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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朝鲜战场平安北道某个山洞里，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一名叫张荣清的战士被叫到政委面前。 “坐吧。”政委放下手中的材料，缓缓打量着眼前这个面容清秀而神情坚毅的年轻人，突然发问:“小张，你是什么人?” “我?我是军人。”张荣清略感困惑。 “什么军人?”政委追问。 “一个中国军人，革命军人!”张荣清语气坚定地补充道。 “不是吧?”政委盯着年轻人的双眼:“说，你是不是日本人?” …… 既是日本人，也是中国革命军人“我叫砂原惠。” 2017年5月的一天，北京某饭店，一位日本老人向前来拜访的人民中国杂志社王众一总编辑一行礼貌地递上名片。他面庞清瘦，眉慈目善，满头银发，衣着普通。寒暄过后，主宾双方坐下正要叙话，一曲激昂的音乐在房间里响起: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砂原惠先生手持年轻时的照片(王焱 摄影)  砂原惠先生在北京接受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王众一的采访(王焱 摄影) 老人眯上眼睛，似乎很享受地听了一阵，才从衣兜里掏出了手机。乐声戛然而止，屋里响起平易的汉语:“喂?你是哪位?哦，对对，我是小张，我到北京啦……” 放下电话，老人再度看向客人们微笑着说: “我是日本人砂原惠，也是中国革命军人张荣清。” “军国少年”的童年砂原惠193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5岁那年，随着从事矿物研究的父亲被派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工作， 砂原惠和家人一同迁往中国东北。他的父亲在当时属于“叛逆青年”，组织过学生社会运动，据说被调职“满洲”，就与此有关。 砂原惠一家乘船从大连上岸，一番辗转后落脚在辽宁省内陆的阜新市。砂原惠入读当地小学。他回忆:“父亲喜欢安静，没发过脾气，对我的功课也不勉强。”  8岁时的砂原惠 右为照片背面(砂原惠提供 ) 砂原惠基本生活在当地日本侨民圈子里，但也会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虽然当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不过孩子之间并无敌意。 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父亲将砂原惠送到大连读中学，以备万一有事，儿子能从港口迅速逃回日本。在大连，砂原惠不仅要独自生活，还要面对枯燥的训练和严厉的教官，“我接受的是当时典型日式教育，可以说也是个‘军国少年’”。 三四个月后，父亲突然病倒，砂原惠只得赶回家中照料。7月中旬，父亲病逝。一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 “记得那天中午大人小孩都被召集到一所学校，收听广播，但没人听得懂。事后从别处才知道战败了。” 消息传来，日本侨民乱作一团，自治团体作鸟兽散。砂原惠回忆:“大家急忙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日本，但第二天就发现‘满洲国’的货币已经不能用了，很少有人能顺利逃回日本。”这时的砂原惠也回不去大连了。 父亲生前有个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弟子，在这个被砂原惠唤作“哥哥”的人的帮助下，砂原惠一家母子六人计划前往葫芦岛，然后乘船回日本。但他们乘火车南下到辽宁北镇县一带时，局势愈加混乱，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决定先在当地暂居，打探消息。 从“小少爷”到放牛娃在辽宁省北镇县六台子村苏家街，这里淳朴的村民们包容了落难的砂原惠一家。2013年，砂原惠再度来到这里，一个围观的老太太认出了他:“这不是小三元儿(‘小砂原’的东北话谐音)吗，你咋回来啦?”。 “我说话的口音不一样，有些人会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有位老村民曾教我回答说自己是南方人。尽管很多村民知道我们是日本人，但都没有揭穿。” 砂原惠的母亲喜欢缝纫，逃难时带了缝纫机，于是就在当地做起了裁缝。曾经是家中“小少爷”的砂原惠则到一户地主家做了猪倌，后来又做了牛倌。放牛可以外出，他就经常拜托小伙伴照看牛，自己去村里的学堂窗外偷学。这段经历中，砂原惠开始思考世界。“猪只知道吃和睡，而牛就有社会性，喊它的名字，它会有反应。” 1946年正月，砂原惠人生第一次领到工钱。“我一年的工钱是高粱九斗六升。分成几次领。第一次领的高粱非常纯净，直接能吃。第二次的就掺了一些糠，再往后杂质就越来越多。” “穷人就要受欺负吗?”感到不公的砂原惠决定报复。他让牛空腹舔盐，然后去河边喝水。当砂原惠领着腹部鼓胀的牛群回到地主家时，地主老头可乐坏了，招呼砂原惠留下吃点东西。结果砂原惠吃到一半，牛圈里发了“洪水”。察觉被骗的地主老头暴怒，狠狠揍向少年…… “那时留下的伤现在还可以摸到。”砂原惠笑着说道。 不久，从忧心忡忡的母亲那里，砂原惠听说中国人爆发内战了。 从无产者到革命军人砂原惠见过日本关东军，也在村里先后见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他说:“关东军太凶，街上见了要敬礼，稍有懈怠就会被责罚，我只觉得害怕;国民党‘中央军’都是美式装备，可军纪差，强拿村民东西;共产党八路军只有老式日制步枪，但他们逢人就说:‘老乡好吗’，满口自己人的感觉，那时我就想共产党会取胜吧。” 果然，当地的国民党很快被赶走，共产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按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划分方式，无房无地的砂原惠一家被定为最贫苦的“雇农”。“土地改革重新分配田地，所有人分到的土地面积相同，但是雇农有优先选择权。能够挑到最好的田地，等轮到地主挑时，就剩下最差的地块了。” 转眼间从雇工变成拥有土地的农民，从放牛娃变成“光荣的无产阶级”，这给砂原惠带来极大的触动。“土地改革后，村里好多青少年都跑去参加八路军。那时的男孩子都有军人梦，我也不例外。”  1950年 砂原惠(居中)与两位战友的合影 右为照片背面(砂原惠提供) 1948年春，不顾母亲的反对，不满16岁的砂原惠离家出走，以“张荣清”为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他回忆:“入伍时要填写身份，我就写‘六台子村出生、汉族、雇农’。”不久，他成为某步兵师侦察连的一员，先后参加了解放东北的辽沈战役和解放华北的平津战役。 “当时有不少日籍人士在解放军工作，但绝不会让他们去前线。而我不一样，我是作为中国人参军的。” 砂原惠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他乔装成卖糖葫芦的小贩，到国民党某大官的宅邸外侦查。他回忆:“门口的卫兵非常松懈，坐着的，抽烟的，枪都不好好端。我用香烟去套近乎，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有不少小孩围着我想吃糖葫芦，不过我不能白给，必须装出做买卖的样子，否则就暴露啦。”  化装成卖糖葫芦的小贩混入城中侦查(神北克 绘) 这期间，深感愧疚的砂原惠写信向母亲报平安，不久母亲回信原谅了他，并告诉他村里已经将他家定为军属之家，受到尊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砂原惠说:“那时，我感到中国人真正独立了，被列强肆意摆布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但帝国主义不会主动放弃捣乱。1950年9月，帝国主义军队及其仆从介入朝鲜内战，战火烧向中朝边境。1950年年底，砂原惠作为空军地勤兵，随部队开赴朝鲜，一晃就是两年多。他回忆:“虽说是空军，但我们没有制空权，经常进山洞躲避空袭……” 别了，张荣清;再见吧，中国在山洞里，“你是不是日本人?”政委的追问，让张荣清沉默了。 良久，政委叹了口气:“小张，你说你是革命军人。那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次，张荣清回答得干脆利落。 “好。张同志!”政委说道:“我命令你回家去吧。” “……是!”砂原惠哽咽了。 原来，1953年春，砂原惠的母亲在中国病逝了，中国红十字会通知给有关部门，部队才知道“张荣清”是日本人。消息传开，战友们为砂原惠举办了欢送会，但他却非常委屈:“首长感谢我作为日本人为中国革命奉献，但他越感谢我就越心痛，我觉得我就是中国人。母亲刚离我而去，战友也不要我了，我被所有亲人抛弃了。” 离开朝鲜战场后，砂原惠被安排到有很多日籍人员的东北老航校工作。这所位于牡丹江的航校，以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骨干为班底组建，为新中国空军培养出大量飞行员。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白云飘飘的年代》就反映了这段历史。 1955年3月，砂原惠踏上了从塘沽启航的“兴安丸”，告别了生活17年的中国。当同船日侨都憧憬着回家时，砂原惠却茫然了:“我在日本无家可归。” 日本是母国，中国是祖国到日本后，侨民团团长将他介绍到京都大学做助手，但好动的砂原惠不久就去了东京。那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但已经有商贸交流了。他掏出了一本旧护照:“1955年在东京举办中国商品博览会，1956年在北京、上海举办日本商品博览会，1957年在名古屋，1958年在广州、武汉。我从此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从事贸易工作。” 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砂原惠倍感欣喜:“经友人介绍，我有幸与田中角荣先生见过几次面。有一次，先生问我:‘最近生意怎么样?’我回答说:‘不大，不过我在努力。’先生建议我与其做出口，不如做进口。他说:‘去进口中国的商品吧，哪怕很小的东西也没关系，要让中国人攒下外汇，才能买建设需要的东西，才买得起日本的好东西。’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启发。”  从田中角荣那里听取如何与中国贸易的建议。(神北克 绘) 如今，年过80的砂原惠依然经常来中国。“几个月不来中国，我就会不舒服，为了不给子女添负担，我就选最便宜的机票。” 2015年9月，砂原惠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看着眼前通过的解放军受阅部队，砂原惠心潮澎湃，耳畔又回响起那个声音:“小张，你是什么人?”  受邀参加2016年9月3日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神北克 绘) “是呀，我是什么人。百分之百流着日本人的血，但思维却是中国人的。大概对我来说日本是母国，中国是祖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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