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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海宁图书馆的子午源兄（陆子康）是在宁图成立一百周年时认识的，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见面和电话有个经常的话题，就是海宁自明末清初以来直至民国期间出了那么多名人学者，文化是那样的辉煌，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共同看法是，自清初以来海宁藏书家多，图书馆办得早定是原因之一，只是未曾总结而已。其实就海宁而言，查慎行之得树楼、查昇之澹山堂、周春之著书斋、吴骞之拜经楼、陈鳣之向山阁、许梿之古韵阁、钱泰吉之冷斋、管庭芬之花近楼、蒋光煦之别下斋、蒋光焴之衍芬草堂、王国维之观堂藏书、张宗祥之铁如意馆、陈乃乾之共读楼等等，他们的藏书楼不仅在浙江，而且有的在国内也是藉藉有名，这此人本人也是有名的诗人，如查慎行、查昇，清初有二查之称；吴骞与陈鳣是著名乾嘉学人；王国维不用说了，尽人皆知，他们的学问哪里来的？多得自他们的众多藏书，读书育人其中大有学问。所以我在此提个建议，图书馆似可加强与读者的联系，过一两年可以办个“征文”，题目就叫《我与××图书馆》，让读者吐露心声，知道大家在读些什么书，以及他们的体会心得。读者对图书馆表扬，说声谢谢；有所批评，虚心接受；凡有建议者，择善而从之。这些图书馆今日的青年读者将来有的可能成为大学者、领导者，图书馆不就掌握了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吗？凡征文言之有物，读书有心得体会，每次下来给予一张证书，一本书籍奖励，也是皆大欢喜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子康兄是个谦谦君子，我知道他当过馆长，现在退下来了，在编《水仙阁》。他对自已定位很准，从不对我说起他当馆长时宁图如何，话题多在《水仙阁》上，他是全身心在办这本小刊物。宁图后来我又去了两次，一次是开会，不说了。一次是与子康兄谈海宁文献的问题，我忽然发现他书桌上的两本《陈乃乾文集》，我未及谈话就拿来翻阅，子康兄说：“这是虞坤林先生送给我的，你喜欢转赠于你。”我当然十分感谢地收下了。 我对陈乃乾先生是十分敬重的。记得刚进杭大读中文系时，老师介绍工具书，其中一本就是陈先生的关于室名别号的书，说这本书很重要。中国文人，有名有字有号，还有斋名等等，有的多达十来个，搞不清楚时就可查这本书。后来我与胡道静先生相识，向他问学时，他也向我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说陈先生是上海持志大学的老师，胡先生曾从其学目录学。他还告诉我当年陈先生从上海奉调进京到中华书局任职时，他提出藏书很多，希望帮助运去。后来专门为他包节车厢，才将他的书运走，他真是海宁的读书种子啊！胡先生告诉我大约“文革”的七十代初，乃乾先生被跟遣送到浙江天台的女儿处生活，不久离世，晚景凄凉。陈先生有好些著作仅有手稿，没有出版，言谈之下颇为戚然。对这件事我记住了，因为按辈分来说，陈先生还是我的师太公呢！ 九十年代初我出差到天台，当晚县志主编朱先生来看我，我就问他陈先生的事。他说知道知道，还告诉我曾去拜访过陈先生，老人家确是晚景凄凉。女儿女婿务农，文化程度不高……我问陈先生带回天台的书可多？他答不会很多，在那种背景下，“文革”期间怎么可能？我问：“听说陈先生有不少手稿，你可见过？”他说有只箱子，听说是手稿，没见过。我记得回到杭州后还写了封信，将此情况告诉了道静师。海宁人真好，是虞坤林先生他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将手稿携归陈先生的故乡，并为之整理出版。因为保管不善，手稿长期存放早已发霉，有的因洇湿，纸张粘在一起；手稿中有用原珠笔书写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虞先生他们克服困难，一页页地整理，若不是怀着对这位大学者、大藏书家的无上敬意，是很难完成这件事的。 归途的车上，虽然不宜看书，但我还是打开了《陈乃乾文集》翻阅起来，居然解决了一个久思而不解的问题。我曾拜访过华师大周子美教授（曾是刘承幹嘉业堂第一代编目部主任，九十多岁，身体很好，耳不聪而目明，记忆力极佳），他告诉我民国初年沈曾植先生主持《浙江续通志》编修，刘承幹亦预其事，海宁的王国维时居盐官家中，亦被聘为撰稿。王国维当时名气没有后来大，但学问好。每月有八十个银元的酬金，他只在家中研究学问，一年当中偶尔到嘉兴去碰个头。我问王国维撰的稿子是什么？周老先生回答不清楚。可这次乃乾先生告诉我了，在《文集》中清清楚楚写着是《两浙古刊本考》。陈先生与王国维先生是海宁同乡，又是朋友，此说不会错。《两浙古刊本考》这本书我太熟悉了，且受惠甚多。记得有次到上海去胡道静先生的海隅文库向他请教问题，临告辞时我问胡先生：“我对浙江的刻书也甚感兴趣，想作些研究，看些什么书好？”老先生脱口而出：回去细读王国维先生的《两浙古刊本考》。就是这么一句话，打开了我研究浙江印刷出版史的窗户。我把这件事称作是道静师领着我来到盐官王国维先生家中，让我敲门向王先生请教，自己却不进去，转身走了。当然我对子康兄的慷慨赠书也很感激，我可没有他大方。自此每出一本新书，必赠子康兄和宁图一本。 子康兄是位很有见解的人，他办《水仙阁》办出了影响。有次嘉兴的报纸采访他办刊的事，他回答是“养文气”，我很欣赏。现在有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话题。我是过来人，大的不敢妄议，切身体会是前三十年阶级斗争年年月月日日讲，大运动小运动不断有，运动到极致就是“文化大革命”，“文气”确是伤了，改革开放以来“养文气”自是要务。他办的《水仙阁》就是在“养”。受他的启发，我后来写的一篇文章，除“养文气”而外，加了三个字“续文脉”。 我和图书馆似乎天然有感情，到了七十多岁，回首前尘，得出一个结论，爱图书馆外，还爱图书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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