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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汇讲堂 孙立帆 志在富民是心愿：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麻国庆教授在讲座中分享了一桩费老的趣事：1999年，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费孝通说，中国自古有“科举制”，其本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是国家的基石，人民富则国家富。由此可见费老“志在富民”的志向。在其70余年的研究历程中，他深入农村实地探访，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弊端，阐述人多地少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并由此提出在原料出产地的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和副业，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张，这些在他的著作《江村经济》、《中国乡村工业》、《乡土重建》等中都有体现。 费孝通的著作《江村经济》、《乡土重建》 此外，他还沿着乡村、城镇、城市的经济发展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农民致富的许多建议和意见，已经受到历史和实践的检验。长期以来，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以农村为切入口，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较逐步剖析社会。他从没有孤立地研究农村，二期将其放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中，来关注城乡发展。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贸易区的开发进程中，费老功不可没，对富民强国的决策深有影响。 多元一体求认同：团结互重，包容发展方是正途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研究也是费孝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在大瑶山的实地调查让他深刻体会到“异”文化的力量。他认为，文化是由多部分因素微妙地搭配在一起，其中各部分本身没什么价值，但在这搭配里才能发挥它们的功能。所以只有厘清了文化网络，知道他们的功能，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麻国庆教授指出，费孝通一直很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他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根据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调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面对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他强调，帮助各民族发掘、发展他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当下之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更是重中之重。 然而，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是从“民族”这一常见的载体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费老强调，学者们应该保持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在“多元一体”的形态下包容发展，是值得深思和努力的方向。 文化自觉求发展：对比中西历史境遇，从交融到超越 费孝通早期学术生涯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中非常关注中西历史境遇的对比，要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探究历史的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正是对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反思和中外对比研究中提出来的。“文化自觉”即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费老曾言：“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努力中，曾经在短时间内大量借鉴西方近代和现代社会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赵旭东教授认为，这种匆忙的、被动的借鉴的过程，也存在着很多粗糙和不协调之处，特别是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的二分的、对立的理念，而很大程度地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 费孝通在《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出，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是将自然社会因素融入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在学习、继承中不断修正和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改革社会，都绝不能抛开历史的原因。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正所谓“旧中有新”。今天的中国，虽然建成于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但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几亿人口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都是从此前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 成伯清教授强调，脱离社会学主流话题而另起炉灶，单纯围绕本土观念和观念建构体系，并不可取。但是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社会学概念和体系，本末倒置，更是得不偿失。基于中国理念和经验而拓展一般社会学知识体系，不断吸纳整个人类的思想、精神、文明的精髓，建构在覆盖面和解释力上更胜一筹的理论，才能推动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和创新。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交融到超越。 知述于行：建立实用的体系是硬道理 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社会学，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了它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独特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社会学在较长时间的演化中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系统，所谓“人”、“知”、“述”、“行”的一体化系统。而在这一系统的演化过程中，费孝通从各个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杨敏教授指出，“知”即在不断积淀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理念、思想、观点和知识，“述”指对思想、立场和方法进行阐述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行”是社会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理念、思想、观点、知识以及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等转变为建议、对策和行动方案，以影响社会现实。费孝通思想的发展是不断地把“知”与“述”付诸于“行”的过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费老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转型过程中城市的兴起，主张要同时发展农村企业；后来，他的思想从城乡的发展上升到民族多元一体、包容发展的关系，再提出文化转型、文化自觉的理论，从“自我”上升到了对“他者关怀”的境界。在新时期的社区研究中，费孝通尤其强调“志在富民”的学术抱负，希望能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带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政治意图。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与西方“文化冲突论”截然不同的新思想 中国社会学思想的产生，既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也是本土实践的必然产物。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建构一套实用的概念体系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这也是费老提出“差序格局”等概念的初衷。时至今日，国内外仍然不断有学者对费孝通的思想、理论做出修正，或试图对其学术意义做出新的理解，更将其与转型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衔接，以更好地把握其对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普适性和解释力。这充分说明，费孝通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仍具有启发性，并且仍有继续挖掘的潜力。 图片来源|网络 微信编辑|袁琭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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