》）、“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永遇乐》）、“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游西池次韵》）、“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等。 以“故山”作为家乡的代名词，既吻合了传统文化中“山林”所代表的隐遁、出世之义，是对陶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白居易“因话出处心，心期老岩壑”等前贤诗文的呼应；同时更是切实地指向蜀地及眉山多山的地理环境，甚至在许多时候故山就是指峨眉山，以上所引“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便是一例明证。苏轼回忆家乡时，总好言及峨嵋，还不乏其例，如：“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送杨孟容》）、“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分僧文长老方丈》）、“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寄黎眉州》）。 峨眉山距离苏轼的家乡眉山仅80余公里，乃天下名山，为钟灵毓秀之地，所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又不乏“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这样颇具传奇色彩的世外高人隐居。唐代陈子昂、骆宾王、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诗人都吟咏过峨眉。所以，峨眉山较之于眉山，似乎是一个更大的文化符号，也足以代表整个蜀地，苏轼以峨眉山代指故山或故乡，是为家乡寻找到了一个颇具指标性和知名度的符号，这充分反映了他以家乡为傲、眷念故乡的心理，也透露出他向往山林的出世之思。 苏轼对故乡念念不忘，自然与他长年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有关，他对自己飘荡不定的人生有非常深刻的体认，自称“身如不系之舟”。熙宁七年，他作词《醉落魄》，云“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元丰七年，他回顾自己的生活为“三十三年，漂流江湖，万里烟浪云帆”（《满庭芳》）；元祐六年，他在送别友人时，慨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贬官赴岭南途中，深感“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从海南北归途中，感慨“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与范元长十三首》）。正是远离了故乡且经年萍踪不定，才让苏轼对家乡的想念绵绵不绝，当然，“家乡”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已获得了精神栖息地的意义，回家意味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休憩和安宁。 苏轼对故乡念念不忘，还与他渴望省亲尽孝、情系家族兴衰的宗法观念有直接关联。虽父母双亡，但双亲及发妻的坟茔仍在眉山、不少亲属故旧也在眉山，作为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受宗法观念濡染的士大夫，苏轼又焉能忘怀于乡土？贬谪黄州时期，苏轼在写给堂兄苏子安的尺牍中称：“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与子安兄七首其一》）“坟墓咫尺，亲眷满目”，这种“第一等好事”自然是必须回到故土才能实现。自登州还朝时，他针对祖坟边的松树被人偷伐的情况，特地嘱托苏子安等“甚烦照管”、“略往觑”，“当分明点数根槎，交付佃户，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与出榜立赏，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与子安兄七首其三》）。 同时期，苏轼在写给乡人的信中称：“某去乡十八年，老人半去，后生皆不识面，坟墓手种木已径尺矣，此心岂尝一日忘归哉！”（《与乡人一首》）自扬州还朝时，他修书苏子安，表达想念：“弟久客倦游，情怀常不佳。日望归扫坟墓，陪侍左右耳。”（《与子安兄七首其四》）苏轼不仅在尺牍中频频提及家乡坟茔，在诗词里亦反复致意于此，如《江城子》中的“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黄州寒食诗》中的“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满庭芳》中慨叹“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所谓“归梦绕松杉”，实是指梦回松杉环绕的故乡坟茔，表达的是祭奠、守护双亲亡灵之意。 远离故乡并未使得苏轼骨子里的宗法观念有所减弱，归扫坟墓及与子由兄友弟恭，皆根源于血缘天性，自不待言，他对眉山苏氏家族的兴衰也是颇为关心的。贬居黄州时，他在写给侄子苏千乘的信件中称：“家门凋落，逝者不可复，如老叔固已无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头颅，可知正望侄辈振起耳。”（《与千乘侄一首》）得知侄子苏千之应举失利，他明确表达了失望及殷切的勉励：“秋试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与千之侄二首其一》）贬居海南时，他叮嘱在京师的侄孙苏元老，“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防”（《与侄孙元老四首其一》），其关切怜惜之意溢于言表。 苏轼一直心系故土，也有不得不还乡的理由，但他始终未将“归故山”的心愿付诸于实际，原因是多方面的。贬谪的十余年，待罪之身，行动无法自主，这是令其不得返乡的客观因素。在其余二十余年的为宦生涯中，他许多时候都处于党争的风口浪尖，致君尧舜的理想、刚直要强的个性都使他难以骤然放下政治生活、回归故山做一个真正的隐者。苏轼“奋励有当世志”，而这种济世之志又与个人的事功之心紧密相连，因此苏轼的还乡是以功成名就为前提的，所谓“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他虽然早已名扬天下，但这主要是文章之名，他对自己真正的期许似乎是，“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杭州召还乞郡状》）。 另外，是否还乡，也涉及到经济条件、于子孙的发展有利与否等许多的现实问题。西蜀虽风景秀丽，但遥远闭塞，亦是事实，苏洵当年即有“恐我后世鄙且愚”，打算移居中原的想法。苏轼在写与族兄苏子明的尺牍中，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信中，他针对苏子明“数滞留蜀中”的情形，提出建议：“何似一入来，寄家荆南，单骑入京，因带少物来，遂谋江淮一住计，亦是一策。试思之，他日子孙应举宦游，皆便也。”（《与子明兄一首》）该建议从侧面透露出，在苏轼看来，居住蜀中，于“子孙应举宦游”是有所不便的。 苏轼也确曾考虑过返乡的可行性，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前，他向王庆源谈及其致仕还乡的规划：“某为郡粗遣，衰病怀归，日欲致仕。既忝侍从，理难骤去，须自藩镇乞小郡，自小郡乞宫观，然后可得也。自数年日夜营此，近已乞越，虽未可知，而经营不已，会当得之。致仕有期，则拜见不远矣。惟望倍加保啬，庶归乡日犹能陪侍杖履上下山谷间也。”（《与王庆源十三首其十三》）在苏轼的规划中，致仕归乡须得遵循的路径是“自藩镇乞小郡，自小郡乞宫观”，这一路径是与苏轼一贯恶骤变、求渐变的个性相吻合的，提举某宫观是只领薪水不做事的闲职，也可以保障归乡后的经济来源。苏轼的规划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只是政治气候变化之迅疾和莫测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后“两年阅三州”的频繁调动及远谪岭海的遭际永远搁浅了他的归乡计划。 二、 归田园 对故乡的想念伴随了苏轼的一生，不过，当发现还乡之梦日渐渺远时，他也在进行相应的心理调适。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的归去来兮情结依然未变，只是此时他的求归地点已从“归故山”退而求其次为“归田园”。所谓“归田园”，即只要拥有一定的田地以供耕读，便可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终老，田园的所在地当然也不必再拘泥于家乡了。被贬黄州前，苏轼更多地是谈归故山，间或也提及归田园，譬如：“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减字木兰花》）此时苏轼所向往的田园具有浓郁的牧歌化、理想化色彩，归去来兮的呼吁也仅仅停留于口号，自然带着一股潇洒和干脆。 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因“不得签书公事”、不敢多作诗文、不敢多与人交往，他成了事实上的闲人。他最初寄居于定惠院，后迁居城南长江边的临皋亭，其后友人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的营房废地数十亩，让他开垦种植，此即东坡。他谈及其耕种生活：“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十七首其九》）正是这种从前未曾有过、像老农夫一样的躬耕经历，令苏轼在心理上走近了陶渊明，开始将自己当下的生活与陶潜的“守拙归园田”相提并论。他在信中告诉友人王定国：“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甚贵。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十三》）。在词作《江城子》中，他甚至视陶渊明为前生，认为自己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当下心态与陶渊明几乎同出一辙：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至于回归故乡的念头，苏轼并未完全打消，甚至憧憬有朝一日“或圣恩许归田里”，彼时则与众乡老往来徜徉、“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但他也深知希望渺茫，所以在力求安于东坡躬耕之乐的同时，也设法消解自己的思乡情怀。他告诉友人：“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八首其八》）其诗《晚游城西开善院，泛舟暮归二首其一》亦曰： 晚照余乔木，前村起夕烟。棋声虚阁上，酒味早霜前。远谪何须恨，来游不偶然。风光类吾土，乃是蜀江边。 可以看出，苏轼是通过寻找谪居地与家乡的相似之处，来消除身在异乡的隔膜感，从而在根本上消解地理上的家乡概念。 无论是贬谪黄州及乞居常州时期，还是远谪岭海时期，苏轼都在试图将居住地营造成一个足以安乐终老的田园，并高歌“归去来兮”。如从黄州赴汝州团练副使途中，他向神宗皇帝上表乞求“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乞常州居住表》），得蒙恩准后，苏轼激动地写道：“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满庭芳》） 他又在词作《蝶恋花》中借一老叟之口表达归田之意：“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谪居岭南时，苏轼更是大范围地写作和陶诗，对贬谪生活中的田园之乐反复吟咏。虽然他力图从自己的谪居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寻找高度的一致，但事实上，二人的“归园田”却有一些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样，毅然辞官、主动回归田园，其归隐决心十分坚定，其田园体验亦因之更显自然本真。苏轼则是因贬谪异地、归故山无望，被迫过起了躬耕南亩的生活，即他本人所说的“老境所迫，归计茫然，故所至求田问舍”（《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三十五》）。由于是无奈回到田园，所以他对田园之乐的描述更多地带有自我劝慰与开解的意味，在体验田园的同时，心情又颇多矛盾与挣扎，作为“剑外思归客”的异乡感是一直或隐或显存在于其内心的。 如贬谪惠州时，苏轼描述其白云峰新居，曰：“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丘也欤？’只此便是东坡新文也。”（《与陈伯修五首其五》）谪居儋州时，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海南，作诗示子由》）。一方面如此表现安适达观，另一方面苏轼又称不堪“谪居岑寂”，“但痴望沛泽北归”，且在岁末年终之时，“感念聚散，不能无异乡之叹”或“会和无缘，不能无天末流离之念也”（《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八、十四》）。因是无可奈何归田园，所以一旦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苏轼的归田之趣便会即刻让位于致君尧舜之志，归耕阳羡不足五个月，就应命出知登州，即为显证。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苏轼所体验及所描述的田园之乐就是虚幻不实的，只是这种乐趣因时而变，带有时效性。 还可注意的是，苏轼被贬黄州与被贬岭海时对田园生活的态度虽有诸多相似，如都持乐天知命观，尽量从田园中体验安适，亦尽量消除身处异乡的隔膜感，但两个时期仍存在一些差异。苏轼从黄州的田园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较之岭海时期，无疑更大也更真实。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时，作词《满庭芳》留别邻里诸子，词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抒发了不能还乡的遗憾，但同时又嘱托“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表达了有朝一日重返黄州的愿望。在与黄州友人的信中，苏轼亦表示：“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茀，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与潘彦明十首其六》） 元祐元年，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寄词《如梦令》二首与黄州太守杨寀，再度抒发对黄州的想念，其一云：“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在这些文字里，苏轼俨然视黄州为意欲归去的理想田园，个中虽有夸张与美化之嫌，但无疑表明，黄州时期耕种东坡、憩居雪堂的生活确实给他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至于惠州与儋州，曾给过苏轼“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到昌化军谢表》）的惊怖记忆，所以他对惠州与儋州的真实体验恐怕远不如在黄州时的丰富充盈，其书信中多次透露出的企盼北归情绪，便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三、 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心目中的田园并不是一个空泛意义的隐居处所，它非常质实地指向一些具体的前提，即田地的确实存在，并且最好是可解决二十余口人温饱的良田，这从苏轼乞居常州便可窥豹一斑。天真与实际在苏轼身上是并存的，这一点亦属正常人性，不必为先贤讳言。不过，苏轼一生实在太过飘荡沉浮，归故山纵然是遥远的梦想，连觅一个稳定安适的田园终老，也鲜少可能。苏轼并非一个习惯与享受飘泊的人，他一直在漂泊，又一直在渴望归去，其求归之地从故山退守至不拘于故乡、谪居地的田园，最后退无可退、归无可归，便只能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了。 元祐元年，苏轼与自谪迁地岭南返回京师的友人王定国相见，在词作《定风波》里，苏轼生动地描述了与王之侍儿柔奴的一段对话：“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语所反映的随缘任运思想，正好切合了苏轼饱尝沉浮之苦后的心理结构。在他处苏轼对这种心安处即吾乡的观点又不断地重申，如《临江仙》中云“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在海南时所写的《和陶归去来兮辞序》称“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 心安处即家乡的观点完全消解了家乡之所以为家乡的地理意义、宗族意义乃至文化意义，使“家乡”成为了一个内涵模糊、外延无限的概念，苏轼试图以此来消融并彻底根除自己的归去意识，从而对抗经年飘泊所致的无根感。既然“家乡”被置换为心安之地，而不再指向外界的具体处所，那么归故山或归田园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前提是“心安”，那么，如何才能“心安”呢？苏轼曾“归诚佛僧”，且从中体验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的境界。他也乞灵于道家的放任自然、与物俱化的思想，从中获得“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与陈秀才三首其一》）的启示。他也像一个真正耽于世俗生活的及时行乐者，诉求于醇酒美人：“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适情耳。”（《哨遍》）不过，即便如此，苏轼内心中的孤寂、怀疑、忧惧、虚幻等情绪始终是真实存在、难以完全消弭的，对苏轼而言，既然如何“心安”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归去来兮”也便成为一个永远的念想。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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