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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案叙事”里的世道人心

 雁帛 2017-08-13


 

 四川作家李浩,孜孜不倦地甚至可以说着魔似地在历史的深处与被所谓主旋律遮蔽的民间里打捞记忆,就如作家在《乱世遂州》(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中所说:“尖起一双招风大耳,仔细听茶客酒徒们神侃。特别喜欢听那些三教九流的趣闻轶事,或江湖豪客们的龙门阵”。

得益于方志野史的打捞与启示,得益于民间的诙谐与智慧,《乱世遂州》成了一部蔚为大观的关于历史关于民间的宏大叙事。 李浩的机智在于,他选择了“罪案叙事”。这一叙事模型,中外古今都属一大流派,而且听众读者众多趋之若鹜的流派。在中土,它叫“公案小说”;在西洋,它叫“罪案小说(Crine Fiction)”。我们所称道的,前者诸如《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后者诸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所谓“罪案叙事”,就是将叙事的中心与关节置于罪与罚的纠缠、警察与犯罪者之间的斗智斗勇。其故事的紧张、惊悚,以及悬疑,是这类小说的元元素。《乱世遂州》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位外有清名实却心机重重的地方官员黄中玉,为了自己更进一步的仕途,备了一份大礼进京,准备贿赂康熙重臣吏部尚书以求从州牧到省督。如何备礼,礼有多重,关键在于,这礼由谁来护送,怎样护送。随着这一备礼、送礼、被人夺礼的展开。命案——罪案叙事文本的重要构件——便接踵而至。杜亮、杨三姐、曾文正、张铁匠、秦氏兄弟、……一个接一个的死于非命、一个接一个的死都怪诞而离奇,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所有先前设计死于非命的幕后主媒,如黄中玉的大官家莫仁品在办一桩夺人性命的要事后离奇死去、很快莫仁品背后的主媒州官大人黄中玉也很快让自家的性命化于尘土。在这一连串的命案,以及由这些命案组成的如乱麻一般的线索,推动着叙事的进程。

《乱世遂州》不是一部简单的公案小说,或者说,《乱世遂州》在罪案叙事的模型里,建构的是一部具有宏大主题的世道人心的小说。当小说一个又一个命案的披露、当小说一个又一个异人奇事的呈现和消失、当小说的主角——罪案叙事的主角——捕头(执法者)陈豫川一步一步接近命案的真相时,我们才发现,这部以命案建构的小说或者这部以罪案叙事模型的小说,将小说的背景置于清初那个社会纷乱且正在重建社会秩序的大动荡的年代。在这种异常混沌又异常尖锐的社会里。作家李浩给我们展示了那一景,重要的是,给我们见证了即使如此混沌纷繁的社会里,世道人心依然是社会公正、良心的重要构件。

大结局时,并非河晏海清。所有案子真相大白时,一连串盗案命案的个人,无论主谋者、帮凶、爪牙,还是盗案命中的无故者都各有其报时,叛军失败、具有高贵血统的信物“观音珠宝印”虽有“缺额”也算完璧归赵,高僧大德雪珂禅师和陈捕头的师傅师娘都如愿了初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人都有了自己的大团圆,独陈捕头“携妻儿星夜外逃。隐于潼南乡下十八年”。这样对于一个具有世道人心标志的人物的结局——于陈捕头来讲——无疑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正是有了这样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表达,凸现了这部小说给予我们读者的另外一种思考,以及我们对世道人心的另一种打量与考量。

在这样一部以警匪叙事为文本的小说里,李浩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个风俗意义的小说家。李浩原来的那些短制,叙述语言有时还包括了对白,大都用的是经过李浩过滤过的文白川话。《乱世遂州》虽然继承了这样一种语言习惯,但是,这部小说在语言却有着惊人的——与小说故事一样惊人的变化,那就是大量地使用四川方言的口语表达:

——但凡说到张泽林,茶博士们必一脸喜色,莫不翘起大拇指,尊他一声“麻爷”!/他心里很受用,乐意别人这样称呼自己。/“麻子点点红”,难得的尊称。

——“正月里来正月正,麻子面上牵藤藤,高高低低不平顺,不平顺呀不平顺,婆娘哭男人苦就是不吭声!”/一个人吼唱,三个人帮腔。四个护院乐翻了天。

——运气来登了,棒棒都敲不脱!

小说,无论叙事还是对白,通俗的不再以文言方式的叙事与对白,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语言特质。为什么作家李浩会一反自己已经形成的语言风格而使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呢。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是因为“俚调儿里,有几分艰辛和无助。但更多的是,对贫困生活的不屈,和对未来生活的乐观向往”。原来如此!世道人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表征,世道人心本身就植根在民间,植根在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里,植根在作家有意无意的意思和潜意识之中。这是一个作家的本质和天分所定。四川话有着它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在的表现力,它的诙谐、俏皮、有时的直白和辛辣,是其它语种难与企及的。这当然不是说语言也有贵贱之分,但是由于川话本身的这种物质,也决定了川人的个性。而川人个性的世道人心,同样需要一种有别于它方的语言表达。因此,《乱世遂州》语言的哗变,除了看见这种语言的丰富的表达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李浩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认祖归宗”。认祖归宗,不是保守也非投降,而是语言作用或者决定一种适合来表达世道人心。有人认为题材的新旧会影响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譬如现实主义价值),其实在我看来,或者在小说家们看,题材并不决定一部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决定一部小说意义和价值(包括它的美学价值)是小说家的理念和小说技巧。就新与旧的关系上,歌德在其自传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要求一些好的新的东西,但是最新的总不吃香”(见《歌德自传——诗与真(下)》)。从这样角度来读或来观察《乱世遂州》,它不仅超越了中国公案小说的范式, 同时它对现代小说叙事有了重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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