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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忽必烈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吸纳人才,金莲川养士又是怎么回事?

 漫步之心情 2017-08-13
蒙古灭金拥有了中原汉地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蒙哥汗元年(1251),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积极延揽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一时间潜邸之中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为他日后继承汗位,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忽必烈藩府的成员大多为旧金士大夫和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名士,代表了由金入元(蒙)文士的精英。这就为蒙古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由此进入了蒙汉两种异质文化的双向适应阶段,蒙元统治者也开始从战争转移到治理中原汉地。忽必烈等一些蒙古统治者开始重视中原的治理以及儒学和儒生的问题,在保证本民族利益的前提条件下,以其所长为我所用。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幕府的儒士文人,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即以中原地区历代相沿的官仪制度和孔孟儒学的治国方略来治理中原地区,以先进的中原文明为元代统治者制订立国规模,促进元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理论基础。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仁政爱民学说,关心民瘼,同情人民疾苦,为开创有元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保护儒生,推进元代的儒学和教育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忽必烈藩府君臣对有元一代教育的发展贡献非常大。藩府谋臣刘秉忠、王鹗、许衡、姚枢等多次向忽必烈提出征用儒雅、崇学校、议科举、崇经术、尚节孝、厚风俗、美教化等建议,并建议在各郡县普遍建立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子弟均能人学校受教育,忽必烈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文教、礼乐以及尊孔的意义和重要性。  贵由汗二年(1247),张德辉说服忽必烈重新兴办真定庙学。在张德辉对忽必烈谈及真定府学毁于兵火之事后,忽必烈命赵振玉、张德辉合力兴修久废于兵的真定庙学,命张德辉提调真定学校。同年忽必烈两下令旨修复燕京国子学。蒙哥汗四年(1254),“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1](P3717)任命许衡为京兆提学,推广教育。  刘秉忠和姚枢在海迷失后二年(1250)的上书中均谈到文教、礼乐问题。姚枢认为:“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华。”[1](P3712)刘秉忠谈到应遵循古来相承的“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才能使天下久安,还应该祭孔尊儒,选贤才,开设学校。“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1](P3690)认为应按照中原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行科举,选贤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学校中应择取开国功臣子孙受教,并任用其中的贤才。王鹗于至元元年(1260)上奏道:“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烂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1](P3757)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设立翰林学士院,王鹗又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为学士,接着奏立十道提举学校官。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夏四月,奏陈《时务五事》,其四曰“农桑学校”,认为:“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许衡也非常重视通过学校的教育来培养人才:  先王设学校,养育人材,以济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严密,而士之进于此者愈巧,以至编摩字样,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应此者,亦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虽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灵蒙福,其可得乎?[2]卷一  忽必烈藩府文人不仅大力提倡文教,而且还身体力行,授徒讲学。藩府谋臣姚枢和杨惟中对理学在元朝广泛传播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得不提,他们二人促成了赵复首传理学于北方。1235年姚枢和杨惟中随蒙古军南下时,得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弟子江汉先生赵复,并在燕京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赵复讲学燕京,自此程朱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可以说姚枢是实实在在地为元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许衡和王恂,在元初推广国学教育上,功不可没。许衡曾主陕西西安正学书院教事,“聚徒讲学其间”,培养了不少人才。他长期任执掌文教的官员,1271年,蒙古正式改国号为元,忽必烈决定效仿中原,开设太学,许衡再次被任命为大学士兼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1](P2192-2193)此时的国子监学徒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子弟,许衡以理学传授学子,为传播程朱之学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加之其坚持讲学,“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3]卷八元代不少儒学人才都出自他的门下,主要有姚燧、耶律有尚、吕盛、刘宣、贺伯颜、徐毅、白栋、王都中、李文炳、王遵礼、赵矩、刘季伟、高凝、苏郁、姚墩、孙安、刘安中、王学怜、畅师文、王宽、王宾等。许衡在国子监中教育的蒙古子弟,如秀忽鲁、也先铁木儿、不忽木等后来都成为元朝政府的达官要员,许衡去世后,其弟子耶律有尚接替其担任国子监祭酒,师道卓然,另外王梓、刘季伟等主要弟子十二人为各书院院长,教授蒙古子弟,传播程朱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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