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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我又想起了“凤凰琴”| 有故事的人

 见素抱朴780 2017-08-02


电影《凤凰琴》剧照

>>>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922个作品

作者:林哲

原标题:《凤凰琴》

(一)


偶然地,我在某个乐器收藏网上看到了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乐器。它的主体由一排标着简谱的圆形琴键和五根琴弦构成,琴匣上印着凤凰的图案,倘若它生产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琴身上还会刻着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语。这种乐器的名字很多,“大正琴”、“凤凰琴”、“中山琴”、“文革琴”、“娱乐琴”等等。经过更为细致的资料查询,我吃惊地发现,它竟然是日本人在大正年间发明的一种民族乐器,也是大和民族唯一的原创乐器,融西洋器乐的键盘元素和中国古典民乐筝的拨弦元素于一体,可谓“东西合璧”。


相比于“大正琴”、“中山琴”、“娱乐琴”等没有诗意的名字,我更喜欢叫它“凤凰琴”。自古以来,凤凰一直被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视为吉祥鸟,纵使浴火,也会涅槃重生。曾几何时,凤凰琴给多少处于生活动荡、颠沛流离的人们带来欢乐与希望。在那个时时处处充斥着阶级斗争的年代,稍稍与文艺沾边的事物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贴上“资产阶级流毒”的标签,而凤凰琴在各阶层中的受欢迎程度着实算是一个奇迹了。孩子们把它当成心爱的玩具,老师们用它弹奏火红的旋律,知识青年们一手按着琴键、一手轻抚琴弦,将一腔热情与朦胧情愫融进悠悠琴声里,有时,它还成为见证纯洁战友情谊的信物。


小时候,我是弹过凤凰琴的。虽然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不知其名,只将它当成与布娃娃、魔术圈无异的儿童玩具。九十年代初,我还是一名纯粹的“学前儿童”,某日父母有事不在家,他们又担心年幼的我独自在家惹出什么幺蛾子,便托军属大院传达室的阿姨在白天值班时顺便照料我。传达室的木头大桌子上摆满了报纸和信件,尚不识字的我自然对它们没有兴趣,便百无聊赖地摆出一副泫然欲泣楚楚可怜的模样。阿姨为了哄我,便把她已经上幼儿园的儿子的一大包玩具倒在我面前,让我任意挑选。我不喜欢变形金刚和电动小火车,唯独对着一台很奇特的琴入了迷。我一手按着那琴的圆形琴键,一手拨动琴弦,竟奏出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的旋律。就这样,我荒凉的心里,明晃晃地开出了一朵耀眼的小花。我不知道琴的名字,还以为它是玩具儿童钢琴的“精简版”,心想:这“钢琴”长得可真奇怪,琴键竟然不是黑白相间的。


这一小段童年情景,仿佛被剪辑错了的蒙太奇,连我自己都未曾料想,二十年后,同样在一个百无聊赖的白天,我随手打开iPad浏览网页时,那琴的图片闯入了我的眼帘,接上了那段被拦腰斩断的记忆。童年瞬间变得鲜活起来,仿佛一束久置于暗房中的菲林忽然邂逅光明,幻化作五彩的图片色块;又好像在某条人山人海的街巷,忽然与多年不见的老友不期而遇,那种欣喜不言而喻。二十年来,军属大院传达室工作人员几经更迭,那位阿姨早在我上幼儿园中班时便带着丈夫和儿子回到了湖南老家。我不知道,他们的行李中是否有那只我弹过得凤凰琴。现在我已记不清琴身上的图案究竟是怒放的牡丹还是浴火的凤凰,上面是否印着专属于某个特殊年代的标语……但那有些喑哑的旋律,终究还是没有随着年华的流逝而淡褪。


七十年代之后,不知何故,许多当年名噪一时的乐器厂纷纷停止了对凤凰琴的生产。那把我弹过的凤凰琴,也许是六十年代的“文物”了。当年没有用傻瓜相机把琴的样子记录下来,真是一个遗憾了。


很多我们曾经并不特别留心关注的物件,在时隔多年之后,以罕见的实物或珍贵的影像方式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怀旧”、“回忆”,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词语,霎时开始在惊来疾去的岁月里流淌余温。小浣熊干脆面里的“水浒英雄卡”、塑料吸管编织的五彩许愿星、当时很流行的“麦丽素”“香香果”“跳跳糖”等零食、带刷子和橡皮的卷笔刀、“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的事迹连环画……这些陪我们走过闪亮的日子的宝贝,正如我记忆中的凤凰琴一样,当我们在纷繁变化的凡尘中手足无措时,不经意间为我们披上专属于回忆的温情外衣,于是一丝丝温暖的涟漪,就这样在心底荡漾开来。


(二)


无独有偶,当我把有关凤凰琴的“大发现”欣喜地告诉父亲时,父亲说,他小时候也不止一次地见过凤凰琴,只是那时,还是小伙子的他也不知道凤凰琴的名字。我的两个姑妈在上山下乡如火如荼的年代都曾当过乡村民办教师,凤凰琴是她们上音乐课时的教具。父亲曾经在姑妈任教的小学里玩过凤凰琴,只是那时他们一致用老家土话叫它“琴”,很简单的统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音乐课教学乐器的档次高低一直被我当成评判小学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的“水泉小学”,土坯房教室摇摇欲坠、复式班复式课的教学条件、唯一的老师和临时派来的13岁女代课老师、一群纯真无邪但衣衫褴褛的孩子……这样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们难受得热泪盈眶,孩子们的音乐课哪里有伴奏乐器,纯凭老师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很多乡村学校,也许至今也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有的老师偶尔兴起,会掏出土笛子或价格低廉的口琴,和着山里的嘤嘤鸟鸣和潺潺小溪,轻轻吹起《东方红》之类的旋律。父亲说姑妈任教的小学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了,因为学校里有一把凤凰琴,这样,教学生们唱歌就方便得多也带劲得多。年纪稍大一点后,我时常回到外婆家所在的县城,县里的学校往往配有脚踏风琴,琴声咿咿呀呀,好像织布机发出的声响,那时已经在省城学钢琴的我总觉得县里学校的领导真不够意思,为什么不给学校添置几台钢琴呢,就像我就读的那所省重点小学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很多资源,并不是天赋平等的,县中学的表姐直到初中才学会简谱,而我的幼儿园老师,早早就教会我们看五线谱。


我的两个姑妈都是“老三届”,这个历史名词也许已经不为我们“80后”所熟知。1966年—1968年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被“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插队”的时代浪潮裹挟着,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散播到祖国广阔的农村天地。两个中考成绩在县里名列前茅的姑妈,在凤凰琴声中,走上乡村讲台,当起了民办教师。我的父亲年纪轻轻参了军,离开了家乡,驻守海岛。他是幸运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赶上了地方高考,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而我的两个姑妈扎根乡村后便结婚生子,此后被招工回到县城。1991年,我的大姑妈在晾衣服时意外摔倒后伤到了头,再也没有醒来。后来听父母说,那时才一岁的我正由父母带着准备回老家探亲,我坐在前往闽东山城的长途汽车上,因为晕车吐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马上就要见到大姑妈了,可是人世间最大的无奈莫过于此,我对大姑妈的唯一记忆如同凤凰琴声戛然而止,只能在懂事后看着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黑白照片无限遐想。她真美,照片中的她大概才二十岁吧,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笑靥如花。而令我扼腕叹息的是,用我父亲的话讲,“她辛辛苦苦拉扯大三个孩子,却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我的二姑妈招工后就扎根工厂一干二十年。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她再次被下岗的大潮裹挟着,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好在“老中专”姑父的单位效益不错,对二姑妈这个勤劳善良的女人疼爱有加,二姑妈心平气和地接受着一切,相夫教子,全家其乐融融,她把我的三个表哥送进部队锻炼,又细细将他们培养成为县邮电所的骨干员工。


命运在偶然间让我当了幸运儿。如果我的父母当年没有从闽东、闽北那两个穷乡僻壤考到大城市的大学,他们怎会分配到省城不错的单位工作,怎会在省城相遇相知,又怎会有我这个从小就衣食无忧的孩子?那真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父亲母亲真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闽北山乡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外公、外婆、三个姨妈、表姐表弟们至今还生活在那个四面环山、转一圈只要45分钟的县城里。那时我父亲还是一名记者,在全国范围内隔三差五地出差是家常便饭,身怀六甲的母亲只得回到闽北,让外婆帮着照料。我就这样出生在闽北的大山里,并在那里度过短暂的童年。后来父亲成了总编,不用时常跑新闻,母亲带着我回到省城,从此,闽北成了我暑假时的避暑天堂,我真正的“籍贯”闽东,也只是在寒假时作为“探亲地”短暂逗留一两天。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弄不清我的根究竟在哪里,我不是闽北人,又不在老家长大,而省城也只是我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我不懂得任何一地的方言,我只知道我出生在大山里,而户口本上的籍贯地,是一个美丽而淳朴的海滨县城。别人问我哪里人,我只能给出“福建”的大概念。


母亲的姐妹和父亲的兄姊都在九十年代中期加入失业大军,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了,暑假回闽北时听着大人们絮絮叨叨地说着造纸厂的过去,“一厂破产全家下岗”是那时乡亲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我还不知道下岗对于这群辛苦了一辈子的大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正想着,在闽北的这半个月里,去哪里可以找到供我练习的钢琴——我很快就要参加全国钢琴三级考试了,分秒必争。省城的家长培养孩子,特别是独生子女,是不惜血本的,我的很多小学同学根本没有假期,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报了钢琴、书法、奥数等等名目繁多的兴趣小组,说是“兴趣小组”,其实都是父母强制孩子学的,也许是为了孩子上初中后能凭借才艺分到重点班,也许是为了今后的高考加分……我是纯粹出于兴趣学习钢琴的,工薪阶层的父母,每月省吃俭用,十几年前,半小时100元的钢琴学费真不是个小数目,学习钢琴又是个长期工程,用五六年时间考完十级算是高效率了。


乡亲们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父母要供我学钢琴,在他们看来,钢琴这个庞然大物,发出的音乐和两块钱一支的玩具口琴也没什么区别,又不能吃不能穿的,学钢琴实在是太奢侈浪费了。


原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烦恼,当我在因为钢琴考级而烦恼时,我的表弟表姐因为害怕交不起学费而烦恼。


幸运的是,我的烦恼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我的婶婆——我外公的亲弟弟的妻子,与我外公同住工厂宿舍大院,她愿意把她的脚踏风琴借我弹半个月。


婶婆几年前通过考试,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在镇上某小学教书,不知何故她几年前忽然把信仰从佛教转向了基督教,唱赞美诗成了她每日的必修课,她从小学校里要回了一台残破的风琴,使它摆脱了被肢解成木材、扔到废品收购站里的命运。这台风琴于是成为她单手弹唱赞美诗的乐器。我和表弟白天到她家吃李干的时候,她听说了我要准备钢琴考级的事,于是决定让姨夫把风琴抬到外婆家,让我先练一阵子。


风琴真是残破不堪,有几个键还发不出声音,我一边踩着踏板,一边双手按键,那样子一定滑稽极了,表姐说我就像个纺织姑娘,连风琴发出的声音都像弹棉花一样。幸亏钢琴三级的考级曲目还处于初级,它们大多不超过两个八度,所以凭借风琴来完成还是绰绰有余的。风琴给我和表弟、表姐带来了不少乐趣,他们俨然觉得只有40平方米的宿舍房充满了“艺术气息”——我是“宫廷乐师”,他们是“二人合唱团”。每晚我们仨躺在竹席上看完《还珠格格》,第二天早上他们定会让我弹奏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学着歌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唱起来。


我就这样弹了半个月的脚踏风琴,以至于回到省城的家里练习钢琴时,双脚都会条件反射地想要不停地踩钢琴踏板。


奇怪,我想讲凤凰琴的故事怎么扯到风琴去了?原谅我的意识流。我只是觉得,凤凰琴和脚踏风琴都不算是昂贵的乐器,可是它们就像一串斑斓的珍珠,串起我的童年,而且两种乐器都和我挚爱的亲人有关,请允许我把风琴的故事讲完。


后来我回家了,风琴是不是又由姨夫搬着,还给了婶婆,我不知道。我后来和婶婆的交集少之又少,家事如雨,单纯的孩子,哪里会真正理解大人的世界。第二年暑假回到闽北时,我外公九十岁高龄的母亲辞世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葬礼。我唤外公的母亲为“大奶奶”,但由于不生活在一起,我对她的印象相当模糊。我父母都要上班,他们仍然留在省城,放暑假的我一个人来到闽北,任姨妈姨夫们为我和表弟表姐缠上白腰带、黑纱、红布条,然后傻傻地跟在长长的送葬队伍后面,听着鼓乐手极不协调的鼓点和号角,时不时还要用双手堵住耳朵,以防往路边扔的鞭炮没有预兆地响起。我们就这样跟随送葬的队伍穿越了小小的县城,路边行人纷纷驻足,品头论足道这老太太真有福分,如此高寿还遇到如此孝顺的儿女和晚辈。我头次知道,原来葬礼也不一定是悲戚戚的。但我还是觉得“死者为大”,虽然我们几个小字辈和大奶奶的交集不多,但我依然觉得我们应该保持肃穆的神情。于是我和表弟表姐拼命地把脸沉下来,甚至还想挤出几滴眼泪,但是没有成功,我们没有说笑地一路跟随大部队走进一家饭馆,原来送葬了还可以白吃饭。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简单,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我忽然发现婶婆和我同坐一桌,于是想起了风琴的事情,去年我回去得早,没来得及对她说谢谢,现在我是不是要上前对她道个谢。我正要向她点头微笑致意,坐在身边的外婆却阴沉着脸盯着我,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便埋下头静静地吃饭。


午饭后我们表姐弟仨无事可做,便在灵堂附近闲逛,想找找有没有卖碎碎冰的地方,那种芒果味的碎碎冰可爽口了。忽然灵堂里的一声嚎啕大哭吓到了我们,我听出了这是外婆的声音:“妈——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外婆是长房媳妇,痛苦也是正常的,我这样想,而哭声之后的激烈争吵声则更让我撕心裂肺。我想到灵堂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表弟表姐一把拉住我。他们说,你不在县城住,你不懂大人的事情。


他们说外婆和婶婆这对妯娌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外婆是个佛教徒,婶婆是基督教徒,婶婆在葬礼上不肯叩拜大奶奶的灵位,因为基督教的教义里有“不下跪”的条款。外婆外公看不惯婶婆的行为,说她作为儿媳妇实在不孝,于是起了口角。但后来表姐又补充了一个新的版本,说是外公一家和婶婆一家由于出的份子钱不一样多,少的那方嫌多的那方装派,多的那方嫌少的那方不孝,千头万绪。我把头埋进手臂里,一股悲哀无止境地袭击了我。我爱外婆,因为我是外婆带大的,我也爱婶婆,因为她把风琴让给我弹,宁可一个月不唱赞美诗。后来外婆和婶婆之间真的没有来往,我不知道其中谁对谁错,矛盾的爆发都不是一时兴起,一定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遗憾的是外婆搬家后我就再没机会去原来的老院子看婶婆。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最悲哀的事情,而我无能为力。


婶婆家的脚踏风琴还在不在?她还会用它来弹唱赞美诗吗?今年婶婆的丈夫去世了,我在天津,又一次错过了向婶婆道谢的机会,只好自己问自己这些问题,找不到答案,就像我问父亲“您当年玩过的凤凰琴现在在哪里”一样。


(三)


我还是说说凤凰琴的故事吧,这几天我一直在淘宝网上搜寻,但是很多宝贝的库存都显示为零,我很想买一把凤凰琴作为已经逝去的童年的纪念,最终我还是找到了一把仿制的琴。母亲一直不理解我为什么忽然如此执着于这样一种下里巴人而非阳春白雪的乐器,她问:“你钢琴过了十级,已经学会了乐器之王,还弹那个玩具琴干嘛?”我的回答是,我是个乐器控,和音乐有关的东西都会使我双眼发亮,就像小时候死缠着父母要求学钢琴,后来又陆陆续续自学了口琴、竖笛和电子琴一样。其实,这只是我买凤凰琴的理由之一。当我无意间看完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后来又续写为《天行者》,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后,我已然觉得凤凰琴是一样神圣的物品。


影片中,高考落榜农村女青年张英子经当乡教委主任的舅舅的介绍,来到荒凉的界岭小学当民办教师。学生们每天要步行十几公里的山路来读书,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四名民办教师每周护送学生们跋山涉水回家和上学。他们为了乡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余校长省吃俭用,一边照顾瘫痪的妻子,一边把破旧的家腾出来,作为寄宿生的宿舍;邓副校长面临着时刻被狼群袭击的危险,风雨无阻几年如一日地护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孙主任采草药换钱,为学生们买课本;小张老师扎根乡村,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面对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和始终等不到转正名额的现状,他们依旧坚守在乡村的土地上。影片中一句话说得好:“公办教师只是把学生当成学生来教,可是民办教师却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这句话淋漓尽致地点破了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区别!


我一直执着地认为自己的泪点很高,看《泰坦尼克号》时都不曾眼眶湿润,可是看《凤凰琴》时却禁不住潸然泪下。张英子每晚弹奏的凤凰琴是余校长爱人明老师的,这琴背后同样蕴藏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当年界岭小学只有两位民办教师,一位是张英子的舅舅万主任,另一位是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老师(那时余校长还在部队当兵),为了争夺唯一的转正指标,水平不及明老师的万主任违心娶了家境殷实且有后台的离婚妇女李芳,而贫农出身的明老师为了证明自己在实力上胜过万主任,生下孩子仅仅三天后的她趟着冷水河去乡里考试,一到考场便晕倒了,落下了终身残疾。后来张英子的舅舅成功转正,并且当上了乡教委主任,他内心有愧于明老师,便悄悄将一只凤凰琴匿名送给明老师留作纪念。影片的最后,界岭小学几经周折得到了一个民办教师转正名额,大家最终决定将名额给了明老师。病榻上气若游丝的明老师回光返照,像圣徒一样洗净双手开始填转正表,刚填完便离开人世……


如今,在很多省份,“民办教师”都已成为历史名词,在轰轰烈烈的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运动中,有人通过实力成功转正,有人虽有实力却贫困潦倒无力买断工龄,有人默默奉献一辈子最终还是难逃被辞退的命运。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他们也许有着各种不完美,却默默无闻地扎根穷乡僻壤,成为传递文明的使者,当他们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后,便再次默默无闻地退场,没有聚光灯,没有华丽的帷幕。我想起我的两个姑妈、我的婶婆、我的伯母,她们都曾是普普通通的民办教师,两个姑妈招工后经历了九八下岗浪潮,我的婶婆赶上了转正的好时候,伯母辛辛苦苦背着咿呀学语的孩子步行到县里考试最终体力不支没能转正成功还是被辞退了……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虽然不同,在我看来却都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千千万万的波澜壮阔构成了一个个时代的潮流故事。民办教师多么像凤凰琴,它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与欢乐,后来默默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甚至鲜有人知道其名字。然而尽管他们消失得这般无声无息,他们也曾像凤凰琴一样,留下过悠悠回音,他们曾为多少乡里的孩子,奏出人生美丽的乐章。


我还想起高二那年,我随学校到闽西贫困山区访贫问苦。与很多希望工程宣传片中的乡村小学校一样,我们所访问的小学,颓圮的土坯房、复式班、极少的民办教师、骨瘦如柴的孩子……我们和孩子聊天,送给他们漂亮新颖的文具,为他们照相。有人质疑这种活动是否纯属作秀,有人嘲笑我情不自禁掬的一把辛酸泪过于感性,我只能摇摇头,一切的一切,实际都是无可厚非。我们就像盲人摸象故事里的盲人,固执地站在专属于自己的那个角度看问题,可以说我们以偏概全,却不能批判我们大错特错。


很短暂的工夫,我们不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几把考试专用尺子、几摞硬皮笔记本、几个漂亮文具盒,着实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哪怕支教,也很难改变孩子们漫长的一生,他们还有多么长的路要走。可我始终觉得,我们面对无法瞬间改变的事实却如愤青一样四处抨击,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纵使时光易逝,我也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用粲然的笑靥告诉他们:你们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尊重的,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我们都是彼此关心相互成长的,所以,按你们的方式生活,然后,好好学习,将来有机会经历不同的精彩。


我拿出珍藏了八年之久的孩子们给我的回信,信封里夹着她们送给我的礼物——用稚嫩的彩笔画出的小花,很美,很美。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有时候,铭记,就是最好的回报。


我在贫困县闽北山乡长大,小时候喜欢吃油盐饭,一小叠牛皮纸折成的青蛙、一小片叶子做成的天然口哨就是童年最心爱的玩具,但我着着实实在省城长大,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或许繁荣与荒凉的落差,更能让我在面对贫瘠时无法自拔地变得感性。有些差距天生就注定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我接受着城里的新鲜事物无所畏惧地成长,一路重点地读到硕士,我的表兄弟姐妹却在小县城里纠结于各种在我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的生活琐事,他们没有上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长大后的我们,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是否单纯因为成长环境迥异使然。


(四)


五六十年代我国生产的凤凰琴不是纯粹意义上大和民族的传统乐器“大正琴”,它被引入中国时已然成功地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成为了红色年代的乐器。后来凤凰琴停产了,现在,一些衷情于怀旧的乐器制造商唯恐人们记不得这奇特的乐器,开始小批量地仿造凤凰琴。


我们对仿造的东西总是苛刻的,经过改造后的城区,尽管霓虹闪烁火树银花,尽管仿古建筑惟妙惟肖甚至更为精巧,我们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品头论足。曾经我们对着几近成为废墟的古民居唏嘘不已,而当历史的陈迹被修复后,我们面对簇新的雕栏画栋,不免叹息仿制品的拙劣与失真,感叹但凡有一点历史的城市都已然被格式化成清一色的仿古商业街区。世界上没有两头甜的甘蔗,在原汁原味与保护修缮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如黄金分割点的平衡点。事实上,很少人知道,每一处古迹,在长长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时间轴中,都曾几度毁灭、重建、修缮、再毁灭、再重建……周而复始。我们对“历史”上的重建满怀宽容,又为何对现今所有的修缮都一棍子打死?


对于即将逝去的,真实记录未尝不是一种绝好的纪念方法。我走街串巷,用镜头摄下那些曾经的辉煌、如今的沧桑、未来的消逝,行走于没落与辉煌的边缘。省城并非清一色的水泥森林,钢筋水泥的建筑之间往往留有余地,那是古老坊巷里弄的痕迹。巷子里流淌着千年以前的护城河,如今水流缓缓,沧桑依旧,我看见小水渠上方有一座悠悠古桥,桥头曾经雕刻精美的石头狮子和莲花图案被风霜侵蚀了棱角,依稀可辨的凹凸依旧向匆匆过客彰显着当年的做工精良,古桥弯弯,对岸是一株古榕,沧桑的根须独木成林,揉进护根的泥土,又繁衍出世世代代的新生命,古榕旁边总有供奉地方神的神龛或小庙,终年香火袅袅。古城人坚信,只要精诚所至,什么样的神,无论是临水娘娘,还是齐天大圣,无论是田螺姑娘,还是裴真人南天照君关公老爷孔夫子,个个都会显灵。很多坊巷里的老屋在历史上都曾是官员商贾的豪宅府邸,而今却沦为市井凡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陈迹不能与名胜相媲美,在我看来却更具一番风味,那接地气的温暖,刹那间如暖流溢满心田。就像凤凰琴,它难以与钢琴、小提琴、圆号、古琴等或高贵或典雅的器乐共同登台,却有着自己独有的质朴与亲近感。


对于已然逝去的重建物,我仍旧用广角镜头记录下那些光鲜亮丽的一面,我知道终有一天,随着年华的流逝,它们也会返璞归真至泥土本色,到那时,回忆过往,定能有一种怀古的气度。


所以即便是仿造品,我仍旧把新购得的凤凰琴当成心爱的宝贝,如同当年对“文物”凤凰琴爱不释手。


我像二十年前那样按着凤凰琴的琴键,拨动着它的琴弦,悠悠琴声伴着绵绵回忆,飘忽而至。


责编:万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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