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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领袖，考证功夫也十分深厚。对于想成为一代宗师的人来说，通过对过去历史事实的考证，在寻常之中看出不寻常，从明显的结果中推理出背后隐藏的逻辑，才能标新立异，为著书立说打下基础。 令人意外的是，欧阳修直接把研究目标放在千古名君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广为流传的轶事上。唐太宗六年，皇帝下令释放了30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看望父母妻子，到行刑的日子自己回来就行。结果就是，300名死囚都如期回来了，没有一个逃跑的，太宗皇帝很感动，就赦免了他们。随后传为千古美谈。 之后的几百年，多数人都认为，太宗皇帝不愧是一代明主，对大众心理把握得也十分准确深入，他怎么就知道这些死囚一定会回来呢？如果他们不回来，将给社会治安带来多么大的伤害？还有人看得深刻一点，主要是道德家们，他们认为，这些人一定是被太宗感动了，从死刑犯变成了良民，实现了新生，更加映衬出太宗皇帝的高尚品德。 而有些人沉默不语，估计大多是当时的亲历者，这里面应该包括魏征吧。太宗美名流传深远，所有人皆大欢喜，也就逐渐成了历史美谈。又过了几百年，后生小子欧阳修翻阅史书，发现这里面有文章啊。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科学探索精神，欧阳修通过《纵囚论》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欧阳修认为，视死如归，正人君子也做不到哩，平民百姓更做不到，更何况这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呢？道德家们说，他们受到太宗皇帝的感化，重新做人。果真如此吗？欧阳修说，你们也太天真了，他认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这个论点可谓惊世骇俗，用鹿子霖的话，可不敢胡说哩。由于太挑战人们的常识，怕道德家们不信，欧阳修开始了孙悟空钻肚子的模式，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论证。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如果唐太宗本来就知道这些人被释放之后，能按时回来，那么他为啥不放呢？如果这些死囚本来就知道他们回来的话必然被赦免，那么他们为啥不回来呢？太宗皇帝是何等聪明，那些死囚也不是啥也不懂，他们肯定都想到这一步了，彼此都猜到对方的心思，所以才有了这令人唏嘘赞叹的一幕。 所以，欧阳修不乏讽刺地认为，道德家们未免过于天真了，纵囚事件发生的时候，唐太宗施政都已经六年了，不能防止人们犯死罪，一天之内就能让死囚脱胎换骨，变成视死如归之人。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欧阳修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孩一样，自以为揭开了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著名故事的真相，大家一定会很佩服他，实则不然。估计当时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怪他降低了人们对于唐太宗的热爱值和崇敬度，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就你能，就你懂，就你能嘚瑟。作为宋代朝堂和文坛有名的人物，一篇文章可能就会得罪不少人，而你可能还和对方素昧平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然，欧阳修当时应该还处于青年时代，难免锋芒毕露。他考证太宗这件轶事，可能只是为了履行自己言官的职责，也无可厚非（被贬滁州之前他主要是当谏官）。他的用意当然是为了从这件事中找出对皇帝有用的道理。 他认为，唐太宗这件事应该这么做，这些死囚可以放，如果回来了，就果断杀掉，断掉他们的投机心理。再放一批，如果还是有人回来，那就知道他们确实视死如归。欧阳修武断地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纵囚这种事，可以偶然为之，不能成为常态，否则要法律干什么。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应该说，这个结论还是很务实的，一破一立，刚好彰显了欧阳修尊崇法治的精神，也对仁宗皇帝起到了很好的劝谏作用。其实，道德家们何尝不懂得太宗皇帝的用意，只是人家心里明白，没必要说出来。 太宗当时虽然执政六年，但是国家历经多年战乱，好不容易才统一，又加上“玄武门之变”带来的不利影响和舆论，太宗亟需用文治道德收服人心，所以才会有纵囚这样的安排。其中的细节肯定比欧阳修所能想到的要丰富、扎实，这三百人如何挑选，之前有无告知和暗示，这些都已经不可考了。 但纵囚这件事，应该看作是公关界彪炳史册的成功案例，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道德教化作用，如此看来，唐太宗也是熟知传播规律的鼻祖。换句话说，是懂世道人心。其实，道德和法制从来都不会泾渭分明，从来也都是相互支撑，互为补充。欧阳修对这件事的理解和批判，还是有些书生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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