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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严肃地研究并认为，艾希曼的自我理解中没有基本的目的，他只是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对一个犹太人而言，犹太领导者在破坏本民族的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部分。 ▌艾希曼只是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世界犹太人大会广泛地分发一份1961年的小册子，小册子试图显示阿道夫·艾希曼是实施“最终解决”的负责人之一，而这个宣称是审判反驳的观点。后来成为论战者之一的尼赫米亚·鲁滨逊（Nehemiah Robinson）提出《艾希曼：纳粹杀人机器的策划者》，他警告说：“艾希曼是谁，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做了什么，在今天的研究中以一种简洁却痛苦的方式叙述着。它的目的不是损害现有的发现和法庭的判决，而只是启发公众关注这个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灭绝’者的动机和行动本身，这样公众就能在跟进审判的过程中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
世界犹太人大会（WJC）成立于1936年8月，旨在动员犹太人民和民主力量反抗纳粹的大屠杀，在世界各地为犹太民族争取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等。二战之后， WJC 致力于重建欧洲的犹太人社区；为流离失所者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提供援助；推动针对德国的受害者赔偿；并主张惩罚犯下人道罪行的纳粹领导人。 小册子中的肖像画描述像许多其他在审判前后所做的一样，并没有对那些推测艾希曼没有人性且凶暴的读者构成挑战；正相反，它成了一种对魔鬼的研究。阿伦特严肃地研究并认为，艾希曼的自我理解中没有基本的目的，他只是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此时，构成的挑战就非常尖锐了，以至于她本人也承认，这是连审判法官也不能接受的。 法官们不能相信他，因为他们都太好了，同时也太在意他们职业的基础而不能承认，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既未被催眠、灌输，也不是玩世不恭，却不能分辨是非。他们更倾向从偶然的谎言得出结论，说他是一个说谎者，而错过整个案件带来的对道德甚至法律的最大挑战。他们的案件停留在推想被告如同所有“正常人”一样一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而艾希曼确实是正常的，因为他“在纳粹政体里面没有任何特殊”。然而，在第三帝国的情形下，只有“特殊的人”才能被期望“正常地”行动。这一简单的事实为法官们制造了一个他们既不能解决也不能摆脱的困境。 阿伦特关于“简单事实”的观点在她提出对艾希曼的描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后来在书中，她本来要给出自己对人的良心如何“不再有用”的分析；她原本也试图区分谎言和非谎言，她知道这“简单事实”不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但是，将结论置于报道之前，阿伦特给出的印象是，她的观点之得出极为轻率，它忽视了包括法庭在内的所有相反的判断。她未考虑到，特别是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那些失去亲戚朋友的人来说，“官僚杀手”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要作恶，而只是“不能分辨对错”，这样的说法无法让人接受。
图为白雪覆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主大门，大门上写着德文Arbeit macht Frei（劳动带来自由）。 ▌犹太领导者在破坏本民族的行动中扮演着最黑暗的角色 阿伦特对犹太人社团的陈述更令人愤慨。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汉娜·阿伦特指责她的民族懦怯、缺乏反抗的意志，这是她对犹太领导层特别是犹太人社团成员批评的扭曲。 阿伦特从没有批评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民；“没有任何非犹太团体或民族有过不同的行为表现”，她在她公开的文章中说道。她假定她对犹太领导层的批评会被大部分犹太人所赞同，虽然只是作为内部事务而不是为了公开展示。在简要列出艾希曼与在维也纳及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社团交易，艾希曼声称他的良心因为“简单的事实，即看不到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实际上反对最终解决”而感到心安的证据后，她说道： 对一个犹太人而言，犹太领导者在破坏本民族的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部分。此事以前曾被曝光过，但是现在罗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第一次将其悲惨而又肮脏的细节揭露出来，他的代表作就是我以前提到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在这种合作中，中西欧高度同化的犹太人社会和东部说意第绪语的人们没有任何区别。在阿姆斯特丹就如同在华沙，在柏林如同在布达佩斯，纳粹可以放心地安排犹太官员去编辑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清单，取得流放者的钱财，以支付驱逐以及消灭他们的费用，清点空闲的房子提供给武装警察，来帮助其抓捕犹太人并将他们押上火车，直到最后一步，他们把犹太人社会的财产照章移交出去充公。 对很多犹太人来说，这并不是整个故事最黑暗的章节，它讲述的方式——用不及要害的讽刺性短语“作为一种最后的姿态”——并不可能说服他们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阿伦特写“对一个犹太人而言，犹太领导者的这种角色”这样的话，是因为对她来说“自己的民族犯的错误自然比别的民族犯的错误更让我伤心”，她在后来给杰舍姆·肖勒姆的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一种自傲且是对“我的人民对与错”进行矫正的态度，它很难被广泛分享。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作出阿伦特所尊重的判断的人肯定赞同这种态度；比如说她的朋友格伦·格雷反思他作为“二战”中一名美国士兵的感觉：“很明显，敌人是很残暴的，然而它不像我们自己的残暴一样困扰着我。他们的残暴确实使对德国的战斗更加容易，尽管我们意志薄弱且不怎么明智。在战斗中天平一点都不平衡，我对我们自己的责任感远超过对他们的责任感。”但是，当这样一种态度同“错误都是自己人民造成的”这样一种判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它就使得这判断更加刺耳了。很清楚，与纳粹的合作中做了很多错事，不只是像布达佩斯的康斯特纳这样的叛国者，还有很多领导人都做过这类事情。然而，存在大量这种有争议的事件，阿伦特的犹太读者都深知这些事。很多人认为，阿伦特的归纳太彻底了；面对道德困境的同情与对做坏事的坦白认识同等重要。这种同情似乎在阿伦特的评论中付之阙如。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那些指责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缺乏同情心的人往往引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一段他们认为能表明有同情心的理解的话。在第一版中她曾写道： 极权政府通过使良心的决定完全成问题且含糊不清……消灭了个人道德人格的表达。很难想象，在背叛并杀害自己的朋友或交出自己的妻子儿女……给刽子手，特别是当他的自杀就意味着他自己家庭自动灭亡，在这些选择中他必须做出举动，他会怎么做。这时选择就不再是在善恶之间作出，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出。我们从很多报告中了解到集中营中的同伴被卷入了纳粹党卫军留给他们——罪犯、政治犯、犹太人“隔都”和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实施的实际犯罪行为，他们成为相当数量的行政管理者，这样就把他们置于困境，或者将他们的朋友送上不归路，或者杀害那些他们碰巧不认识的人。 阿伦特并没有改变她的观点，但是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的并不是集中营中的行为，这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那个段落的主题并不一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对纳粹屠杀计划的步骤作出了区分：首先，通过立法犹太人被挑选出来并做上身份标记，例如要求佩戴黄星；然后他们被集中到犹太人“隔都”；然后被驱逐或是“重新安置”；最后被送往灭绝营。阿伦特对犹太人社团的批评是针对被驱逐阶段之前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一阶段也是纳粹全面恐怖统治之前，在那时的不合作至少可能减少死亡人数。
二战期间，一对佩戴着黄星的犹太夫妇 当不可能做到这些的时候，她并没有提倡反抗或者不合作。阿伦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每个阶段本可能怎样，尽管如果她突出编年顺序，并加进一段叙述，如她曾私下对一个询问她关于犹太人社团领导的问题时所说的“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借口：这合作是逐渐进行的，并且事实上很难理解本来不会交叉的线交叉在一起的那一刻”，那么，她的分析就会更加有力。 （本文摘选自《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一行，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作者：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1946-2011），职业心理分析师，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工作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分析训练和研究中心，擅长对人物内心的把握和描述。她是阿伦特的学生和朋友、最亲密的人之一。著有《安娜·弗洛伊德传》（1988）、《创造性人格》（1991）、《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982,200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6）等。 译者： 陈伟，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著有《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施米特与政治的逻辑》等。 张新刚，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 出版社介绍 上海人民出版社创建于1951年，其前身是华东人民出版社，是国内主题出版的重点单位。作为全国知名的社科类综合性出版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主题出版及哲学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国际政治、历史人文、近代文献、经济法律、文学读物等方面编辑出版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图书，在读者中确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惊喜的小石头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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