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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木辉 语文教学是要“教教材”还是要“用教材教”，近几年讨论得颇为热烈。虽主张“教教材”者有之，主张“教教材”与“用教材教”兼顾者有之，但因为“用教材教”是新课改理念，主张“用教材教”者占上风，是主流。在新课改的强大舆论环境下，尽管不少人的实际做法是“教教材”，但因迫于舆论或屈从时髦，也不敢承认“教教材”，不敢主张“教教材”，甚至不敢谈论“教教材”，唯恐被讥笑为“观念落后”，“做法老土”！笔者认为：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教教材”，或者说基本上应该“教教材”，故语文教学不应忽视“教教材”，要敢于提倡“教教材”。 一、“教教材”由教学目标确定 不言而喻，任何学校教育都是有目标的。小学教育有小学教育的目标，中学教育有中学教育的目标，大学教育有大学教育的目标，各级各类学校总是为完成自己的教育目标而努力着，而不去做不属于自己目标范围的“份外事”。同理，任何学段学科的教学都是有目标的，小学语文有小学语文的教学目标，中学语文有中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大学语文有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各学段学科总是为完成自己的教学目标而努力着，而不去做不属于自己目标范围的“份外事”。这些目标都是事先“预设”和“规定”的，而并非临时自由“生成”。这些目标假如可以临时自由“生成”，那情形会怎么样呢？也许，中学教育会做小学教育的“份外事”而不做或少做自己的“份内事”，大学教育会做中学教育的“份外事”而不做或少做自己的“份内事”；也许，中学语文会做小学语文的“份外事”而不做或少做自己的“份内事”，大学语文会做中学语文的“份外事”而不做或少做自己的“份内事”；也许，语文课可以不做或少做自己的“份内事”，而去做“别人”的“份外事”——将语文课上成历史课、地理课、政治课……再说，假如没有事先“预设”和“规定”的目标，又何以区别认定何为“份内”，何为“份外”呢？也许，正是为防止这些荒唐情形的出现（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教育主管部门事先“预设”和“规定”了各种目标。比如：各大学在招生之前就规定了各专业的培养目标，招生后即按照事先“预设”和“规定”的目标进行教育教学；各学段学科也早早“预设”和“规定”了教学目标，教学要按照事先“预设”和“规定”的目标进行。各学段学科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有明确规定，它对教学的作用如同“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法定权威性，必须严格遵守，不能私自变通。而且，教学目标一旦在《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确立，它对教学的权威作用要管多年，一直到《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不适应教学而被修改；而且，修改后又须严格遵守多年……这些情况表明：目标是事先“预设”和“规定”的。当然，教学是否完全达到目标涉及多方面的因素，那是另外的问题，本文不拟讨论。 《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规定了教学目标，教材则忠实地体现和贯彻教学目标。教材是贯彻教学目标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目标的依托与凭借。虽然同一目标可以贯彻和体现在不同的教材中，不同的教材可以贯彻和体现同一目标，虽然“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实现目标可以凭借不同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说，教材是由专家精心编写而成，能贯彻和体现教学目标，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依托与凭借。对同一套教材来说，只要它是经过精心编写而成，那么，任何一册课本、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篇课文乃至任何一则知识短文，都是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服务，都对实现教学目标具有教学内容上的规定性，因而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舍弃性和随意替代性。因为，要这册教材与不要这册教材，要这个单元与不要这个单元，要这篇课文与不要这篇课文，要这则知识短文与不要这则知识短文，以及这篇课文、这则知识短文安排在哪册教材、哪个单元，等等，都是教材编者精心确定而不是随意安排的。不考虑目标需要而随意选文、随意编排的“教材”是不可思议的，因而这样的“教材”也不可能存在（校本教材例外）。总之，教材有明确的目标规定，有严谨的组织体系，这些，决定了语文教学要“教教材”，要重视教材、吃透教材，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按教材“预设”和“规定”的目标教学而不能任意“生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学目标。教材即便只是个“例子”，然而，经专家精心选择的“例子”肯定比一般人随意运用的“例子”要好得多。退一步说，如果用别的“例子”尚且可以实现教学目标，那么，用教材这个“例子”肯定也能实现教学目标，而与其舍近求远地另寻别的“例子”，何如现成方便地用好教材这个“例子”呢？这样，省去另寻“例子”的时间与精力，让教师在繁重的课务中得到一些“解放”，或者把这些时间与精力用于钻研教材，难道不是好事？还需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用教材教”，是以否定教学目标的“预设”与“规定”为前提的，是主张“用教材”（或者别的东西）这个“例子”为“引子”（或者别的东西）来临时随意“生成”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这样的做法随意性太大，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作为“生成”主体的学生未必会有教学目标，未必会朝教学目标方向“生成”，而不承认教学目标需要“预设”和“规定”的教师，按理心中也是没有教学目标的，这样的教学是不能实现《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预设”和“规定”的教学目标的。“画竹”尚且要“胸有成竹”，教学岂能没有目标？或许，“用教材教”承认《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预设”和“规定”的“大目标”，仅仅是要“用教材”作为“例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生成”教学内容和“小目标”；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是不能实现《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预设”和“规定”的“大目标”的，因为“大”由“小”组成，随意“生成”的“小”具有不确定性，而具有不确定性的“小”是不能组成具有明确规定性的“大”的。这正如有人指出：“新内容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它们自然地指向目标的有效达成。”（王荣生等著《语文教学内容重构》）因此，如果要实现《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预设”和“规定”的教学目标，“教教材”比“用教材教”保险、可靠。因此，语文教学要重视“教教材”。 二、“教教材”由教师素质确定 由于视野所限，笔者不了解“用教材教”者的课堂教学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平时所见常态课均为“教教材”；笔者曾担任优质课评委，所见优质课亦均为“教教材”），是否都如他们所主张的那样，都将教材作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可这可那的“例子”（抑或别的什么），而另外“生成”比教材本身更为重要的别的什么东西。笔者倒是在一些教学刊物上了解到这类课课堂教学的一些情况，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注重课文本身，而注重另外“生成”别的东西并热烈讨论。如：教学《背影》，讨论“父亲”是否“违反交通规则”；教学《孔乙己》，讨论孔乙己“该怎样打官司”；教学《孔雀东南飞》，讨论刘兰芝“该怎样处理婆媳关系”；教学《武松打虎》，讨论武松是否“违反《动物保护法》”……的确，这样的课没有“拘泥”教材，也没有“预设”目标，被认为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的典范；但这样的课正如有人指出：“只是利用了教材的某一点，然后从某一点出发，教了一个语文之外的东西。”（王荣生等著《语文教学内容重构》）这样的课也未免太随意了吧！而且，这样的课“招式”极为玄妙，“章法”几近全无，一般教师恐怕难以掌握！或许正因为这些，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目前课堂教学的主流状况还是“教教材”（尽管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是在“教教材”），教师们一般是把教材和教参奉为“圣经”的，钻研教材及教参、“教教材”及处理教辅资料，几乎花去了他们全部的教学时间与精力！顺便提及：有人主张取消教参，这至少在目前来说是不符合教师素质实际的，因而是不可行的。从目前状况看，一般来说，教师能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教好教材就很不错。再顺便提及：一般教师对语文学科的“这性”“那性”及语文教学的“教教材”或“用教材教”等并无兴趣，也不甚了然，因而他们的实际做法一般不“跟风”（迫于舆论，在说法上要违心“跟风”），总是“我行我素”、出自本能、忠于职守地“教教材”，并力求教好教材（事实上，教好教材也无止境，也不容易！）。这就是教师素质现状，它决定了目前的语文教学是“教教材”，也只能“教教材”。或许，在教师素质普遍大大提高的“将来”，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自编教材，能够信手拈来地“拿来”教材，他们能够“用教材教”，但目前还不能。 三、“教教材”并不完全排斥“用教材教” 如果“用教材教”是指用教材作为凭借或例子，让学生掌握类似的规律和方法，使其能够举一反三，是指在掌握教材基础上的适当延伸或拓展，那么，“教教材”在重视教、学教材的同时，并不排斥“用教材教”，相反，倒是常常“用教材教”。这样的“用教材教”的做法早已有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几千年的语文教学乃至其他教学传统中，任何一个教师都会在“教教材”的基础上适度地“用教材教”，即在引导学生掌握教材的基础上适当地延伸或拓展。在教学中，时时要求和提醒学生要学会迁移“搬家”，学会举一反三，学会触类旁通地解决类似问题，学会力所能及地拓展和深化认识，等等，这实在是传统、常规、一般而又出自本能的做法，实在用不着什么“用教材教”的“新理念”指导！这里界定的“用教材教”，本是“教教材”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未必就是“用教材教”倡导者的本意）。但是，还必须指出：这里的“用教材教”，是以“教教材”为前提、为基础、为主体的，它服务于、服从于“教教材”，服务于、服从于落实教材“预设”和“规定”的教学目标，而不能本末倒置，喧宾夺主，胡乱“生成”！对教材本身都还没有很好解读和掌握，就盲目地、心无目标地“用教材”为“例子”（或其他什么）去任意“生成”别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而且，这种做法中的“例子”实在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因而也就可有可无！故二者虽不排斥，但“用教材教”应“依附”于“教教材”。 四、“用教材教”的提法不科学 由以上讨论可知，语文教学应该主要“教教材”，而且事实上也基本上是在“教教材”，虽然不排斥一定意义上的“用教材教”，而且也时常出自本能、相机行事地进行一定意义上的“用教材教”，但是，“用教材教”是以“教教材”为前提、为基础，为主体的，“用教材教”是“教教材”的适当延伸与拓展，它“依附”于“教教材”，它服务于、服从于“教教材”，服务于、服从于落实教材“预设”和“规定”的教学目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它自身不能揭示、反映和概括教学的本体情况，因此，将“用教材教”作为一种指导教学的教学思想、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来提出，这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因而也是没有必要的。相反，它会徒增混乱，如最近几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不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语文教学不应忽视“教教材”。笔者深知，这样的看法实在传统保守，不合时宜。然而，笔者坚信，重视“教教材”实在、管用，符合教师素质实际，符合语文教学实际。 参考文献： 1.王荣生等著《语文教学内容重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2.林富明《“用教材教”的基础是“教教材”——谈语文教学内容的规定性》，《语文学习》2007年11期； 3.张心科《夏丏尊、叶圣陶的语文教科书选文教学功能观评析——兼说“教教材”与“用教材教”》，《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5期。 （原载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9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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