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腐儒骑瘦马 -艾维丹

韩非子在《说难》一文中，详述了游说的各种技术问题与各种困难。其中他说：“如果你所游说的对象是爱好高名的，而你却对他大谈厚利，他就会觉得你太俗气，太卑下而远远地遗弃你。如果你的对象是爱好厚利的，而你又偏偏对他畅谈高名的问题，那他就会觉得你太没心计，太不现实而疏远你。”
详细读过了《说难》之后，难免感触良深。这位法家集大成者对于“游说”这行档，果然颇具真知灼见，眼光独到。纵观历史上那么许许多多的说客，一般能够巧妙地掌握游说技巧的，大抵都能够平步青云，风光一时；至于那些胶柱鼓瑟于一己之见，一成不变的说客，纵然是一代大贤大圣，也难免落魄江湖，受尽委屈。
先让我们来说说苏秦这个人吧。他和苏代、苏厉三兄弟都是当时非常出色的说客，声名远播。司马迁说他们的策略擅长于权变；又说：“论起来苏秦这个人，他由一个里巷的平民出身，却能够联合六国共同抗秦，这就说明了他的智慧有超过常人的地方……”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早年跟随鬼谷子先生学艺。在外游历多年，一直没有什么表现，只好穷愁潦倒地回老家去。他的家人都讥笑他不肯踏实务农，竟去做那卖弄口舌的事，现在搞得如此狼狈，真是活该！
回家以后，惭愧感伤之余，他决心发奋图强，关起房门日夜读书。
经过一年多勤苦研读之后，他信心十足地说：“这回可以说服各国王侯了。”于是，他先去见周显王，不幸显王左右的大臣们不相信他，不肯采纳他的意见。接着，他转移目标到秦国去，向秦惠王说了一番大道理，从地理形势、军事力量、国际关系、政治条件等方面，阐述了秦国所处的优越地位，足以雄霸当时。但是，秦惠王不为所动，婉拒了他的建议。后来，他又到赵国去游说，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这一连串的挫折与打击，并没有使他灰心、气馁。他知道，成功不会从天而降，只有决心和毅力，只有充分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名成利就，得偿所愿。因此，他继续启程前往燕国，施展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舌灿莲花地向燕文侯游说。这一回，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说动了燕文侯，让他欣然接受了联合抗秦的合纵之策。而且，燕文侯还送了许多车马、物资，让他大摇大摆地回去说服赵国。
此后，他就福星高照，一帆风顺地说服了韩魏齐楚，全部加入了他所倡议的六国联合阵线，而他自己则当上了联合阵线的秘书长，同时兼任六国宰相。论权势地位，当今的联合国秘书长恐怕也得俯首称臣了。
这时候，周天子显王听到了消息，心里也害怕了。当苏秦北上赵国向赵王汇报时，车马辎重络绎不绝于途，护卫与各国使节簇拥而行，浩浩荡荡，俨如天子巡狩。周天子赶紧派人为他清理、修筑道路，并且御驾亲临郊外迎迓。不难想象，他当时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神气呢！
说到驺衍这个人，实在也不简单。他看到当时的诸侯骄横淫逸，不守正道，心想，如果要以仁义王道的理论来直接诱导他们，显然会徒劳无功。因此，他先学了一套阴阳五行的玄学，创立了一套怪异迂阔的理论，然后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地畅谈一通，遂令各国王侯惊叹不已，视为仙人。
当驺衍到了梁国，梁昭王亲自到郊外以国宾之礼迎接他。到了赵国，平原君躬着身子在前引路，而且还用衣袖替他拂扫座位的尘土，毕恭毕敬的迎接他。到燕国时，昭王手拿扫帚，在前面倒退而行迎接他，并跟他的弟子们坐在一起向他求教。此外，昭王还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座碣石宫，亲自以对待老师的礼节来服侍他。由此可见，他所到之处是受到如何的重视与尊敬了。
反观孔子与孟子，同样是舌灿莲花，辩才滔滔；可是，当他们周游列国之时，际遇可就倒霉得很了。孔孟一向坚持宣扬他们的仁义之行与王道之治，生硬地向王侯们搬弄一大堆这一类的理论，结果是“你尽管瞎说，我尽管蛮干”，有谁肯听那一套迂腐之论呢？
其实，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各国间正处于互相攻伐、互相并吞的局面，大家都忙于整军备战，大家都想做“大哥大”，一统天下。而孔孟这两位老夫子也真够天真可爱了，居然要他们弃武备而就仁义，居然要他们弃中餐而吃西餐，这可真太不合胃口了。正如司马迁先生所说：“孔孟这两位仁义大师就是不肯阿谀世俗、苟且迎合世人；可是，他们坚持要以仁义说服人，这就无异于拿了方形的木条硬硬塞进圆孔里，如何成事？”
《论语*卫灵公篇》说：有一天，卫灵公问孔子有关行军布阵的方法，孔子回答：“关于礼仪祭祀的事，我倒是听说过；至于军事方面的事，我却没有学过啊。”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卫国（显然是不受欢迎、知难而退）。
孟子也一样，谈兵色变，一提到用兵的事，他就深恶痛绝。有一次，梁惠王打算攻打赵国，就此事询于孟子。可是，孟子避开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却提起了太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他告诉梁惠王：以前周人的祖先古公居住在豳的地方，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夷狄屡次来侵犯，国人非常愤怒，想要反抗。可是，古公不忍人民遭受战争杀戮之苦，便放弃自己的乡土，迁移到岐山山下，另谋发展……。
自古以来，除了少数狂妄的野心家之外，一般人民百姓都希望能够过着和平安定的日子，谁也不愿意在兵荒马乱之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没有强固的国防力量，仁义实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和平与安定。因为你讲仁义，打家劫舍的强盗是不讲仁义的。
今天，时代不同了；尤其是跟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比起来，更有天壤之别。在现代的环境里，一些国家领袖已经开始积极提倡儒家思想了，因为它具有显着的社会凝聚力，有助于国家社会的安定、繁荣与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全民皆兵的重要性，绝不像孔孟这两位老夫子那样偏执于一面。
据说，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看到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大字，他便问身边的侍从秘书：“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之”字呢？”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者也”究竟助得
了什么事呢？”
由于孔孟两老的执着与不通权变，结果当然难以成事。虽然他们都具有良好的动机，为天下的老百姓着想，但却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有好的动机，却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反过来说，有好的效果，纵然动机有问题，也会受到肯定。苏秦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只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了个人的声名地位，但当他组成了六国联盟之后，却带来了各国间二十余年的安定，使老百姓免受战争杀戮之苦。这难道不是无可抹煞的彪炳功绩吗？
也由于孔孟两老的执着与不通权变，结果是：当他们周游列国时，不但徒劳无功，一事无成，反而屡次身遭困厄。孔子绝粮于陈蔡，孟子受困于齐梁，最后他们都只好打道回府，开办未经政府注册的私立学院，收徒授课去了。有道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