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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于新 大学生李文星离奇死亡，因为警方通报在他尸体周边发现传销笔记，再加上他生前的借钱等反常行为，很多人推测他的不幸和传销组织相关。传销组织在李文星事件中到底扮演何等角色，仍有待警方调查。这一事件再次牵引公众关注传销这一老问题，而天津静海区恰恰就是全国传销最泛滥的区域之一。 在李文星事件被曝光后，静海警方已有表态，“将围绕打击传销工作，加大清理整治力度”。客观而言，当地这种表态并非第一次，近些年也不断看到当地多部门打击传销窝点的新闻。比如据《中国工商报》，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间，静海区工商、公安机关累计集中开展打击传销行动近 400 次，累计取缔传销窝点1300个，解救被限制人身自由人员300名。但这些数据，和坊间传闻的传销组织规模相去甚远。由此也可侧面印证，打击力度还远远跟不上现实的传销猖獗程度。
（2017年2月8日下午，静海公安捣毁2处传销窝点。 来源：静海发布） 打击传销存在很多难点是事实，但这不足以解释静海等有些地方长年累月变成传销猖獗的窝点。传销正如见不得光的病菌，总要在合适的温床才能繁衍滋生。传销组织选择在哪些地方发展，很重要的考量必然是当地的监管态势。如果一个地方真正做到对传销零容忍，保持持续的打击力度，很难想象传销组织能长期在该地发展壮大。所以，无论有怎样的理由，哪个地方的传销特别猖獗，哪个地方必然存在监管的缺失，这是靠常理都能推导的结论。 其值得关注的是，据反传销相关人士所言，静海区的属于北派传销，不仅是骗钱谋财，还限制人身自由，具有暴力行为。此前当地就有过被传销组织控制的年轻人，在逃跑过程中跳入鱼塘溺亡的先例。相比所谓的南派传销，静海区传销组织的危害程度更甚，对这种暴力型传销组织的宽纵，就是对民众生命权益的漠视。
（2016年9月10日，百余名警力突袭静海传销窝点） 这些年舆论对打击传销的呼吁从未衰减，2013年工商总局、公安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等曾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创建无传销城市工作的意见”。为响应舆情和贯彻上级意见，近些年很多城市在打击传销中做出了有益探索。最近山东和安徽刚公布了2016年两省的“无传销城市”，两省分别有14个和15个城市入选。为什么这些城市可以在打击传销上取得显著效果，而像静海这样的城市，却不能变成一个“无传销城市”？在现实的政治生态下，一个城市的官方有没有鲜明的反传销态度，有没有坚决的反传销行动显得尤为关键。 关于打击传销，过去常列的难点有执法罚款难、抓获头目难、取证困难、移送司法机关难、法院定罪难等。有些难题确实需要制度上的完善，比如目前《反传销条例》将打击传销的主体定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但从很多地方的经验来看，有效的打击还需要社区等基层组织乃至社会力量的协助。此外对于传销人员的法律追责，也缺乏清晰有威慑力的规定。但是否穷尽现有的一切打击办法，是不同地方生态好坏的关键，也足以判断一个地方有没有尽到官方责任。静海的现实，让人对官方的表现存在很大疑虑。 抛开李文星案来说，这一次对传销泛滥的关注，实际上对静海区的形象和声誉是严重的损伤。但愿地方官员可以汲取教训，甚至有必要将打击传销上升到政治高度，拿出决心和行动，早日摘除传销窝点这样的毒瘤，为地方正名，为民众的生命权益护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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