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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清史学者。  毛佩琦 1 毛佩琦： 张居正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叫“一条鞭法”。 究其所始，“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发明的。在江南地区很早就在实行，嘉靖初年就在做了。 万历九年，张居正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要求推行一条鞭法，正好水到渠成。当时也没想到资本主义萌芽，也没想到人身解放，也没想到便于流通，他只不过是为了征收方便，原先有各种利益，又有土地，各种乱七八糟，现在“一条鞭法”，干脆征银子，省事。至于后来起到的作用，都是经济学家给他加上的辉煌帽子。 其实我不同意把张居正称为改革家，他“尊主权、课吏职”，是要加强原来的制度，让制度更有效地去运转，你如果承认改革是进步，他反之就不是进步的。恰恰相反，张居正的死让社会一片解放，这个解放对明王朝不一定是好事儿，但对于社会可能是好事儿。 张居正一死，书院慢慢恢复，大家爱开放就开放，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万历皇上根本不管，我懒得理你们，朝都不上了。万历皇帝不勤政，但《万历会计录》《万历邸钞》《万历实录》这么一大堆史料都记载他干什么了，比如他指挥了朝鲜战争。至于上朝，就是皇帝早上起来天不亮五点钟在大殿上坐着等着，官员都来了，磕头，有事儿就说，没有事儿散了。皇帝不上朝，就是晚上我把你叫来，聊聊有什么事儿，这也是工作啊。 韦老师的书，把张居正从出生、成长，到怎样辅佐小皇帝、怎样完成理想都写进来了。 在明朝，知识分子最高理想是什么？做帝王师。我在很多地方说过，古代知识分子不做良相就当良医，最高理想就是做帝师佐。做皇帝的老师，做皇帝的助手。但前提是这个皇帝得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不干了，我必须贯彻这一套学问。我的学问是什么？天心就是民心，以民为本。他的口号是这样的，是不是都做到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的理想高悬了，他们追求这样一个目标。 讲一个嘉靖年间的故事。吏部尚书高拱还是国子监祭酒，管最高学府。国子监实行积分制，督促学生读书。他查宿舍很负责，有次他看到宿舍墙上贴着几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自有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便大为光火，他说这是什么？宋真宗的《劝学文》，你们还把他的座右铭贴在墙上，这样的人如果培养出来，那不就是国贼吗？你们要做了官，学而优则仕，就是奔着黄金屋、颜如玉去的、奔着千钟粟去的。读书就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政治理想。所以像当时的读书人，他们有平天下、当帝师和王佐的理想，张居正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 张居正有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吗？现在说可以，治理得不错。但大家记住，读书人从不想做皇帝。少数像董卓、曹操这种人不算读书人。张居正主政的时候，面对着10岁的小皇帝，他编《帝鉴图说》，天天给他上课，要求非常严格，动不动还瞪眼睛，小皇帝见着他哆嗦。这个事不得了，但张居正有后台，就是李太后，李太后说，这个孩子交给你了，是打是罚都任你管，他有这个尚方宝剑。他就希望培养出一个明君，皇帝的确是在张居正管束之下。 在头十年中，如果说万历继位的时候是10岁，到了15、16岁，就已经很成熟了。张居正死的时候，他20岁了，作为一个在宫廷政治家庭成长的孩子，他可以明辨是非掌管国政，做成一个好皇帝。 但张居正和小皇帝的关系，不正常。张居正过于把自己当老师了，他没想到一个君臣关系。 所以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张居正为什么最后被抄家、清算？很多人说你看吧，改革家无好下场。错，张居正死后，他推行的政策没有任何一点被否定，清算不是冲着改革来的。考成法、“一条鞭”仍然实行。冲什么来的？冲着他的专横跋扈来的。张居正给人写信常常称孤道寡，拿皇帝不当皇帝，他违背了传统君主制下君臣关系的基本准则。 你别忘了你虽然很厉害，你是老师，但你是臣他是君，他把这个东西弄错了，大家反的是这个，但为什么说他不是改革家？他的做法，是在传统政治制度框架下，所有正直士大夫都支持的行为，他完全没有背离任何明太祖开国以来的制度，他的施政是对于传统制度的加固，让这个已经散了架的车重新修理修理，上螺丝和油漆继续运转。 张居正死了以后，他的高压和严厉的控制松懈了，给新生事物的发生提供了空间。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其他原因，如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解禁（隆庆年间就在做）等。 “一条鞭法”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征收，土地清理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这两项工作给明朝的财库增加了实力，“一条鞭法”以中央命令的实行，推动了明朝社会的进步。但他专断的做法，又和后来的社会进步相反。历史很复杂，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时代，张居正及其时代也是如此。 主持人张弘： 为什么张居正去世以后，明朝没有维持那种很好的财政状况，我想请两位老师分析一下。 2 赵世瑜： 毛老师讲的，可以看成是韦庆远老师这部书的一个通俗解读版。我跟他观点非常一致，就不多说了。 但这里头涉及一些对张居正本人以他所实行的政策措施，及其对明代的影响，还是可以有一些不同讨论。 韦老师的同乡，应该算是他前辈的梁方仲先生，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写“一条鞭法”，他做调查、写论文时，发现当时征收粮税的基本原则，就是从“一条鞭法”开始的。 张居正在全国统一推行的这个改革，一直到清代才正式完成，意义重大，这是一种“新型”财政制度的建立。 “新型”财政制度的建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不见得所有学者都同意，也不见得对。一个新型的财政制度从确定，到全国普遍推行，不是说马上就能非常的完善。张居正说“太仓之粟可积十年”，人家没有说我积50年，能保万世太平，但至少在那个时候，可以对付十年，说明国库是充盈的，这需要一个过程，制度一直到清代还在不断的完善。 明朝末年确实比较开放，张居正给万历皇帝当老师，让他读书，经常发脾气，对皇帝打过手板，大声呵斥。但他教课的方法，真的很厉害。后面摆一溜屏风，贴着利玛窦带来的西洋地图，此外，还贴有一些官吏的信息。 张居正的确面临一个新形势，他要解决很多问题，北边隆庆和议和南边的隆庆开海在高拱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张居正也支持，后来魏源在《圣武记》连高拱一块表扬了，不是光表扬张居正。 毛佩琦： 我插一句，张居正收了一系列的胜利果实，大家都说这是张居正做的，这不对。 赵世瑜：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后来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陈子龙主编的《明经世文编》，这个书本身就说明问题，它把很多讨论国计民生经济方面的文章编成一本书。陈子龙这帮人，一开始特别注意打仗，他们觉得明朝怎么都不会打仗？知识分子不懂军事，他有一帮人整天讨论军事，张居正打压过他们，其中有人在《明经世文编·序》里，讲到当时周边国际形势，说边疆问题，最严重的是北虏，南倭排在第四位，但中间讲了很多地方，它们都是朝廷要花大钱的地方，像广东广西等沿南岭一带，有很多瑶人少数民族居住，云南、四川等地很多汉人涌入山区开发。 ▲陈子龙。 跑过去以后，这些汉人和老的原住民，在生计上发生冲突，引发了一系列所谓瑶人的起义。那时候叫瑶乱、苗乱。这是资源开发或者山区开发必然带来的结果，但政府不管不行，所以政府采取了好多行动。张居正就与当时两广总督殷正茂通信，里边就讲，我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 北边的北虏，差不多稳定了，像毛老师讲的，双方交易，铁锅可以给，但不给陆锅，因为陆锅太笨、沉，万一做了刀枪就不好了。 军事行动搞完了以后，就建立州县，配齐了人，就得花一大堆行政经费，他开始有预算的概念，因为形势、时代的原因，外国人也进来了，我要有事做，要花钱，这在当时是个非常雄才大略的、很厉害的一盘棋。但张居正很快死了，“世间已无张居正”。继任者，像张四维、申时行等大学士构成的内阁来守成，守成也很困难的，后来基本就不行了，万历三大征以后，东北女真人兴起，内部的农民起义也起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症结在于，社会走向市场化，人们思想多元和开放，政府在制度上的调整，一定会激化很多矛盾。 比如一些边疆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矛盾。你跑过去开发，人家原来老老实实在山里种着，你突然把我的好地全占了，然后把我们赶到更远的山里，这必然会激化矛盾。如果说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国家应该做什么？如果你比较有钱的话，应该做一些公共福利的东西，比如对挣钱多的人收重税。 当时明朝虽然有这个意识（“一条鞭法”就是让有地的人收钱，没有地的人，你不在这儿，我就不收）。但毕竟是个传统国家，它做不到，矛盾激化以后，前头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终）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韦庆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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