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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达到经济和军事的双巅峰，一直保持对西方的全球进攻态势。那时候苏联的军事力量把整个西方搞得精神都快崩溃了，但是等苏联的光芒在1990年熄灭时，人们才发现苏联是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一起燃烧，才发出那令人目眩的光芒。 苏联在80年代初已形成极度的军工经济特征。军品占机器制造业的60%以上，军事支出占国民总产值23%，到80年代末上述指标分别提高到80%和28%。苏联破产的原因是强大武力建立在虚弱而原始的粗放经济基础上，所以他们失败了。 1970年代中期，苏联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进口国。尽管与西方存在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但苏联已被深深地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到了1980年代，苏联一半以上的外汇收入靠石油出口，而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则用于进口粮食和食品。因此，苏联的经济状况直接取决于世界油价和谷物价格的波动，取决于世界对石油和粮食的总体需求态势，取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价格和供应操控。 1982年11月7日，苏联国庆节，莫斯科的多数大型国营食品店都没有黄油（就是纯奶油啦）和奶酪出售。只在小型国营食品部能偶尔买到，但每人只限400克，并要排长队。肉、蛋和香肠的供应也是如此。由于食品缺乏，当时苏联每个家庭平均每天需要两小时去排队购买食品，很多国营企业职工会在工作时间脱岗跑出去排队，仅仅是因为听说哪个食品部刚刚到货了少量香肠和鲱鱼。在困难时期的俄罗斯排队，笔者深有感触，90年代初，苏联刚刚解体，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笔者曾经排队2小时，只买到两三公斤发芽的土豆，因为市场上实在没啥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实质上已经沦落为一个依靠石油换取食物的落后国家，工业体系完全为军工服务，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完全陷入了用增产维持石油美元收益的怪圈。经济结构失衡，工业技术工艺落后。 所有这一切，导致苏联人民在整个80年代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痛苦，经济接近崩溃、民间怨声载道，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随后1991年苏联解体了…… 事实上，苏联在研究计划经济方面已到了相当的高度，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曾因为《生产组织与计划管理中的数学方法》，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获得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上，康氏的研究可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资源最优分配和利用，即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全社会能够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限度的生产量。由此得出的生产计划叫最优计划。 历史学者阎京生曾经总结过：苏联国民经济在账面上的统计数字一向很好看。因为有苏联国家计委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 苏联时期有个笑话，红场阅兵时，广场上依次走过去坦克方队，榴弹炮方队，加农炮方队，火箭炮方队，中程地对地导弹方队，洲际弹道导弹方队……武器的杀伤力一个比一个大。殿后的是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夹着黑色皮包孤零零走过红场。站在台上的勃总惊讶地问：“这人是谁，比我们所有的武器杀伤力都大？”“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总经济师。” 关于苏联国民经济生产，国家计委每年都要数次调整各种计划指标，然后各单位在纸面上“完成”这些指标。比如哈萨克的一座苏联最大的养禽场，指标是日产10万枚鸡蛋。上报给国家计委的也是这个数字，然后把其中3到4万枚列为“破损”。该场每天收到的饲料也比“计划”短少15%到20%，说明别的部门也在用同样的短缺分量的手法来完成本部门的“计划”。 还有一件事，一位非常有名的苏联罐头食品工程师参加国际罐头食品制造业会议，品尝了保加利亚同行制造的罐头食品，其质量之高和味道之好，“几乎使我们打了一个哆嗦”。他问保加利亚企业的代表是如何取得如此高的质量的，保加利亚人吃惊地说：“我们是一成不变地严格按照你们（苏联）的配方和工艺生产的”。 苏联农业统计也有类似的毛病，每年在收割前估算产量，并把这些数字作为实际产量公布。这就掩盖了收割、运输、仓储环节的各种损失（由于苏联基础设施及仓储技术的落后，这种浪费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其结果是实际进仓的粮食数量仅为公布产量的65%到70%左右。苏联的谷物作物包括小麦和黑麦，燕麦和大麦算作饲料作物。玉米的情况特殊一些，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这种老种植区，约85%的产量算作谷物，而其他地区超过80%的玉米成为了青贮饲料或青饲料。主要原因是苏联所处纬度比美国高，没有美国“玉米带”那样的光照和气候合适的地区，玉米在苏联绝大多数地区的生长季节短。比如拉脱维亚的玉米，就是100%当作青贮饲料用了。 由于汽车零配件的生产数字在账面上以及各种国民经济年鉴中不如小轿车的生产数量好看，所以工厂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货。七十年代许多在莫斯科的外国外交官和外国记者都注意到当地人的一个习惯：停车后（当时莫斯科已经有25万辆私人小轿车，特别是日古利牌，也就是后来出口中国的拉达牌）要把雨刮器卸下来，藏在汽车仪表盘下面的小储物箱里，等开车的时候再装回去。这么做的原因就是防止偷窃雨刮器这种微不足道的零配件（如果去修理服务站购买，至少要排两个月以上的队）。 当然了，“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老百姓也是人，也有需要各种更好更佳商品的物质需求。所以就是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走后门，以权谋私（不光是领导干部，也包括国营商店卖肉的售货员这种小角色），地下黑市交易，黑色的私营经济买卖，拿公家财物做私人买卖，大规模的集体薅社会主义羊毛。1975年苏联《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党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结构的发展》，里面披露了一个不寻常的信息：苏联农业生产总值中，有27%的出产来自不到1%的自留地。根据这个比例换算，自留地的经济效率大约等于国营集体农庄的40倍左右。1973年《苏联经济年鉴》也承认，全国62%的土豆、32%的水果和蔬菜，47%以上的鸡蛋，34%的肉类和乳品都来自农村的私营业主。 苏联工业真正的优势在国防（包括航天）工业。不仅取得了全国最优先的地位和资金，而且这些工作是在和其它经济部门完全不同的体制内进行的。美国的苏联问题分析专家认为军事工业部门才是“苏联经济体系中搞得像市场经济的唯一部门”——满足顾客的需求才是最大的目标。如果米格、苏霍伊、图波列夫这样的军工企业无法在招标中完成性能指标要求，军方像西方的顾客一样是有权拒绝收货的。而苏联的普通消费者没有这样的自由。打个比方（不是真事），苏联国家计委布置1980年的服装类消费品生产计划，生产1500万个红色塑料纽扣、1500万个蓝色塑料纽扣，而顾客们喜欢的是西方式样的花色纽扣，“对不起，没有。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也许会列入2025年的国家生产计划。” 此外，苏联国防部不仅有自己系统内的从事军工生产的保密工厂，也向整个苏联工业体系订货，比如钉子、茶壶、制服、靴子、普通仪器之类。这些军方订货在整个苏联都是以不同于民用品的标准进行生产的。一般来说苏联工业产品分为三个等级，质量最好的是军方订货，其次是出口产品，最差的是普通的内销品。前两类订货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多些，质量规格要求也较高，一般是交给老资格的工人干的。当然，苏联的企业甚至在军工优先的体制内也有办法耍花样为自己谋利。比如塔什干拖拉机配件厂接到军方订货，为拜科努尔火箭基地生产开关、灯具、扳手之类的东西时，厂长就会把一部分订货列为“次品”，然后高价卖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苏联的高福利对基础经济造成很大的拖累。上图是1959年，苏联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苏联著名战争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他拍摄了二战最著名照片苏军占领德国议会大厦）拍摄的一户民居。此时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刚刚提出建设福利社会主义，提高工资，加强工作人员待遇，加快建造住房（赫鲁晓夫筒子楼）。苏联全体公民开始享受免费医疗，执行定期休假和免费疗养制度。国家给劳动者发放疗养证，每个职工每年可享受35天带薪休假。从1962年起苏联执行每周5天工作制。 苏联的零售生活用品是严格按照计划生产的，同时还有国家补贴，到1986年，苏联政府物价补贴已高达730亿卢布，占国家预算18%，比军费还高。在住房方面执行极低房租政策，房租和物业费用仅占劳动者年工资额的3%，其余由国家财政补贴。此时苏联男子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分为年老退休、职业退休、功勋退休和残废退休等类型，退休金有差别。由于实施全民免费教育，从1960-1986年，苏联教育经费由79亿卢布增加到394亿卢布。 莫斯科红场，“你是个叛徒！”，一名苏军的退役上校在大声叱骂一名年轻人八十年代末的莫斯科红场经常爆发此类争议，保守派和激进派经常在一起激烈辩论国家的未来，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苏联的失败表明，以上世纪的组织和技术能力，要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精确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就是超大型计算机可能也无能为力。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人类的计算能力以几何速度递增，一切美好的计划都开始变的可能起来。 近些年，由于计算机、软件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出现大数据，共享数据，芸山统计，雾罩计算。人们可以对订单、消费和物流进行精确统计和安排，这样可以用计算机化的比较精确的计划经济来整体安排社会产出和消费。这只是企业基于市场预测的生产计划，而不是政府指令性计划。 计划经济会卷土重来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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