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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这本书的思想属于什么流派？有人说是法家，有人说是道家，还有人说是儒家。按照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谈对道家的定义，《管子》应该属于道家的大范围。属于道家里面的道法家，道家跟法家的结合。历史上的黄老道家，大体属于这一个脉络。为什么有人会说它是儒家？因为它确实用了儒家习惯用的“礼”、“德”等概念，虽然内涵很不一样。 下面我们着重讲《管子》这本书，讲管子的思想。我分成了五个点：第一点讲执政治国要顺人心、遂人愿；第二点讲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第三点讲自主即繁荣；第四点讲以法治国；最后讲管子敬天行道的思想。我们逐一分析。 顺人心、遂人愿 先讲一下顺人心、遂人愿。治国的核心就是顺民心，治国搞得不好就是逆民心了。 《管子·牧民》里面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忧劳”、“贫贱”、“危坠”、“灭绝”四件事。所以，执政治国就是要消除百姓最厌恶的东西，解决百姓最忧患的东西，就是使人不忧劳、不贫贱、不危坠、不灭绝。 管子接着说：“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你能够让百姓快乐，百姓就会为你去忧劳了；“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你能让百姓富贵，老百姓也愿意为了你去承受贫困；“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这是一种交换的思想。执政治国就是实现百姓的愿望，换来百姓对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献和牺牲。管仲是商人，他把朝廷与民众的关系视为交换关系，认为治国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你能为百姓做什么，百姓就愿意为你奉献什么。什么叫领导力？领导力首先就是得满足人，通过服务获得领导力。 这种观点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赫斯凯特（James Heskett）的观点一样。Heskett有一个模型是从《道德经》衍生出来的，叫做Servant Leadership（服务型领导力）。他认为最深刻的领导力就是服务，通过服务来实现领导。 经济是道德的基础 讲完顺人心、遂人愿，我们讲第二点：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管子·牧民》上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家很富裕，很远地方的人就会跑来；国家的土地开垦得好，老百姓就留居下来了；“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的礼节、人的荣辱观跟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得“仓禀实”，仓库都很满了，人们才会有礼节；得“衣食足”，衣食很丰足，人们才会有荣辱感。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礼义廉耻，也没有礼节荣辱可谈。这是非常典型的、务实的商人的看法。 百姓自主带来繁荣 经济如此重要，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那么，怎么发展经济？这样就到了第三点：自主即繁荣。《管子·形势解》上说：“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让老百姓安静，不去扰动百姓。“佚其民而不劳”，让老百姓快乐，不要过分劳烦百姓；“不扰则民自循”，你不去打扰百姓，百姓自己会找出路来；“不劳则民自试”，你不劳烦百姓，百姓自己会去尝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君王、朝廷不要去干扰百姓，老百姓自己会去尝试，自己会去试验，自己会走出来。 大家再看《管子·禁藏》上说：“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善者要善于把有利的环境给制造出来，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你不推他，他也会去。你不吸引他，他也会来。朝廷不烦、不扰、不折腾，老百姓自己会变得富裕起来。这完全是《道德经》的观点。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怎么才能够让经济繁荣起来，让这个社会最终走向礼义廉耻、走向道德荣辱呢？就得尊重民众的自主和自由。只要不去干扰百姓，百姓有自由了，就会自我尝试、自我选择、自我努力，繁荣就在其中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自试”、“自循”，自己找路，自己创富。这是来自无为而治的繁荣，来自自由的繁荣，来自不干预的繁荣，来自竞争的繁荣。 无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这样的。《管子》主张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调控在两个环节：第一，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住货币，这样才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第二，他认为粮价必须稳定。他认为粮食是基本的消费品，必需品，粮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别的。粮食是必需品，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能波动太大，不能时有时无。所以，管子认为，对粮食必须加强国家调控。粮食丰收、粮价下跌时，朝廷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当粮食欠收、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朝廷要以低于市价的方式供应粮食。这样平抑粮价，防止粮价的过大波动，影响社会的稳定。 管子对市场进行调控的两个核心节点：一个是货币，第二个就是粮食。这些调控，都是在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搞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模式，以后几千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来展开的。 奢侈消费促经济繁荣 因为重视满足百姓的愿望，而且重视市场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观点。 《管子·侈靡》篇记载了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问曰：“兴时化若何？” 桓公问：如何随着形势变化让经济兴盛起来？管仲回答：“莫善于奢靡。”没有比发展奢侈消费更好的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非常少见。他认为，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管子这种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他是一个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产，前提是要有消费。如果大家都不消费，都追求简朴，商业和经济怎么运行得起来？商业发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长型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看到了经济发展要依赖消费的上升。所以，他认为“莫善于奢靡”，认为对消费的追求，对奢侈品的欲望，有助于经济发展。 两千多年以后，在1714年，荷兰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出了一本书叫《蜜蜂的寓言》。《蜜蜂的寓言》说：私人的恶是公众的福利。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蜜蜂社会大家都很奢侈，都追求欲望的满足，从道德上来说，是有点恶的，但是它很繁荣。新上台的蜜蜂国领导人，以简朴为美，反对奢侈消费，结果产业垮了。他们追求简朴道德的政策，却毁了经济繁荣，毁了整个国家。这本书影响很大，也引起很多争议。 他的基本观念跟管子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人们欲望的满足、人们对奢侈的追求，带来的高消费能够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最终带来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观点后来也对凯恩斯影响很大，凯恩斯觉得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国家有效供给的不足，最后带来巨大的失业。 如果我们今后要写人类的经济学思想史，管子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他看到了需求跟生产之间的平衡，很有先见之明。 出于对奢侈追求的肯定，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在齐国，管仲和齐桓公为了聚天下之财，招商引资，吸引其他国家的商人和专业人才到齐国来发展，开办了官办妓院。吸引各国商人来齐国做生意，同时收取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 “女闾”就是指官妓场所。 古希腊的国家妓院 梭伦改革建国家妓院，增加国库收入。 人类有一些历史极其相似。就在管子去世后不久，古希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叫梭伦，他也在雅典开办了国家妓院。管仲办“官妓”，梭伦办“国家妓院”，看来他们对妓院的问题，对妓女的存在，对性的问题，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看法。 遵法而治 下面我们讲以法治国。《管子》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要“遵法而治”。他认为治理大国，不能靠君王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稳定的法律。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则。法律是一种发现和运用，而不是一种发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认为法律必须有客观自然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才真正稳定，也才有权威性。 《管子·任法》篇说法律应该“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法律要像天地那样的坚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样守信，让人可预期。“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这样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会顺从、服从。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是顺应百姓的习惯，顺应百姓的人心。你稳定住这样的法律，以天地作为法律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遵从。 《管子》对法律的看法蛮有意思。他既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他认为法律就是客观的天道法则在人间的表现。所以，法律很神圣，不能轻易地改变它。 敬天行道：天道之本，生殖而已 讲完以法治国，我们来看他的敬天行道。管仲认同奢侈消费，认同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甚至还开办国家妓院，收取税收，这是不是很俗气？当然管仲他自己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基于对天道的认识。 管仲自己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他还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顺着天道去运行，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运行；“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则，就算是立起来了，最后也不安全。 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顺应天道的。那么，天道的本质是什么呢？管子对天道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天道的本质就是生，就是繁育生命。他以繁育生命作为审核一切的标准。对奢侈消费，对人们欲望的满足，就比较宽容。 他说：“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天把一切都覆盖在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能跑到天之外，它的德，它赋予的能量和光明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大地承载一切，不抛弃一切，“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大地很稳定，很安全，万物都得以生殖。对他来说，天道之本，就是生殖而已。要以生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 商人治国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他们在思想上认为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努力、去奋斗，这样一种求利的冲动是非常正当的。这种求利的冲动，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所以，他们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管子认为天道的法则就在人求利的冲动之中，在人求利的作为之中。这种观点被司马迁所继承。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你看，司马迁也认同“礼”的基础是“衣食足”、“仓禀实”。 《货殖列传》中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也就是说，普天之下，人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来往奔波。“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每个人都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竭尽全力，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就是说“利”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止。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难道这不符合道的准则，难道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凭据？ 我们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对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时，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来保护人的欲望的实现。 重商主义，以商兴霸 好，我把刚才讲过的要点重复一下。管仲治国的主要思想：要点就是顺人心，遂人愿。他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自主即带来繁荣。以法治国。 敬天行道。这些讲的几乎都是内政的治理。商人治国容易走重商主义道路。注重国家经济发展，尊重生产者的积极性，注重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外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在外交上，他同样也是重商主义的做法：重利益，算经济账。还曾针对周边诸侯国搞经济战。管仲“九合诸侯”，不仅是军事上的联合。诸侯会盟谈判，谈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盟约，更多的内容是统一市场，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协调当时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诸侯国就会自己去谈判，自己去协调。管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不断的商业谈判，来化解可能的战争冲突。重商主义会使国家走向经济繁荣，同时对道德伦理的要求相对宽松。这样的方向，大家觉得好吗？ 文章来源：“掌上国学院”微信公众号（sinoacade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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