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生竟然变武将：曾国藩为啥能成功在晚清大变局中，曾国藩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读书求官。他读的书和他同时代人读的书一模一样，都是“四书五经”，都是程朱理学，都是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也不过是一个应试教育的产物。他既没有进过什么黄埔军校，也没有出国留过学，他没有半点军事经验，完全是从一个京官一夜之间转变为地方的一个非领导职务，由一个书生变成一个武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属于典型的“专业不对口”。然而，他为什么能够组建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并且率领这一支山农，克敌制胜，取得最后的成功呢？ 师友夹持？储才养望 在当时看来，曾国藩很注意读书之法。曾国藩读书得法得益于名师益友。他自己总结出一条经验：“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道光二十年，湖南长沙人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是一代理学大师，不仅在京师士林中声望颇高，而且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曾国藩以老乡的名义慕名拜谒这位前辈乡贤，得到他的倾力指点。他给另一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这样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即唐鉴）游，稍乃粗识指规。”从唐鉴处获得了读书之门径，并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另外，同年好友对他读书影响颇大。在京期间，他结交了吴廷栋、冯卓怀、何桂珍等爱读书的人，友朋间互相切磋、督促，使他从此游心于理学。懂得了只要努力亦可以达到古之先贤的境界，明确了以政治、军事等经世致用之学为目标。其弟子黎庶昌为其作传时写道：“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通过读书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一通过读书储才养望的做法为后来他出山组建湘军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养成读书好习惯 曾国藩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养成了一生读书的好习惯，从读书中获益无穷。 他给自己立有一个“日课十二条”，我称之为“曾国藩的MBA教程”，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读书的：读书不二、读史、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等。他自称“无一日不读书”，即便后来功立到极致、官做到极品，而且一只眼睛都瞎掉了，都还在坚持读书。他把读书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乐趣。 他读书核心要诀在于贯彻“恒”字，不取巧，实实而为。咸丰八年，曾国藩给长子纪泽写信，指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他还强调“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主张读书要做札记，写下所感所想，也就是读书一定要过笔，后来胡适对此最为推崇。 经济不外读史 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可寻，其一是修身不外读经；其二是经济不外读史。 程朱理学奉行义理、考据和辞章，而曾国藩并不迷信，敢于解放思想，突破此樊篱，另增“经济”一条。 所谓经济，就是经邦济世，即经世致用之学，他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有裨国用的学问。 曾国藩对史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他考进士不第，在回乡途中，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开始，由于受到父亲的鼓励，便开始将二十三史一一点读完毕。他的日课中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说，足见他对史的重视和强调。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休谟说过：历史不仅是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也打开了通向其他各个部分的门径，为许多学科领域提供了材料。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克罗齐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魏僖也说：经世之务莫备于史。 曾国藩一生把读书的重点放在史上，不仅推崇《通典》，尤推崇《资治通鉴》。通过借鉴历史来更新观念。 他出山帮办团练之时，即有心组建一大团，意即自创新军。但他从来没有过从军经验，如何来组建一支军队呢？他从历史上的戚家军那里看到了组建湘军的好处，便模仿戚家军结合自己读史的感悟来打造湘军。 湘军誓师出征之时，曾国藩特作《讨粤匪檄》一文，并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卫道”，这就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文化的核心和要害，针对太平军的文化破坏和人伦毁灭作了尖锐的反击和批判，在心理上取得了压制敌人的优势，鼓舞了民心和士气，将很多读书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赢得了最大限度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节选自《后门观史》） (责编：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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