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以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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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0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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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某年月日天王东王收到一只恐怖主义份子送来的信匣--信上着呈交洪秀全杨秀清，开启它的人是南王冯云山。他甫一取出，顿觉有异，急忙掷匣于地，只听“轰”的一声，屋内霎时弥漫了一股火药味，再看南王，右臂之上已然渗出血来。。。。。。 此序。 有人以石达开为统治阶级逆子贰臣，窃以为用以形容胡以晃更为恰当。 按照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地主阶级的成员背叛本阶级最初起因大抵是阶级内部矛盾。根据这个说法，又可以衍生出三个判断标准 1地主出身，也就是有佃户。 2有功名心而失意仕途。 3受人排挤，抑郁不得志。 太平天国前期八王中有两个人符合这三个标准，即北王韦昌辉和豫王胡以晃。首先，他俩都富豪大户，佃租土地给农民，尤其是胡以晃，他的父亲是广西山区罕见的巨富，曾“手创粮租四千八百石”，以巧取豪夺，残酷压榨而闻名。虽然其父死后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以晃仍是太平天国前期诸王中家资最阔的一位。。其次，他们都有功名心，韦昌辉应举不第，花钱捐了个“成均进士”匾额挂在家门口，胡以晃是武秀才，应举时本来名列前茅，只因射箭时用力过猛，断弓伤臂以至榜上无名。第三，他们都饱受其他地主的排挤。韦家与金田另外几家大户不和，，其中一次有人偷偷把他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抹去，又收买衙门，使其吃了官司。胡以晃父亲死后，由于过于挥霍，很快就家道中落，兄弟三人分了家，风光大不如前，而且胡以晃与兄弟不合，也不见容于其他亲戚，分家之后很少和家族内部其他人往来。(韦昌辉基本是举族加入拜上帝会，而胡以晃只有妻女和岳父一家和个别亲属从军)胡家又与卓姓地主有宿仇，胡以晃落地后，卓家常常对他进行嘲讽奚落，有一次胡以晃路过卓家时，竟把他硬从马上拉下来，推到牛圈里，上了木枷，剃去半边头发，又群欧一通方才放人，因为卓家与官府往来密切，也无人追究。据胡家后人说，胡以晃受此凌辱，立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反观石达开，家里土地虽比一般农民多，但自耕绰绰有余，没有佃田收租；自幼立志不考清朝试，不做清朝官，从未参加一次科举；在地方上不但自保无虞，还常为乡里排解纷争，被尊称为“石相公”，立足绝无问题。这三条他一条都沾不上。所以说，“统治阶级逆子贰臣”这个头衔加给胡以晃比加给石达开合适得多。 以上三点表面证供成立。其外，胡氏后人的口碑也说他参加起义具有“逼上梁山”的性质，而且胡以晃在起义之前也果然带队烧了卓家的房子，报了一箭之仇。凡此种种，也似乎都说明胡以晃与本“阶级”决裂，起因时阶级内部矛盾，是有道理的。 阶级斗争论到此为止。其实以上诸点充其量道出了胡以晃参加起义的外因，他本人的性格才是根本。他之所以在分家之后与家族关系疏远，正是因为看不惯其欺压良善，残酷盘剥的做法，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比如胡氏几代人在致富过程中都以驱赶欺压瑶名著称，而胡以晃却善待瑶民，深受瑶民尊重。他性豪爽，喜结交，一向有仗义疏财，帮危扶困之名，与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祖辈和亲族截然不同。换个角度看，以胡家的财势，一个地方上的财主就能对其如此凌辱，寻常小民百姓如何饱受欺压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世道，安能不激其有志之士“救民水火”之念？ 胡以晃之加入拜上帝会，是全心全意，义无反顾的，和太平天国后期苏南浙江某些附势投机，见风使舵的地主豪强不可同日而语。他往返于平南，藤县，金秀瑶山等地区发展会众，太平天国后期著名的“藤县四王”--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拜上帝会。早在金田团营半年以前，他就主动变卖了田产，捐为会资。永安期间，清军为了从内部瓦解太平军，不断设计用间，还兼用恐怖主义手段--比如收买叛徒朱锡能等人谋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和献城。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胡以晃这样的豪门子弟会真心“从贼”，认定他多半是受了“胁迫”，至多是在家族和地方受了点气想不开，便通过胡以晃那督办团练的兄弟胡以暘一再写信给他，派胡家佃户莫某送给胡以晃，苦口婆心地劝其“回头是岸”，要他利用其地位与官军里应外合，瓦解太平军，以立殊功。胡以晃对这样的收买拉拢不屑一顾，回函厉斥，并将信件呈给天王洪秀全，以示无私。清方策划者反间不成，恼羞成怒，乃祭出恐怖主义者看见伎俩，“因制夹板信匣一封，中置自来火白炸药。此药机关一开即爆，其力甚钜。”又派相同的人送到太平军中，上书“洪秀全、杨秀清同拆”，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幸好处理信件的南王冯云山机警，天王东王都没受到暗算，他本人也只受了轻伤，粉碎了这次恐怖主义阴谋。这一次永安劝降事件标志着胡以晃与本家族本阶级的彻底决裂和对太平天国事业的矢志效忠。而清方记载竟有称胡以晃因受劝降而“被迫自尽”者，纯系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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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200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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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以晃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地位无疑是很高的，1851年底太平天国建制永安，胡以晃为春官正丞相。彼时太平天国丞相止二人，胡以晃地位仅次于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在太平天国首领中排行第八。不仅如此，胡以晃的妻子朱氏也是太平天国的女丞相，在东王府任事。 不过，胡以晃的地位并非雷打不动的第八位，太平天国前期虽然也讲资历，但大抵还是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比如1852攻克武昌以后，一路冲锋陷阵的李开芳就由永安时期的区区“监军”逐级晋升五级成为地官正丞相，超越了胡以晃的地位。北伐军一路斩关夺旗，天京方面嘉奖主要将领，除李开芳外，永安时期仅为监军的朱锡锟，为御林侍卫的林凤翔，吉文元，甚至当时还是普通一兵的黄益芸都论功封侯，地位超越了胡以晃。而到了1854年春，胡以晃因为攻克庐州立下殊功，晋封护国侯，护天侯，豫王，地位又超越了北伐诸将和一度位居其上，先后为天官正丞相，佐天侯的陈承镕，重新成为太平天国的“第八位”。 从胡以晃的活动来看，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战将，却不是一个独当一面的人选，有治理一方才能，却缺乏统兵一方的“将略”，在他人的统筹策划下往往能够建立功勋，独当一面的时候却常吃败仗，故李秀成在自述中叙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时，认为其作用不仅不及首义六王及秦日纲，也不如李开芳，林凤翔，罗大纲，甚至赖汉英，1854年秋以后，太平天国多以其扈从于翼王石达开而不再使之独当一面，都是有道理。 如1850年冬，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洪秀全和冯云山正寓于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官府为阻止花洲的天地会众进入紫荆山而派李殿元督驻扎于思旺圩，封索了山人村往金田紫荆的道路，致使洪冯无法返回金田，形势危急。幸而清军并不知道洪冯正在山人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胡以晃率会众试图突破封索未果，不得已向金田求援。金田得讯后由杨秀清亲自部署，派熟悉花洲情况的蒙得恩从侧翼进军花洲，与胡以晃合兵一处，奇袭思旺圩，清军溃败，洪冯安全返回金田。这一仗史称“迎主之战”。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首先，它是拜上帝会和官军正式交锋的第一仗，其次，使洪秀全冯云山安全及时地回到金田，确保了起义的顺利进行，第三，在起义前夕极大鼓舞了士气。杨秀清在这一战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指挥能力，声望急剧提升，大大巩固了其地位，而胡以晃的表现则优劣掺半：前初虽然面对团练居多的对手无能为力，显示他独当一面的才干有限，而其后的胜利则表现出其贯彻执行他人制定的战术的能力。 金田起义以后，据说胡以晃屡与军事，多次建功，但却很少有具体的记载，看来他的表现远远不像李开芳，林凤翔，罗大纲等人那么突出。实际上，胡以晃在起义后的多数功业都是在其受他人节制或与其他将领联合时取得的。 1853年初，太平军水陆并进，从武昌东下南京，一路斩关夺隘，势如破竹，28天长驱直进1800里，胡以晃正是陆路主要将领之一，其时在陆路而言，他是地官副丞相李开芳的副手，在整个前卫军而言，则是由水陆先锋石达开统一督率。 1854年秋，石达开出镇安庆，主持西征军务，以安庆为中心，开拓皖北，以胡以晃与曾天养为将，先后攻克屏蔽安庆的重要关隘集贤关和桐城。其后，更克复重镇舒城和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迫使曾在蓑衣渡和南昌两挫太平军，威震一时的楚军名将江忠源投水自尽。 攻克庐州是太平天国西征前期的一次重大胜利，胡以晃在这一战中成功实施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也一向为论者所称道，不过，据咸丰四年三月初十日和春福济的奏片，“现据拿获奸细金恩扬等五名，搜出逆书，讯据供称刻下在城贼匪共有三四万人，至前破庐州，系伪翼王石达开带贼由舒城前来”，说明攻克舒城和庐州的战役是由石达开亲自在前线坐镇的，看来胡以晃仍然只是战略战术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这一战役算不得是独当一面。但此役胡以晃为第一线的指挥官，而且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当是可以肯定的，而且石达开本人并没有进庐州，攻克庐州后安抚人心，号召“士农工商，各安其业”，都是在胡以晃直接负责下进行的。正因为胡以晃在此战役中表现突出，才在不久后先被晋升为护国侯，护天侯，接着又加封豫王，赐号“露师”，称“高天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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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200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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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胡以晃是李秀成最早的提拔者。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李秀成在胡以晃府中理事，东王命在各衙推选一名带兵军帅，按照太平天国的铨选制度，这一人选需经由下至上层层举荐，最后主事者决定。而胡以晃最后举荐给东王的人选就是李秀成，这是李秀成成为军官的开始。李秀成表现突出，没多久就又由军帅晋升为监军，得以追随石达开前往安庆，成为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在安庆，李秀成抚民作战无不出色，深得包括石达开在内的各级上司赏识，四个月内连升三级，从一个低级军官一跃成为太平军的中级将领。庐州克复后，石达开又把李秀成派回胡以晃身边协助他，这是李秀成已经身为指挥了。 太平天国前期初首义六王外，只有秦日纲和胡以晃二人封王。但他们的地位和首义六王是不能比肩的。按照拜上帝会的教义，首义六王具有“神性”，是上帝在高天上的儿子，可以和耶酥论排行的，他们的地位崇高，名字需要避讳，可以进入太平天国的圣地--金龙殿，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可以独立执掌兵权。(东南西北王以“军师”掌兵权，石达开未封“军师”，保留“左军主将”头衔以示拥有兵权)，而秦日纲和胡以晃则只是上帝在人间的儿子，他们的名字不需要避讳，相反还得避讳别人的名字--比如秦日纲原名秦日昌，为避韦昌辉讳改名日纲。他们不再加“主将”衔，而且无权进入金龙殿。(秦日纲曾进金龙殿用宴是作为特别的破例)。 “燕王”和“豫王”的封号寄托了太平天国早日统一神州的厚望，也揭示了他们封王的背景----其时太平天国正策划举兵北援，会合北伐军直捣幽燕，秦日纲和胡以晃封王都是在受任策应北伐期间。其中胡以晃之所以封为“豫王”，是因为天京方面命他坐镇庐州，意在经营挺进河南的前进基地。但是，事与愿违，秦日纲和胡以晃都不是帅才，北援计划接连受挫，西征战场又遭到意向不到的劲敌湘军的反扑，致使天京无力北顾，最终北伐军全军覆没。胡以晃独当一面以后不但未能有所建树，反而接连挫败，军事要地六安失守，很快又被革去王爵，降为护天豫--这便是太平天国最早的“豫”爵。 罗尔纲先生在《胡以晃传》中记载他在这年秋天活动于皖南曾克复太平郡、繁昌、芜湖等处，留镇天京要塞西梁山，罗老这段记载依据的是《贼情汇纂》，但据查繁昌攻占于1854年1月，天京事变以前并无失守记载，芜湖虽于10月2日失守，10月15日克复，但领军人是国宗韦德玲，太平府于9月6日失守，后清军不守而去，太平军拆毁城垣，驻守金柱关，也无所谓克复。而且《贼情汇纂》的原文记载为“陷太平府，扰繁昌，芜湖等处”，现据守西梁山，并未说胡以晃攻克繁昌芜湖，看来胡以晃被革职后只是在皖南地区活动过，但并无特别战绩，而且时间未必在1854年。 10月中旬，湘军攻陷武昌，11月初，胡以晃奉命援田家镇，才到九江，太平军已先失半壁山，再失田家镇。东王杨秀清得知半壁山血战失利后，知田家镇不可守，遂任命驻节安庆的翼王石达开为统帅，全权负责西征军务。12月下旬，石达开亲抵前线，胡以晃改隶其麾下，参加了九江湖口保卫战。1855年1~2月，太平军取得湖口九江两次大捷，西征反败为生，胡以晃亦当为功臣之一。 西征军再克武昌后，石达开奉调回京，不久又出师安徽，胡以晃在驻军西梁山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是年秋，石达开西援武昌，以胡以晃，黄玉昆，张遂谋，赖裕新等为将，11月4日大败湘军罗泽南部，攻克崇阳，11月14日大败湘军平江勇，夺取通城。11月下旬，石达开改变战略，决定直到湘军主帅曾国藩的老巢江西。于11月24日日挥师入赣，胡以晃偕行，太平军连克义宁，新昌，上高。之后分兵三路经略江西，其中一路由胡以晃黄玉昆率领，会合石达开中路军攻克临江府，又分占分宜县，萍乡县和战略要地袁州府，所克州县均安抚人心，建立乡官政权，编立户口，征收钱粮，修筑城垒，颇有建树，为太平军经略江西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不过，应当指出，太平军在江西的胜利总体而言是战略的胜利和人心的胜利，真正的硬仗打得并不多，只有中路军在吉安和樟树镇两场大战而已，胡以晃黄玉昆这一路在1856年春以前并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 1856年3月，以曾国藩困守南昌，形势危急，湘军刘长佑部自湖南来援，攻陷萍乡，胡以晃时在临江，带兵往援，中途遭到伏击而返回，失其护天豫大黄旗一面。从那以后，他就突然从各种军报，地方志和私家笔记的记载中停止了军事活动。有记载说他在这年3，4月间病故于临江，当是可信的。此前援萍乡之战是他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而且很可能是抱病指挥的。 胡以晃是太平天国首义八王中年龄最长者，他生于1812年，死时年仅44岁。临江是胡以晃家族的发祥之地，他逝于斯，埋骨于斯，可谓叶落归根。 后来“天京事变”爆发，据说导火索是太平天国的“第八位”领导人，这个人并不是胡以晃，而是排在首义六王和秦日纲之下的佐天侯陈承镕。胡以晃为太平天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看到手足相残的这幕悲剧，未尝不是幸事。 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追封早期功臣，恢复了胡以晃“豫王”的爵位，由其子胡万胜承袭，称称幼豫王，天王及幼主颁发诏旨时，胡万胜的名字都列在主要封王将领之后。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附近有有来自广西平南罗文村胡氏之驻军，自称是胡以晃后人，并出示胡氏族谱。真真假假，就有后人去分断了。 (By numz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