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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天朝万岁”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少数民族文字作为钱文的国家正用钱币，也是中国钱币史上第一套少数民族文字开国纪念流通钱币，亦是中国钱币史上第一套以朝号为钱文的行用钱币。 契丹文“天朝万岁”钱，最早发现于1977年5月辽上京遗址，是一枚折十型银钱。1981年秋，刘凤翥、王晴两位学者首次把钱文音译为“天朝万顺”，后钱币学家卫月望根据“千秋万岁”岁字反写形状与“顺”字相似，故建议将“天朝万顺”改称“天朝万岁”。由于“天朝万岁”符合古代民众对尊崇事物祈祝词语的使用习惯，读起来顺口易懂，更因为它本身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与“万岁三钱”血肉相连的亲和力，很快“天朝万岁”就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逐渐取代了“天朝万顺”。 “天朝万岁”折十银钱的发现，在钱币界、契丹史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截止到今年六月初，国内外经济、钱币、史学书报刊，已发表了上百篇专门研讨“天朝万岁”钱的文章。对它的铸期、铸主、用途、形制、钱文、契丹文等方面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由于中国契丹史、契丹钱币研究先天的不足，资料的极端匮乏，特别是在史坛、泉坛一些所谓“大师”、“权威”设下的种种紧箍咒面前，这些研究大多是在死胡同里转，结论无一能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如：铸期、铸主。因“权威”们祭有“论当时（指圣宗）条件，实难信其具备铸钱可能”①的紧箍咒，“万岁三钱”的铸期只能放到圣宗之后，而契丹后三帝都铸有自己数量巨大的年号五等行用元通宝钱，他们还有铸造“万岁三钱”行用钱的需求吗?不见有人给予合理解释。 再如：用途、形制。因“大师”断言“在流通钱币中，尚未发现契丹文钱。'天朝万顺’契丹文大钱，则是非流通钱币。”②故无论任何形制、材质的“天朝万岁”钱，不是被目为厌胜钱，就是被无根由地打入假钱行列。而在问他们何处见过五等制的厌胜套钱?何国铸过光背五等制的非流通钱币?假钱有铸成五等制套钱的必要吗?这些“大师”、“权威”、“明公”们无一不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他。 又如：钱文契丹文是什么时间的契丹文? “大师”、“权威”们只相信《辽史》上“（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的话，而不去思考一下，一种文字八个月就能创造出来吗? 《辽史》不用“创”、“造”契丹大字，而用“制”契丹大字，这其中的奥妙和区别在哪里?八个月制出的大字，一纸诏书就能颁行吗? “大师”、“权威”们不问青红皂白，把契丹文钱统统划在神册五年九月之后。结果，无法解释年号钱与“万岁三钱”的关系，对它们具有的行用钱才有的形制等级情况只能避而远之。也不能说清楚阿宝机在神册五年九月之后，铸造契丹文“天朝万岁”等级套钱的政治、经济环境、条件和原因。更无法解释诸如 “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大泉五铢”、“万贴泉货”、“开元通宝”等契丹文钱，及无人辨识的众多异文钱的铸主、铸期，所镌文字何时、何人所创?这么多品种的契丹文钱，任谁也不会相信会在神册五年九月之后的某一年或某几年铸造，因为那时既缺乏产生这些钱币政治、经济条件和需求，也违背货币时代特征必与时代相符的铸造规律。 一种文字从创制到推广，没有几年时间是难以完成的。而让人们接受它、学会它、掌握它。需要时间会更长。金代女真大字创制费时三年，还是在汉字、契丹字基础上创制；西夏文创制也费时三年，也参考了汉字、契丹字的造字法；八思巴文创制历经六年；满文创制历经30年始成成熟文字。契丹人难道比上述各族人天资更聪慧、天赋更深厚，仅用八个月就能创造出（制者是谁至今乃为不解之谜）契丹大字，迭剌习二旬回鹘语即能制出契丹小字?而且立即有人在颁行后即掌握全部文字，不但用在国内记史、颁诏、传旨上，还用在外交文书、勅令等方面。更新奇的是，不见契丹朝廷有任何措施推广、培训、传教新文字。好象契丹人无论贵贱天生就认识契丹大字，可以无师自通似的。如果现代人把《辽史》这段有关契丹字的创制经过当作信史给予肯定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个对文字发生学和真实契丹史一窍不通的冒牌的契丹史学家。 民国以来，原契丹故地大量传世和出土的契丹文或异文钱币，如 “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大泉五铢”、“万贴泉货”、“开元通宝”等，都无可置疑地揭示与证实，远在契丹遥辇汗国时期，契丹人生活的地域，就存在一种契丹人耳熟能详、会认会使的文字。这种文字应该就是《五代会要》卷29所记“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的“胡书”。这种“胡书”即是阿宝机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的“原料和基础”，也就是早期的契丹大字。据信，契丹文“天朝万岁”钱、契丹文“千秋万岁”钱，和在原契丹故地传世和出土的许多契丹文或异文钱币，“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大泉五铢”、“万贴泉货”、“开元通宝”等钱的钱文，都是早期的契丹大字，即所谓的“胡书”书写。 这个结论对诠释理解某些契丹语译汉语词，如“契丹”；或某个契丹大字，如“天朝万岁”钱文的“天”（上天下土）字的用法，都有很大帮助。因为“契丹”汉语词译自早期契丹语，当它从“胡书”又变成汉文词语时，因词序和多音节的差异，其结构和词意都会和原契丹语不同。这就是某些学者否定“丹”字钱是契丹钱之所以错误的根本症结所在。契丹语中的“契丹”和汉字名词的“契丹”并不等同。契丹语中的“契丹”可能是个不可分割的单词，而汉字名词的“契丹”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偏正结构的复合词。明明渤海国被阿宝杋改为“东丹国”，可我们的专家竟宣称《辽史》没说“东丹”之“丹”是“契丹”之丹。做学问做到要赖的地步，真有点可悲、可叹、可怜! 同理，契丹文“天朝万岁”钱文的“天”（上天下土）字，是“胡书”（未经整理的早期契丹大字）而不是阿宝机制的契丹大字。胡书“天”字和大字“天”字，不仅字形不同，含义和结构也不相同。大字“天”（大上加八）字，仅是个单音字，字义也仅是“地面以上的高空”而已。而胡书“天”字，却是个多音节字，字义也是两个，即使用时有时表示萨满教天庭（天朝）---日月之神居住的地方，；有时仅表示汉文普通之“天”义。阿宝机“天朝万岁”钱文的“天”却包含有这两种语义。它既可以表示普通“天”义和“朝”字组成“天朝”这一朝号。本身又表示契丹天朝是日（皇族）月（后族）两族共同统治的朝廷。“天朝万岁”钱文的“天”（上天下土）字，虽被保留在重新颁行的契丹大字之中。但很少被当作普通“天”字使用，多用在辽帝尊号或年号前。用在皇帝尊号前是取普通 “天”义（当然这个“天”与大字中的“大上八”的天、“天下一竖一横”的天字含义肯定不同），而用在年号前就是“天朝”（日（皇族）月（后族）两族共同统治的朝廷）之义了。 耶律阿宝机在建国时能大胆地用“胡书”铸造开国纪念流通币，并把“胡书”字义加以发展改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说明了他对本民族文字的重视和他所独具的高瞻远嘱、睿智深邃的政治目光。契丹文“天朝万岁”钱，是契丹人团结在“天朝”（日神阿宝机、月神述律平）周围的动员令；是“天朝”（皇族和后族）赋予耶律氏和萧氏两族子孙统治契丹的勅命书；是号召全体契丹国人（契丹族、奚族、汉族等所有各民族的人）共同把大契丹国真正建设成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可以傲视群国的“天朝”的宣誓词。 “天朝万岁”钱制作精良，形制规整，风格粗犷。材质为金、银、铜三材，同范齐铸。铜钱主要用于流通，金、银钱用于与西方贸易和赏赐。钱文为楷隶体相间的契丹文，有右旋读、左旋读、升读等多种读序，显示了契丹早期钱制未完备时，特有的疏放自由、不拘一格浑朴豪放的神韵。“天朝万岁”钱，目前发现了六个等级的铜钱。小平，径24-25.5毫米，重3-4克。笔者数十年只见到1枚，存世量应不超5枚；折二，径27-28.5毫米，重6-9克，内蒙古发现并在《内蒙古金融钱币专辑》公布两枚，存世量应不超5枚；折三，径29-32毫米，重9-15克，存世稍多，存世量在10-20枚间；折五，径33-38毫米，重12-29克，存世较多，存世量在20-50枚间；折十，径38-44毫米，重19-35克，存世最多，存世量约在数百枚间；特大型（当千?当万?），径60-62毫米，重70-90克，存世罕少，存世量10枚左右。当十银钱发现最多，真品存世仅约30枚左右。伪品数倍真钱，充斥于市，越造越精，近乎乱真。金钱发现小平、折二、折十，各一枚。 “天朝万岁”钱，作为开国纪念流通币铸额本就稀少，经千年沧海桑田，能传流至今者，都应为国之瑰宝。获藏者都应宝之，珍之，方不负老祖宗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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