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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个年代的事，早已被人淡忘了，比如抄家，至今有五十年了，已经没有多少人提它了。抄的人不提，被抄家的人也不说，似乎都和历史达成了默契，记忆在漫漫的时光中消逝。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这段生活对于我非常要紧，却近乎于忘却。可以说，这里藏着我生命的全部密码。每次想起，就仿佛有一只恶毒的虫子，噬咬着我敏感、脆弱的脑神经，又像吸食了鸦片（尽管我连烟都不抽），刹那间变得无比亢奋。我意识到，一切从这里开始，将来一切都回归于斯。
1968年夏天，上海虹口区体校的造反派对我家进行了毁灭性抄家，我们被造反派从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中赶走了，扫地出门了，带走的只是几只锅子几条被子，沦为彻底的无产者。 文革开始那年，我十五岁，说大不大，勉强算个孩子，说小也不小，人生的不少隐秘已经能够大概看懂，可以说，刚好站在一个门槛上。 说起来，这已经是第二次抄家了。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夏天，文革闹起来，先是斗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时候资产阶级已经沦为革命的对象，抄我们的家就顺理成章了。我家在上海的西区，弄堂里大部分人家的生活比较体面，锣鼓声就一家一家敲起来了。 我的父亲是开棉布和服装店的，在上海南京路开，也曾在台北成都路开，在棉纺厂里也有股权。 我曾经写过散文《台北寻故》，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对那段历史有过动情的真切的描述。我的父亲母亲是在1950年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大陆的。可以说，在许多有钱人随着国民党逃离大陆时，他们却逆这股潮流而动，从台湾回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新中国。在当时，这有几分光荣，却也伏下了说不清的潜流暗沟。 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此刻，父亲不会知道，这一走，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想到，战争、敌对会造成如此旷日持久的隔绝。他以为他今天走了，把房子托付给朋友，等局势安稳了，明天、后天就能回来，回到台北，回到成都路，打理他的店铺，重新开张。哪个社会都要做生意的嘛。他不知道，这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是梦幻。父亲更不会知道，这是他此生和成都路的永诀。 公私合营以后，父亲一直是私方经理，管着上海南京路上的十七家商店。文革开始时，他刚好退休。他做事情从来性子急，动作快，但做人还是比较圆滑的，和职工关系不错，逢年过节就请职工吃饭，还送些红纸包着的年货。所以，店里的职工从来没有主动来抄家。甚至在毁灭性抄家时，体校的造反派找到店里去，要他们配合，店里也只是象征性的派了两个人过来，装模作样叫两声。 母亲是体校校医，她这人做事认死理。小时候她在西洋学堂里读书，同时还在一个戏班子演戏，当小孩角色。淞吴战争爆发了，她们就跑到马路上去，她跳上一辆黄包车，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坐车的是一个穿香云纱的大胖子，还搂着一个时髦女郎，那胖子正在调情，母亲跳上车，煞了他的风景，十分恼火，不但不给钱，还用肥大的身子朝外挤，母亲只踩住一点点边沿了，眼看要跌下去了。但她不畏惧，还是唱，有钱给钱，有力出力。时髦女郎看不过去了，说，你看人家小囡作孽伐？胖子这才扔出几个铜板。 母亲在体校医务室里工作，还是这种脾气，用上海话讲，叫独头独脑，所以得罪了不少人。而体校的人大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当起造反派特别凶。不过，第一次抄家是由一个姓张的红卫兵带队来的，这个张同学比较温和，平时和母亲的关系还可以，所以，抄得比较文明。一个红卫兵撩起宽皮带，狠狠地抽在八仙桌上，算是最过激的行为了。小妹当场吓哭了，母亲就把小妹紧紧地抱在怀里。从我家抄出3000元现金，却没有没收，只是抄走了金银珠宝，开出了清单。并在三楼房门上贴了封条。 以为灾难已经度过，父母暗暗庆幸，没想到却等来了第二次抄家。体校的造反派有两派，这次是另一派发难，为首是一个姓汤的人。找的罪名很简单，说三楼的房门上贴着的封条，被我母亲私自撕掉了。私拆封条，当时是一个大罪名。 母亲申辩说，两个哥哥从复旦大学回来，家中地方不够住，她向姓张的红卫兵请求，他同意了，让我妈回家自己撕了封条。 当另一方造反派指控母亲时，她急急去找姓张同学。她心里如煮沸了一锅油，张让她去撕封条，是口头上对她说的，也没有旁人在场作证，如果他突然不承认了，那可如何是好？那时体校的派系斗争非常残酷，如果张同学承认了，很可能被按上“包庇阶级敌人的”帽子，那就不得了！他很可能赖得一干二净呀。 母亲紧紧盯着张同学的眼睛，一颗心提到了喉咙口，她觉得自己的死还是活，一大家人的死和活，都在他的嘴上了。 张同学的眼睛很亮，很好看，他想了想说，是的，是我让你拆封条的。 母亲掉泪了，一颗心放了回去。她说，你是好人。 另一派很生气，但是张同学的父亲是军队干部，成份过硬，拿他没有办法。 姓汤的头痛了，找什么名义再次抄家呢？ 这时家里出了一件事，起因是我。
（二）
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所以外公过世后，她一直和我们一起住。外婆信佛，成天念经。她有一个玉菩萨，我以前看见过的，一个手掌大，乳白色的，菩萨盘坐在莲花瓣上。她成天就朝它烧香叩头。文革闹起来了，她不敢明目张胆了，就把玉菩萨藏起来，等人不注意了，就偷偷拿出来。所以，只要听到她朝北的小房间里有阿弥陀佛的声音，我就知道，她一定把玉菩萨供起来了！ 对于我来说，这是多么不堪啊！外面正在轰轰烈烈闹革命，扫四旧，斗走资派。没想到封建迷信却还躲在我们家中，而且外婆还阳奉阴违，那么狡猾。那时我只想当革命小将，决心和外婆斗争到底。 有一天，我听到她又在阿弥陀佛了，却不露一点声色，悄悄在门外候着，像一只守在老鼠洞的小猫。 一会，门开了，外婆出来了，提着一个热水瓶，进到烘间里去了。我立刻行动，似鬼影一样闪进她的屋里，玉菩萨在哪里？五斗橱上没有，我拉开第一格抽屉，是针线一类东西。拉开第二格抽屉，是衣服和毛巾，我正在失望，却见衣服中间露出白色的东西，我手一捞，啊，就是玉菩萨！ 就这时，外婆提着热水瓶进门了，见我把菩萨抓在手中，立时脸色大变，恐惧和惊骇罩住了她瘦瘪的脸。 “你要干什么？” “不准你再搞迷信！”我恶狠狠地说。 她急了，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来夺玉菩萨。我也急了，一甩手，她倒一边了，手中的热水瓶脱手了。可恶的热水瓶，这时却是满的，坠下地，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响，袅袅的热气冒出，开水烫着外婆了。她声嘶力竭地叫：“救命啊，救命……” 我放下玉菩萨，夺路而逃。 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外婆狭窄的脑门里的思路更是离奇，她认为她从小是做刺绣的，一直是劳动人民。是她的资本家女婿背后指使我，一心要害死她。于是，她叫了三轮车，跑到母亲的体校，告我们的状。 姓汤的听了喜出望外，不是正在找理由吗，好了，送上门来了。内乱，反动家庭的内乱，必须用革命的铁扫帚来扫荡。 这个逻辑，是我现在分析时找出来的，肯定还有其他原因，但我不想再找原因了。 今天，我为自己的无知而痛苦，为自己的愚昧而忏悔。而九泉之下的外婆是不会再听见我的声音了。
（三）
第二次抄家非常彻底，我家被扫地出门，从洋房里搬出来，搬进旧楼的一间亭子间和一个后间。什么都抄走了，只留给我们几个锅子几个碗，几条被子。这件事，在我们那个地段出了名，大家都传遍了。许多年后我回去，还有人对我说，你们沈家，好好一家人家，被扫地出门，我们都看见了，作孽啊。 这期间，我母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关了起来，一只眼睛被打瞎。两个造反派头头，一个姓汤，另一个姓常，他们十分阴险，多次逼迫我母亲自杀，甚至耐心地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他们说。你这样的老板娘，吸劳动人民的血，又是从台湾跑回来的，是没有前途的，还不早点死吗？ 我的母亲何尝没想过死，人都是血肉之躯，有几个人能经受住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她亲眼看见，身旁好些人都跳楼上吊，这些人给她做了榜样。她被囚在四楼的北屋，望下去黑黝黝的，只要往外一跃身，就能一百了。可是不能啊，她想到了她的子女，她有七个子女，四男三女。母亲的脑袋虽然被体校的造反派当作皮球，反复击打，但还不糊涂。她想，现在她的孩子还只是资产阶级出身。如果她自杀了，那他们就是现行反革命的子女，那就更糟糕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要比资产阶级更大。 所以，母亲不管遭受怎样的毒打，就是不自杀，始终屈辱地活着，使姓汤和姓常的两个家伙非常沮丧。 仅这点来说，母亲无比伟大。我感谢我母亲。她是苏州人，我由此想到，她血脉中的那种坚韧不屈的品质，大概和苏州历史上的义士有传承关系。 许多年后，我看见了抄家的清单。清单中最注目的是一个3点6克拉的钻戒，这在上海滩都是稀罕之物。作价归还时，是作了２千元，当时算一个大数字吧。还有很多翡翠、猫眼等等，作价都是2元、５元一只。 偶尔一次，母亲走进珠宝店，看见那些柜台里的翡翠、猫眼，远不如她的，都标出惊人的价格，她几乎昏厥，醒来后说，就当支援国家建设了吧。以后她再不踩进金店一步。
我家的三楼和一楼的储藏间里，曾经堆了许多字画，是我父亲做生意发财后，附庸风雅买的。我的外公是姑苏城里的画家，这里也有他的收藏。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是默默无闻地堆在那里，身上积满了灰尘，这是一个学雷锋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可是等到抄家降临，就记起它们来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蓬火焰，在我家前门，不远处有一口井，就在井边，腾起了火焰。一张张字画从屋里扔出来，红卫兵撕碎了，添进火焰里，红红的火苗越腾越高，几乎窜到二楼的窗口，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红色魔鬼，不断地变化形状。浓浓的黑烟滚滚而起，在弄堂狭窄的上空回荡，久久不能散去。就是今天我在坐电脑前。仿佛还能闻到那股强烈烧焦味。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哪些被烧毁了，哪几张被他们带走了。那时活下来就不错了，谁还顾得上它们呢？ 现在我十分怀念这些字画，那时我小，不知道都有谁的字画。我想肯定有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那样的名家，父亲掏钱买画，一定会买当时沪上最好的。然而我从来不问父母亲，这是永恒的痛，不能触及它。我们兄弟姐妹见面，从来没有一个人提过这些字画。 有时我会有另一种想法，如果当时不是大批地烧掉字画，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在世作品要比现在多十倍、二十倍……那么还能卖出现在的高价吗？物以稀为贵，肯定不会的。所以，现在留存的字画值钱了，正是以大量的毁坏为代价的。 后来我自己写字了，对那些字画的思念就很重。然而，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愿收藏字画，是因为心里伤得深，无法愈合。
（四）
那几年，我母亲的工资停发了，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除了姐姐在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一个个都是处在发育期的青少年，经常饿得像雪原里的狼，眼睛都发绿。妹妹管伙食，经常叫苦连天。没有钱买菜，我们就用酱油拌饭。后来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叫苦也失去意义了。 那天，我回到家，一看，两个哥哥都在家，像在商量什么，看我回来，就用异样的眼光着我。大哥说，没有办法生活了。要我到母亲的单位去，请求他们发母亲的工资。他们两个是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不能去，还不能说他们知道此事。那时大学中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残酷，不能让对立派抓到把柄。这是对的。弟弟妹妹都小，算来算去，我去最合适，十五、六岁还是孩子。小孩子要吃饭，要活下去，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 我心里一千个不愿去，我害怕体校里阴冷的气氛，害怕造反派凶神恶煞的面孔，可是，为了兄弟姐妹活下去。我硬着头皮答应了。邻居一个男孩自告奋勇陪我去。 到了那里，我心都要停止跳动了，一个个围住了我，就像威虎山上的八大金刚。他们先不问我，却恶狠狠问陪我去的邻居男孩：你是什么人、什么家庭出身？ 这个男孩平时也算有胆量的，这一瞬间忽然变软了，声音像求饶一样，他说，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就是陪我来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心已经不跳了，脑袋里已经空白了，我不知道此刻时间是线性流淌的，还是凝固不动的。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正想着怎么溜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是谁叫你来的？我说，妹妹说没有钱买米了，我就自己来了。 那人阴险地追问，你两个哥哥知道吗？ 其实很简单，我只须回答，他们不知道，是我看弟弟妹妹没饭吃了，自己来的，就可以了。可是，我怕得要死，身子一直在抖，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场合，仿佛我说了哥哥，就不是孤身一人了，他们就站在我身旁了，就有了温暖和力量，就可以抵御恐怖的气氛了。 言不由衷的话从我嘴边溜出来，“二哥事后知道的，来之前，我跟他说，我要到妈妈单位里来。”我说的是一半真话，一半假话。 回到家里，大哥特地问，你没有说我们知道吧？ 我又一次感到害怕，却是另一种害怕，就说，没有，我没有说，我对他们说，看到妹妹没有钱买米，我自己来的。大哥二哥放心了。 半天里，我说了两次谎。我知道自己怯懦、犹豫，可是对一个半大的孩子，你们能要求什么呢？ 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体校找到复旦大学去了，学校的人问二哥，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问的人就说，你弟弟说了，他跟你讲过了。 二哥懵了，他是个老实人，就承认了。为此他遭了不少难，可是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和我见了几次面，却从没有提过这事。但我一直为此内疚。 我也没有逃脱。体校的造反派到我的中学去了，把我要求补发工资，说成是替资产阶级翻案。学校就勒令我参加未改造好子女的学习班，每天关在学校里学习、跑步，接受思想改造。 我在操场上一圈圈跑，同学们鄙视的眼光像箭一样射向我，我低下了头，嫩稚的心在流血。慢慢的，我想开了，我是翻案吗？我是要活下去，我自己要活，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弟弟姐妹要活，我只是求他们补发工资买米，我没有错，要活下去有什么错？随你扣什么帽子！ 这样想，我的头就抬起来了…… （五）
第二次抄家发生在夏天，我刚好在农村劳动，只带了短裤短袖衣服。所以那年到了冬天，我都没有衣服穿。二哥也不记我过，从大学里拿回来一件毛衣给我，这事我一直记着。１９６９年我下乡去黑龙江，中学同学韩国伟买了一双回力球鞋送给我，在那年代，回力鞋绝对是一个奢侈品，整整花了他９元钱，而韩国伟当时学徒刚满师，工资是12元。 毁灭性抄家给了我致命打击，一度让我痛苦、恐惧，我像一条受伤的狗崽子，躲在角落自舔伤口，但却没有使我沉沦。我学得坚强起来，韧劲十足。经受了这次打击，以后再有什么困难，再多的钱财损失，也都不当事了。我想，我曾经吃饭没有菜，只能在饭上倒点酱油，有时连酱油都吃光了，只得吃白饭。过冬天时连绒线裤都没有，只穿着单裤，冻得索索发抖。眼下这点事算什么。 当时，好些事我都想不通，最想不通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一再讲，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为什么，19 49年后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了呢？这个弯子是怎么转过来的，说变就变，说转就能转吗？政治的逻辑在哪里？说过的话不算数了？ 我非常难受，像有一根针在刺我的心，身子蜷缩起来，使劲想这个问题。似乎想明白了，又像没有明白。后来我知道，我家绝不是最倒霉的，地主比资本家要倒霉得多多，资本家还有赎买一说，文革前还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如果我出身在地主家庭，那就暗无天日了。
没多久，复课闹革命了，一群干部子弟闯进教室，抄起皮带抽我，嘴里喊着，狗崽子还想造反，打死他！ 我一点不畏惧。我知道，他们打我，是因为我没有低下头，还在学校里神气活现，像个人的样子，一点不像狗。那时，我还和同学组织战斗队，晚上去贴字报，刷大标语，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都没有我热情高。 我知道，他们认为狗崽子就应该有狗崽子的样子，夹起尾巴，见了他们就躲。我知道这没有可能。我想，我的家都毁灭了，都经历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在北大荒时，我发现一个问题，至少一半上海知青的家里都有问题，或多或少，资本家儿子；反动学术权威子女；国民党军官的遗腹子；黑帮女儿；49年时参加潜伏队；妈妈是舞女；老爸曾经想偷渡香港（请注意，仅仅是想）；困难时期偷过蹄胖。所以，许多上海青年都抬不起头，说话都不理直气壮。而天津青年要比我们好，他们的档案里写得少，天津写档案的人要比我们仁义。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写档案的人看我们整天垂头丧气，他就兴高采烈了？ 可是，我不那样，经历过毁灭性抄家，我不怕了，有精神气了，极少垂头丧气。遇上事情我的点子也多，大家都听我的，成了知青的主心骨。 干活很苦，我也不怕，往脱谷机里喂谷子的时候，我总是站在第一个，吃的灰最多，戴的风镜被遮得密不透光，我也不当事。我想我是被毁灭性抄过家的，还有什么好怕的，还有什么苦不能吃的！ 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当农场的劳动模范，戴大红花。 我还想，苦难是无法避免的，就看你怎么对待它。如果从今往后，我因此消沉了，颓唐了，沮丧了，不就对不起毁灭性抄家了？不就让那些人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得逞了？ 所以我在农场十年，始终不抽烟，刚来时，大宿舍是南北大炕，睡四十多人，每人一支烟，抽得烟雾腾腾，就像澡堂里的水雾。可我从来没有主动抽过一口。我想毁灭性抄家都经受了，这点毅力没有吗？那时，我在炕上放一个小箱子，常年趴在上面，学习写作，写毛笔字。我想，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有愤发自强一条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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