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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国家表面统一，军阀间的兵戈之争，却依然未熄。此时南方的星星之火愈燃愈烈，强邻的凶猛身影也正日益逼近，然而，令后人不无感慨的是，恰在那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所谓“黄金十年”。一边是此伏彼起的枪炮和硝烟，一边是正在展开的建设蓝图。兵来匪往的荒野中，非常不和谐地行走着几位自带行李铺盖卷、背着测量仪器考察古建筑的学者。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梁思成 1932年：“那天还不到五点，预计开车的时刻，我们就到了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一直等到七点，车才来到。汽车站在猪市当中，北平市每日所用的猪都从那里分发出来，所以，我们从两千多只猪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 《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 梁思成 1933年：“下车之后，头一样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我们走了许多路，天气又热，不禁觉渴，看路旁农人工作正忙，由井中提起一桶一桶的甘泉，决计过去就饮，但因水里满是浮沉的微体，只是忍渴前行。” 林徽因给梁思庄的信1936年：“思庄，出来已两周，我总觉得该回去了。什么怪时候赶什么怪车都愿意，只要能省时候。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是累得不亦乐乎。吃的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但每一次考察中的新发现，显然是解除一切旅途艰辛的良药。 《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 梁思成 1933年：“转轮藏前的阿弥陀佛，依然是笑脸相迎，，于是绕过轮藏之后，越过没有地板的梯台，再上大半没有地板的楼上，发现臧殿上部的结构，有精巧的构架，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许多精美奇特的构造，使我们高兴到发狂。” 《山西通信》 林徽因 1934年：“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到使人心慌心痛。”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梁思成 1932年：“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上所称‘彻上露明造’梁坊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山西通信》 林徽因 1934年：“教书先生出来了，军队里兵卒拉着马过来了，几个女人娇羞的手拉着手，也扭着来站在一边了，几个小孩子争着挤，看我们照相、拉皮尺量平面，教书先生帮忙我们拓碑文。说起来这个那个庙都是年代可多了，什么时候盖的，谁也说不清了。年代多了吧，他们骄傲的问。‘多了多了，’我们高兴地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们便一齐骄傲起来。” 一次又一次的意外惊喜、骄傲，散落在中国各处的古建筑，被这些执着的中国学者一一发现、拍摄、测量，记录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但战乱的中国民生凋敝，何况几座旧时的建筑。那些建筑此时最合适的用途，是驻扎兵士、堆积粮草。 《华北古建调查报告》 梁思成 1940年：“在较保守的城镇里，新潮激发了少数人的奇思异想，努力对某个‘老式的’建筑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原先的杰作，随之毁于愚妄，最先蒙受如此无情蹂躏的，总是精致的窗牗、雕工俊极的门屏等物件。我们罕有机会心满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珍品，宁静美丽，未经自然和人类的损伤。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也会把整个寺宇化为灰烬。” 《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 林徽因 1933年：“在这整个民族和他的文化，均在挣扎着他们重危的运命的时候，凭你有多少关于古代艺术的消息，你只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如果我们到了连祖宗传留下来的家产都没有能力清理或保护，乃至于让家里的至宝毁坏散失，或竟拿到旧货摊上变卖，这现象却又恰恰证明，我们这做子孙的没有出息，智力德行已经都到了不能堕落的田地。这消息简单地说来，就是新近有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几百年前他们同行中的先进，用他们当时的一切聪明技艺所盖惊人的伟大建筑物。” 1933年秋，就在林徽因的这篇文艺随笔发表之际，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一行的山西古建考察，到达了山西的应县木塔。 梁思成给林徽因的信，1933年：“今天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这个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又是一座辽代的木建筑，应县木塔建于公元1038年，和日本学者曾经宣称的中国最古寿木建筑——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同寿。作为纯木结构塔，为海内孤例。 林徽因写到：“中国建筑的演变史，在今日还是个灯谜，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而宋代所刊《营造法式》又还有困难，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这距唐不久、离宋全盛时代还早的辽代，居然遗留给我们一些顶呱呱的木塔、高阁、佛殿、经藏，帮我们抓住前后许多重要的关键。这在几个研究建筑的死心眼人看来，已是了不起的事了。” 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管所所长 秦亮泰：“它经历了将近一千年地震、人为的破坏、自然的风、雨对它的冲击，都没有受到损害。你们看台阶上的角兽，角兽都风化了、不完整了，但是木头反而什么问题都没有。它的木构经过一千年的互相挤压、咬合，拧成一个整体了，结构上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山西省应县木塔 导游：“游客来一般最关心什么问题——它的倾斜，还能登几年啊？会不会马上就不让登了？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倾斜和维修情况。专家预测，近一、二百年可能是没有问题，一、二百年不修没有问题，但是游人的踩踏这个就很难说了。” 梁思成给林徽因的信 1933年：“像片已照完，十层平面全量了，并且非常精细，将来誊画正图时可以省事许多。明天起，量斗拱和断面，又该飞檐走壁了。我的腿已有过厄运，所以可以不怕。” 梁思成赴美留学前一年，曾因为一次车祸给一条腿留下残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学社的同事在古建考察中的飞檐走壁。每次古建考察，不仅仅留下建筑物的影像，最为至关重要也最为繁重的工作，是为每一座建筑物，留下一套完整的测绘稿。 这些是今天保留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部分历经劫难的测绘图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楼庆西：“首先你凭你的眼睛，凭你平时训练的技巧，你把这个门的样子画下来，没有尺寸，画下来。但是功夫就在你画出来的比例，跟它实际比例差不多才行，这就是功夫。画下来以后，然后用尺子去量，一点一点地量，第一个尺寸是什么、第二个尺寸、第三个尺寸……这些尺寸都要求得很细，因为它是木结构，特别琐碎。拿斗栱来讲，它是一点一点小木头拼起来的，你要画，很不容易画；你要测绘，也很不容易。” 现场考察回来后，根据带回的测稿，绘制成我们眼前所见到的，一张张精美的建筑图稿。 从1932年到1937年仅六年间，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的足迹遍及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辽宁、湖南、浙江、江苏，他们测绘整理了200多组分布于各地的建筑群，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留下了一套中国建筑的科学完备的稀世珍宝。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 教授 夏南夕（Nancy Stelnhardt)：“假如不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还有刘敦桢、莫宗江等等，他们肩负寻找历史的重任，在这些古迹彻底灭绝之前，他们寻找、发现、记录、整理，否则的话，有可能大约二十处在中国最早的建筑物——那些早于公元1100年左右的古建筑、或者几百处公元1400年的古建筑都将遭到损毁或不复存在。” 赵辰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副院长：“他们研究中国建筑最大的贡献，是帮我们建立了中国建筑的学术体系。这才是真正重大的事情。自从有了营造学社之后，有了这些工作成果之后，很少有西方学者在做中国建筑研究的时候说不顾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也会显得非常愚蠢。” 《平郊建筑杂录》梁思成 林徽因 1932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它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 1937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把八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托付给在北戴河度假的大姐思顺一家，与莫宗江等人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 数年古建考察，一座座中国古代建筑被发现、测量、整理，兴奋之余，每每又留下遗憾。要看唐代的木构建筑，果真只能去日本吗——奈良法隆寺，日本学者的骄傲。过去六年里，每一次的出行，梁思成都在心中祈愿，奇迹能够出现。 1937年夏天的这趟晋中之行，梁思成带着法国学者伯希和在他的《敦煌石窟图录》中留下的一丝线索：敦煌六十一窟所描绘的唐代山西五台山地区的“大佛光寺”壁画，希望按图索骥，在五台山实现寻找唐构的梦想。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梁思成：“我们骑着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田垅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 在险峻的山路上足足走了两天，梁思成一行到达台外的豆村。那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射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用“咨嗟惊喜”形容他们进入佛光寺大殿时的心情。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极古立辨，但是，它会是早于迄今所知最古的建筑吗？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梁思成：“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 他们终于发现了刻在梁下的重要文字，证明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唐代大中年间，这是伟大的发现。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梁思成：“这不但是我们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的惟一唐代木构殿宇，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天，他们的命运开始逆转。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 林徽因给女儿的信 1937年：“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这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附林徽因给女儿画的考察地图 1937年）
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五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 林徽因给女儿的信 1937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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