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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大年初二，父亲去世，家里失去了依靠，二姐去了南京姑毌家，毌亲带我和大姐寄住伯父家。伯父安排我们住在南市春源里他们家开设的陆新华印刷厂内。春源里地处老城厢的热闹地带，北临民国路（现在的人民路），与法租街隔街相望。西临著名的露香园路（明清时代有露香园，似乎著名的王道婆曾在此织布）。南临九亩地（是大流氓黄金荣的发家之地）。东距城隍庙约一华里，离外滩也不远。是块风水宝地。直至2012年才依依不舍地拆迁改造。幸好我在2012年大年初二去抢拍了一些照片，以留作永远的记念。
陆新华印刷厂真是名符其实的弄堂小厂，现在看来颇有些神奇的色彩。在春源里23号。因为所处位置的原因，比正常的石库门少了西厢房。所以，大门进去是20平方的天井（为扩大利用面积，遮上了天棚），里面是客堂也只有30平方左右，开饭时，放两张八仙桌。平时搁上台板成为包装车间。东边是东厢房，狭长的房间，直通到底，在三分之二处，分隔成两间，前半间放五台铅版印刷机（属老式机器，原为人工脚踏。改装后用马达带动上方的飞轮，再分别用皮带转动各台印刷机。新式的为胶版印刷，只有大型工厂具备）。两种底色，52种（A、2、3—J、Q、K，红心、方块、黑桃、草头）红、黑色两色，另加J、Q、K和两个百搭是彩色，反反复复套色非常复杂，就在这个30多平方的空间内完成。后半间为切纸间，从造纸厂出厂的铜版纸（大概是1.2米x0.8米），将原纸分成（16开A4大小）后去印刷，印好后，再切分成正常扑克牌大小，大量的边角料卖给废品回收站（此大型回收站现在还在，已至少有六十年历史），回收的钱大家分，大伯作主规定，母亲与切纸师傅拿大头，这成了我零用钱的来源（我们母子不付食宿费，但也没有正式工资，所以，工厂不开工时，只好吃老本）。客堂后面是楼梯。楼梯下方有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楼梯间，放一只大马桶，男女共用。（天井角落围出不足一平方的角落，供男工小便用，没有便具，直朝地漏）。客堂后面是灶间，有一个大灶，烧柴爿。还有一只大煤炉。有一扇后门。后门外一排住房是贫民区，一些潮州人在露天做烤鸭和木拖鞋。住在13号的一位旧警察也很穷，—家四口住在小搁楼上，他妈妈天天来陪我妈妈聊天，妈妈将剩菜剩饭给她，警察的弟弟是个哑吧，为了这些剩菜剩饭，哑巴每天来做—些杂事，例如用火油擦印刷机的墨盘和胶辊，扫地等，不知道是不是会给哑吧一些钱。那有现在的警察叔叔威凤和得意。
楼上布局与底层相仿，有前楼和厢房。前楼放—个大抬板，是将印好的大张的54张扑克牌顺序理好，送去切分成标准扑克牌的大小，然后夾成40公方的长条，进行手工刨角，刨角的阿父师傅很会动脑筋，对我们全家很照顾，伯父很信任他。既管技术，也管总务。厢房前三分之二区间，女工们一字长排，将切分好的，刨成园角的成品扑克装入小盒，再装入十二副装的打盒，送到客堂装箱，出厂。我放学回家就帮助装扑克，撒衬纸（印刷时，为防止相互玷色，每印好一张，由旁边的女工放上一张白纸，叫夹衬纸）油墨干了以后，将纸撒出。最主要是在大包装的纸板箱上用墨笔写上：对方的公司名称，重量、尺寸以及陆新华印刷厂等有关事项，这是“人尽其才”，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毛笔字比“出众”一些，每逢写纸箱，阿文师傅就要叫我。
每次做到晚上九点半，就可以拿到0.25点心费。当时浙江电影院学生票0.14元。油条0.02元。花生米0.05元一大包，蜜饯0.05元一包。我功课一般都是在清晨四点起来做，毌亲也是四点钟起来为工人们烧粥。
自幼与工友们的相处以及劳动的经历是我的一笔财富。值得怀念。
扑克牌的品牌最初为“米老鼠”，后来可能是知识产权的缘故改名为“乐乐乐”牌。公私合营后，併入上海最大的扑克牌厂粹华卡片厂，后来，统一改名上海纸品五厂（上海所有国营厂都改名为编号厂）。统—品牌为“马戏丑角”。厢房的后面三分之一为男工宿舍。我们一家三口是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亭子间”是上海著名的特产，历史上有不少有名的骚人墨客出自“亭子间”。“亭子间”不仅遭受大灶和煤炉烘烤，煤气也受不了，幸好灶间上有高高的天棚，而未对身体带来太大的影响。到了九、十岁，我就搬到男工宿舍去睡了。大热天更是拿了条席子到工作台上打铺睡觉。
在抗战胜利前夕到解放初期，市场萧条，印刷厂非常不景气。只是帮协大祥绸布庄印制精美的包装纸盒。有时，干脆租借给山东人切烟丝。
1951年，国家经济建设走上正规，共产党内部比较和谐，中苏关系也亲密，那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尤其是东北地区更是繁荣。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地区扑克牌需求量有增无减。伯父家的大哥陆光仁，虽然文化程度不很高，但很精明，引进了复杂的扑克牌印制技术，现在看来，印制扑克牌真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真是令人佩服。大哥还将扑克牌通过上海市文教用品公司的统购统销渠道，销往东北三省。真是—个技术精，会经营的人才。大哥在历次政治折腾中，他也没受太大的冲击。此后，还开发出了塑料扑克牌。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不足200平方米的两层厂房里，由20多位工友（男女各半），要完成下列工序：原纸切成十六开大小一一印刷红色和黑色A—10和Q、J、K的红心、方块、草头和黑桃花纹——Q、J、K和两张百搭还需另外套上彩色——背面印上蓝色或红色的花纹一一切成扑克牌一一四周刨上园角一一装入小盒—一装入十二盒装的打盒一一装入大的纸板箱——出厂。
在50年代初期，印刷机械已初步实行了电气化。原纸切分也是用电功切纸机。切分技术非常精细，不能差之毫米。印刷与套色都要恰到好处。五十年代，没有电脳控制，连象样的测量仪器也没有，硬是靠大哥和师傅们的经验和眼光。现在想想，那个时代的人们无论是人格，还是水平都值得钦佩和尊敬。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如此大的贡献的大哥全家生活条件甚为一般（另题发表），远不及现在芝麻绿豆大的九品官实惠。可怜还要顶个“资本家”的帽子，虽未受太大冲击，但是，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每年春节，我总要去春源里一游。因为，那时候，每逢大年初一，我与留厂的小徒弟们一道，敲打一付小型的锣鼓家什，从春源里出发到法租界东新桥（金陵东路浙江路）的伯父家去拜年，既高兴，又新奇，也蛮滑稽的。拜年时，伯父给我们每人一个红包，我也不例外，还可美餐两顿。这是我童年中一场不会抹掉的记忆。
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搬迁到番禺路上海纸品五厂新址，母亲随即退休，成了光荣的退休工人。大哥为我们在广西南路安排了十一平方，另有八平方的搁搂房子。底层沿马路，朝西一扇门，一扇窗。吃、喝、煮、拉、撒、睡全在这11平方。自来水要拎水桶到隔壁弄堂里排队凭筹买水，条件甚差。不过，至今为止，我还看到上海还有许多人住在更差的房内。五八年八月，我去浙江大学念书，六三年分配回沪。至今已经搬了三次家，搬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现在的住所。
以下照片均摄自2012年1月24日（大年初二）春源里正在动迁之时。
旧仑街大门
东青莲街，左：春源里，右：开明里，前方：旧仓街
东青莲街大门，左侧是开明里（当时的高挡社区，房屋结构比春源里好。居住条件也稍好一些。）—直到底是露香园路
春源里内通道
春源里内主要通道，当时没有外设水斗，比现在干净
近邻（50年代比现在干净，没有水斗和垃圾）
左转弯就是陆新华印刷厂
该女士大概是在等待合意的拆迁条件
“工厂区”：23号陆新华印刷厂，24号达丰宽紧带厂，玩伴王镇邦是老板的儿子，25号：老龙头针织厂。弄内最大只能通行“橡皮车”，就是有两只汽车轮胎的手拉板车，载重量可上吨计。前拉后推，当时上海马路上常見。
上世纪50年代享誉东北三省的扑克牌制造厂，陆新华印刷厂的大门。七十年如一日，任其风吹雨打，石库门的大木门，花岗石的门框都维持了原样。木门的黑漆还是七八十年以前涂抹的，好象从未维修过，破烂的木门下端用三夹板修补了一块。大门口还放有上海著名而独特的“卫生设备”——“马桶”和“痰孟”。“工厂区”变成了“贫民区”。几十年如一日，2012年总算翻了身。
23号侧门是工厂变成住宅后新开的。前门放了马桶和痰盂，边门挂了个空调，中间穿越了半个世纪。
小区内通道。幼时跑来跑去，觉得很宽敞。解放前，全国只有四万万七仟五百万人口，解放初期全国只有6亿人口，上海只有400万。我们是“抗日战争逃难来的新上海难民”
旧仓街弄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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