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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近，退休医生李世民为一件大事苦恼着。为了在家里开办诊所，他前前后后跑了多次县卫生计生局，甚至将短信发到副县长的手机里，但始终还是没有办下他期待已久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他将这件烦心事不断向多方反映，渐渐在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成了一个名气不大不小的人。
既有证又有房，他想开个诊所
近日，在天宝乡集镇所在地，记者终于见到了联络已久的李世民。天宝乡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境内，距离县城90多公里，周围群山环绕，居民的房子大部分建在山谷地带，也有一些零星分布于半山腰上。
李世民开着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车出现。接到记者后，他特意带着记者前往天宝乡卫生院转转，试图找几个熟人打声招呼，带记者看看以前工作过的诊室。
参观卫生院，对他而言，既是一种回忆，更像是一种身份证明，为他医生的身份提供归属感。作为一名中医执业医师，李世民于2008年在卫生院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此后辗转大半个中国，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福建的老板干活，在民营医院工作”。因此，他能轻松地聊起福建武夷山的山水、天津的风土人情、山西的民俗典故，话里话外最为佩服的还是“福建人敢于拼搏的精神”。
在外地工作的时间久了，思乡心切的李世民，2年前终于选择回到天宝乡，准备在距离集镇10多公里的葛洞口村安居下来。房子于10多年前从一位老医生那里购买，背靠山坡，圈出一块地养了鸡、鸭、鹅，前有院子，院子里辟出了两畦菜地，既养花草，也种蔬菜，显出一番清雅的景象。“当时买这房子总共花了1万元。”李世民为当时的决定感到满意，同时也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将房子的二楼改建成诊所，为当地的村民提供服务？
此前给民营医院工作，李世民多多少少参与了医疗机构筹办的过程。因此他清楚，开办诊所除了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之外，还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过合法登记才能正当行医。他对此信心满满，除了中医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之外，他还有一份中药师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这些证书构成了他作为一名医生的基础条件，只要再符合开办诊所的硬件要求，一切应该是水到渠成。
去没有村医的村工作？“规划”和愿望错位了
李世民兴冲冲地跑到竹溪县卫生计生局，找到相关工作人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对方建议他到天宝乡卫生院开具相关证明。到卫生院后，当时卫生院的负责人对他的想法十分欢迎，并且建议他到一个没有村医的行政村去工作。
这个建议给李世民泼了一盆冷水。“那个村子我也去过，卫生室都建好了，就是没有村医。”李世民说，想想自己上了岁数，实在无法承担繁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村医工作十分繁琐、考核又多、赚得也少，成为村医并不是他开办诊所的初衷。为此，他打了退堂鼓，沉寂了1年多。
当时间进入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7月1日起实施的新闻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根据该法，执业中医师开办中医诊所由许可制改为备案制，办医条件“松绑”，他感到自己距离实现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为此，他又成了竹溪县卫生计生局、天宝乡卫生院的“常客”。
在一次次登门申办的过程中，李世民碰到了一系列软钉子。据他回忆，从最初的行政服务中心人员“不好看的脸色”到县卫生计生局工作人员一次次的推脱，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阻止他开办诊所。
为此，他拿起手机，给竹溪县分管卫生的副县长发了一条短信，讲述了他的苦恼；副县长将短信转发给县卫生计生局局长，局长又转发给医政科科长，科长又转给天宝乡卫生院院长。最后，县卫生计生局一帮人拿着《竹溪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16年～2020年）》的文件上门拜访，为他特意在文件上划出一段话：个体诊所申请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执业资质条件或选址范围内（在同一街道内或直线步行15分钟范围内）无医疗机构的区域可根据需要适当增设诊所。
根据这份规划，李世民在家中开办诊所的愿望就要“泡汤”。离他家门口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是葛洞口村卫生室。另一方面，李世民通过查阅新闻也注意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今年6月刚刚公示了《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份征求意见稿，举办中医诊所应当“得到周边利益相关方认可”。
但李世民认为，没必要把打算开诊所的事情告诉村卫生室的村医，因为他们是“老相识”，“他不会反对的。”
担心“牵牛打架”，卫生院长从心底不赞同
“登门拜访李世民的时间是在7月1日之前，也就是《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之前。”竹溪县卫生计生局医政科科长刘世卓回忆，当时在解释政策时也并未把开办诊所的门堵死，“而是跟李世民解释，《中医药法》关于中医开办诊所实行备案的条款，还需等待进一步的实施办法出台，不然县里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备案。一旦实施办法出来，该按照法律执行的一定按法律执行。”
这些话对李世民而言，听起来像“缓兵计”，联想到自己快要65岁了，越发等不起，他的心情也越发急躁，依旧向天宝乡卫生院、县卫生计生局不断询问进展，甚至动起了给国务院写信的念头。他也越来越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至少在天宝乡卫生院院长汤守荣看来，李世民开办诊所的动机越来越不单纯，更像是“搅局的”，对人对己都未必会产生良好的结果。汤守荣曾经面对面给李世民分析过：从医疗市场角度看，葛洞口村及周边常住人口不到2000人，整体医疗市场不大，开诊所未必会赚到钱；从行医可能产生的医疗风险角度看，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更是得不偿失。“这些观点也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同，但回去几天后他又找上门。”汤守荣表示很无奈，对这位卫生院曾经的医生，又不能赶走，只能花费大把的时间笑脸相待。
汤守荣很忙，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份来自各个部门有关工作的文件，不仅涉及医疗业务，也涉及社会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有关医改的工作也一点不能懈怠，落实基本公卫服务、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动健康扶贫工作等，既需要卫生院参与，更需要村医配合。汤守荣从心底渴望稳定的工作状态和工作队伍，害怕突发的变动给原本脆弱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带来冲击。
李世民想要在家里开诊所，就像石子投入水面一样，势必引起波澜。汤守荣认为，李世民在家开办诊所的举动会引起葛洞口村村医的反对，由此给卫生院的管理工作带来难题，甚至影响卫生院今后一系列工作的落实。
“现在还只是李世民一个人在反映意见。如果诊所设立了，恐怕会变成两个人反映意见，事实上会产生抢饭吃的问题，这就变成‘牵牛打架’了。
”汤守荣说，他从心底就不赞同李世民的想法。
村民表示无所谓，看病还是得去卫生院
葛洞口村卫生室坐落于村中的主干道旁，位于民居当中，临路开了两个房间，一间摆放着中药柜、西药柜和门诊桌椅，另一间则放着各种厨具，显得杂乱。
村医李新国今年已经63岁了，1972年就开始当“赤脚医生”。他表示，当前村卫生室的收入主要来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一般诊疗费、基药补助3部分。
“实施基药制度每年有5000元的补助，由于从基药平台进药很不方便，他每年都完不成指标，总被扣发补助，为此拿到手的基药补助也就一两千元；公卫补助一年为18000元，一般诊疗费一年为1万元，一年总的收入加起来大约为3万元。”
在村民印象中，村卫生室的存在聊胜于无，顶多就拿个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为此宁愿到10多公里外的卫生院看病。“但多个诊所那是好事，至少可以竞争嘛！”一位村民表示。
而李新国认为，当前村里整体的医疗服务需求并不旺盛，一天也就四五个患者，一家村卫生室完全可以承担，“前几年卫生院在村里办了个直属的卫生室，还是竞争不过我，最后关闭了。”
不管之前是否存在矛盾，汤守荣仍很同情村医的现状。“工作量大、收入不高、没有养老保障，这些始终是维持村医队伍稳定面临的难题。”汤守荣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还面临竞争，“队伍怎么维持？公共卫生还有谁来做？开了口子以后，大家都去开中医诊所，又怎么让人来当村医？”
在自家房屋的二楼，李世民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始终着急相关器材、药品的准备问题，认为正是由于各个层面的拖延导致他迟迟不能下定采购决心。“我已经快65岁了，等不起了。”他说，为了体现中医特色，他多方打听得知某地的中药药斗编排最为规范，“已经联系好了，就等着付定金购买。”除此之外，他还准备采购一些用于镇痛的医疗器械，却又担心会不会因为超范围执业被罚款，未来诊所的规划显得模糊。
“我们知道李世民这个人，以前在外地当医生。现在年纪大了，就怕眼睛不好使，看不好病。”村民私下议论，看小病仍然要到卫生院去，看大病最好到县里或者市里，村里多一家或者少一家诊所并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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