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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微信中看到的一篇感情丰富细腻文笔优美流畅的散文， 对景物和市井生活的描述真实全面，充满了对上海这个城市发自心灵深处的热爱。看得出作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因为我知道，只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才会对这个城市有那么发自肺腑的眷恋，只有“本地人”，才会对这个城市的民俗民情那样熟悉那样理解那样习以为常那样水乳相融。如果是一位外来的“移民”，若要对这个城市的风貌习俗了解得那么透彻，对这片土地的感情那么浑厚，恐怕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或许需要经过一二代人的延传相融，才能从情感上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多年以前，那首“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曲简直把人们唱醉了。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不管他的故乡是富裕还是贫穷,不管故乡曾让他风光无限还是遭受过万般委曲,也不管他从未离开故土还走遍了天涯海角，对家乡刻骨铭心的眷恋都会深深地埋藏在心中，永远不会被舍弃。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对家乡的热爱与散文作者一样：刻骨铭心，永难舍弃。十七岁那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和许多小伙伴不得不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当在外飘荡三十年后的游子回来时，却发现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到少年时的那个时光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出去时满头华发风华正茂，回来时不但“鬓毛”已“衰”顶谢发稀，连乡音也“夹生”了，说话间经常会不知不觉冒出几句三十年来已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第二故乡的“土话”。有二年，妻子曾请了长假回来照顾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一次春节我回上海，因带的“年货”太多，想让她来十六铺码头接一下，于是就在码头边上的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虽然已经回来了，脑子里的“时差”却未倒过来，开口就是一串当地话，搞得电话那头的妻子一时蒙了：这是谁打来的电话啊？ 回来了，这个让我三十年来魂牵梦萦的城市变化太大了，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路修得又宽又直，楼建得又高又多，过去很少有的私家车，现在满街跑得飞快川流不息，让人眼花缭乱，原有的房子拆了一片又一片，不少原来周边熟悉的或耳熟能详的马路消失了，或者改造得面目皆非，完全没了昔日的模样。就连自小熟悉讲惯了的沪语，也加入了许多未有听闻过的新语词，有的新沪语蒙一听让我“费思量”，并且还需多应用，以免被人讥笑为“out了“。 三十年前回来时，站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街口，一时竟感到失落和惘然：我还能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吗？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近二十年，虽然我在这个城市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了新的生活，对这个城市慢慢又熟悉起来，但这些年来它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似乎总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晰：走过的街道，下一次来时又分不清东西南北；在工作中新交识的同事朋友，分开了很快就淡忘了，隔段时间偶尔在路上相遇，感到眼熟曾似相识，却常不起他们的名字；看过的电影，玩过的电玩，过了几年就忘得一干二净...... 但是年少时的许多印象却深深地铭刻于心中难以抹去：山西北路、七浦路、天潼路、浙江北路，当年这些马路有的还是石块铺成的“弹格路”，小伙伴们相互追逐时，不小心会被凸起的圆石路绊倒；泰安里、顺庆里、宝庆里、恒吉坊、德安里，一条条儿时无数次游荡、“浪迹”过的石库门里弄小巷，我们穿越得是那么“得心应手”，哪处隔墙上有个小门洞，从那里穿越可以不绕弯子少走路；还有行驶在浙江路上叮叮铛铛响的有轨电车，放学后小伙伴们嬉闹声似乎还常莹绕在耳旁；1958年上小学时，夏天发大水漫上了路，给车辆和行人造成很大不便，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因这难得见到的洪水感到好奇，纷纷把裤腿挽到大腿根涉水而行，有的男孩子还相互打起了水仗；那时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没有今天这样重，只要不下雨，每天放学后，小孩子们总是聚集在弄堂里玩游戏，女孩子们喜欢跳橡皮筋、键子，男孩子们喜欢蹲在墙角打玻璃弹子，或者奔跑追逐玩“捉强盗”的游戏，我因在同龄孩子中个子长得比较高，所以喜欢玩“斗鸡”的游戏——二个人都翘起一条腿，然后颠着“金鸡独立”的那条腿与对方相互碰撞，把对方撞倒者为赢者；五六年级时，我喜欢朝西藏中上的青年宫跑，那里凭学生证可现场借阅各类图书，我还没学生证，就跟在弄堂里的初中生屁股后面去那里“蹭”书看，星期天（那时周六不放假）经常一看就是一下午，直到天色渐暗才恋恋不舍地赶回家——回家太晚是要讨骂的哦！ 星期天，有时我和几个小伙伴会相约去“上只角”地方逛逛。为了省几分钱的电车费，我们一般都是步行的，从山西北路的家中出发，经过福建路桥或浙江路桥、西藏路桥就来了“上只角”地方——那时习惯把苏州河北的区域划为“下只角”，以南则为“上只角”。我们这些生活在“下只角”的孩子，对“上只角”充满了仰慕、神秘的感觉，那里虽然只隔着一条苏州河，却感到相隔很近又感到十分遥远。是啊，苏州河南边有南京路淮海路的繁华，也有思南路、武康路、余庆路、衡山路，巨鹿路、绍兴路这些马路的幽静高雅华贵，有国际饭店中百公司永安公司锦江饭店中苏友好大厦这样的高楼，也有静安公寓等著名的高档住宅，还有白公馆、宋庆龄故居（称故居不恰当，因为当时孙夫人仍健在）、爱庐这样有着神秘色彩的地方。那时有些名人居所的围墙是用细竹子编织成的，朝里张望，可以看到里面有大大的草坪豪华的建筑；走过那里的高级西餐馆，可以看到里面三三二二坐着几个穿着高贵谈吐优雅的先生女士带着他们的孩子，用刀叉吃着西餐，绝对不像我们周围的小餐馆那样喧哗吵杂：每一个就餐客后面都站着几个人，当你的屁股刚离开座位，后面站着的就马上占了你的座位...... 比起那些似海市蜃楼梦一般的“上只角”，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生活了十七八年“下只角”，那里没有几幢高楼大厦，却处处有“七十二家房客”；那里谁家烧个菜就闻香左邻右居、哪家来个客人，每个房里都会伸出头来张望；那里上下八九家人，共用一个水斗一个笼头，共用一个厨房，用水要排上半天，烧饭炒菜要侧着身子；那里不必防盗，每家的收入帐都记在各家各户的心中；有人外出时会放心地将门钥匙交给邻居，请邻居们代为照管代为收纳晒在晒台上的衣物...... 这才是我年少时真实可亲近的上海！ 有时我有些奇怪和纳闷：为什么在外三十年，每当想起远在千里的上海时怎么不想念那些高楼大厦繁华闹市，却总是想起这些“下只角”的往事和那时的邻居熟人？为什么回到上海已快二十年了，搬家也搬了六七次，邻居换了一批又一批，生活条件也比过去改善了许多倍，但离开几年，上一次的居所环境和邻居就会变得很模糊？ 再三思量，我似乎明白了其中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年老健忘了，也许是因为我对上海的记忆停滞了，还停留在少年时代；或者是因为我的记忆储存容量不够，只能把有限的空间留给最熟悉最亲近的上海“下只角，留给一家七口人几十年挤在一起的那间二十几平方的小屋——虽然父亲二十几岁就先后担任过二所中学的校长，母亲也是一所小学的校长，用现在时髦的名称叫做“高级白领”，但我骨子里始终还是属于那个普通百姓聚集居住的“下只角”，那才是我永远真正难以割舍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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