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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既不打算“宣扬友好”，也不想“鼓动仇恨”。它只是闲扯一段历史，一段在我看来不应忘记的历史。 ——题记 前言·我扯点历史，您可别激动啊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裕仁（日本昭和天皇）是个存在感很弱的政治领袖，平时的爱好是研究生物分类学，对战争则不感兴趣——你看，二战打了那么久，裕仁却只是在1945年8月14日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广播是在8月15日），别的事基本没掺和。 这是真相吗？ 一位戴眼镜的日本万年小学生说过，“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对此深表赞同。但问题是，真相的个数当然好确定，真相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就不好确定了。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史料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再根据这些蛛丝马迹进行揣测，甚至还得来点儿“合理想象”。所以，我不能保证下文的内容全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毕竟我对日本历史的了解只是一点皮毛，而就算这点皮毛，也还有很多含混不清、互相矛盾的地方。 您就当这一通闲扯好了。有什么扯得不舒服的地方，请不要激动。 下面正式开扯。 ▼ 一·天皇的“雄心” 在裕仁之前，日本已经有过123代天皇，他们有高有矮、有胖有瘦，甚至还有男有女、有真实存在过的也有后人胡乱编出来的——按说，有这么多前辈在，裕仁再想搞点“创纪录”的花样，就很难了。然而，他仍然创造了一项记录：这货活了88岁、在位63年，是所有真实存在过的天皇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从他继位的1926年到去世的1989年，美国换了11位总统，苏联换了6位最高领导人，日本自己更是换了39次首相（注意是“次”不是“个”），他老人家却一直在那儿。 不过有意思的是，人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一直在那儿”。裕仁在位期间，日本和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但这些大事几乎无一例外被记到了别人头上，仿佛他就是个无关紧要的橡皮图章，有他没他都那样。比如，大家说起“九一八事变”，常说这是石原莞尔干的，聊到偷袭珍珠港，则认为罪魁祸首是山本五十六——好像这些人都是自己想这么干，就这么干了，就算他们声称这是“奉天皇陛下之令”，裕仁本人受到的谴责却也很少。事实上，这位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的谜之天皇，不仅见证了日本“兴盛—强大—膨胀—毁灭—复兴—停滞”的全过程，而且深度参与了这个过程的前半段，只是热搜榜上从来没有他的名字而已。 裕仁从出生起就很低调。他出生在1901年4月底，出生时既没有风雨大作，也没有红光满天，连世界各国的朋友圈都静悄悄的，完全不符合他“崛起中的日本帝国”未来继承人的身份。当然，这也不是大家故意不给面子，只是三个月前，“欧洲的外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刚刚去世，小伙伴们的朋友圈都被“伤怀一个繁荣时代的结束”刷屏了，没顾上他这茬儿。再说，如果连今天的人们都觉得裕仁在历史进程中可有可无，当时谁又能想到，这家伙将对“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呢？ 当时唯一觉得裕仁此生注定不凡的，大概只有他爷爷睦仁（明治天皇）。据说，这位以维新变法闻名世界的老天皇非常喜欢嫡孙，“裕仁”的名字、还有他的号“迪宫”，都是睦仁亲自选定的。此外，老天皇还很重视裕仁的教育问题，没等他长到参加好声音的年龄，就给他钦定了“导师”——日本的“军神”之一、曾在日俄战争中以“肉弹”战术攻克旅顺的乃木希典陆军大将。 今天的日本学术界对乃木希典的评价不高，很多人认为他除了让士兵不顾死活地拼命硬上，没什么别的本事。但在当时，包括天皇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相信他是“带领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大英雄，由他来做裕仁的“导师”，意思当然再明白不过——至于这意思究竟是“望孙成龙”还是“老战争贩子培养小战争贩子”，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反正裕仁非常尊重乃木希典。1912年，他爷爷去世，他有点伤心；而乃木希典为他爷爷剖腹“殉节”，他非常伤心。据说，有阵子他甚至像失恋了一样，每天除了怀疑人生，就是靠研究生物标本打发时间，半天不说一句话，直到下一位“导师”出现，才再次回到祖父和父亲期许的“尚武”的轨道上。 这位“导师”是同样在日俄战争中立过大功、与乃木希典齐名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由他来接替乃木希典的角色，当然再合适不过。说起来，这货也是个传奇人物，据他自己说，他打仗的本事来自王阳明的心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炒股的K线技术，不过我敢断定，他教给裕仁的学问，一定不是“知行合一”和“此心光明”。 从这两位“导师”的选择上，日本皇室对裕仁的培养目标昭然若揭：他们就是要培养一位“尚武”的天皇。而一件小事可以证明，这个目标达到了。 那是1921年，还是皇太子的裕仁从日本启程访问欧洲，第一站选在英国。当时，英国正跟日本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所以裕仁在途经英国“属地”香港、新加坡、马耳他的时候，都受到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高规格接待，可他一点也不娇气，在香港，他甚至专程徒步考察了黄泥涌水库，到了新加坡，又步行参观了几处公共设施。英国人很奇怪：这哥们有车不坐，非得自己走路，难道是为了完成小米手环的任务？ 直到20年后，日军进攻香港，第一发炮弹就准确命中黄泥涌水库的英军防御工事，英国人才反应过来：原来裕仁当年坚持步行参观水库，是为了实地勘测那里的地形——那年头，人类还没发明卫星，高空侦察机又不靠谱，还是实地勘测最准确。不过，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却没有哪个国家会像日本一样动用如此高级别的测绘员。 裕仁以堂堂皇储之尊，竟然亲自用脚丈量他国土地以便日后入侵，而且还量得那么准，这是何等的“尚武”精神？而当时英国和日本正处在“蜜月期”，裕仁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还肉麻地称英王乔治五世“像慈父一样”，这又是何等的脸皮厚度？这真是太对得起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多年来的辛勤教诲了。 对了，顺便说一句，裕仁就是在这次欧洲之行中建立了自己的死忠粉丝群——“巴登巴登同盟”，这个小群加裕仁一共才12个人，可是其中有好几个人名气都比他本人大得多，比如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梅津美治郎等等。这伙人的共同特点是脑洞都很大、路子都很野，裕仁登基后，很多主意都是他们帮忙想出来的。 1926年，裕仁正式登基成为天皇，改年号为“昭和”。他的名和号都是爷爷说了算的，这个，终于由他自己说了算。 “昭和”的意思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句话是《尚书·尧典》里的，逼格比东乡平八郎的“心学”还高，完美彰显了裕仁“澄清玉宇”、“缔造和谐”的雄心。可是，或许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短短十年之后，“昭和”就成了整个太平洋西岸最臭名昭著的词汇之一，原因是大家发现，裕仁治下的日本既没有“昭明”的百姓，也不打算“协和”万邦。 你不能说他没有雄心，但这雄心跟“昭”与“和”无关。或者说，它更像是日本的一场迷梦，以及环太平洋国家的一场噩梦。 ▼ 二·谁来背锅 1931年，日本关东军迈出了实现天皇“雄心”的一大步——他们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可谁想事变之后，裕仁居然很不爽：国际上，英美各国的新闻媒体一天到晚嗷嗷骂他，搞得日本在西方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当然，光骂几句倒也不要紧，毕竟这是龌龊事，他也没指望人家夸他，可问题是，英美国家的政府首脑需要考虑民众喜好，如果民众讨厌日本，那么不管真心实意也好、虚情假意也罢，他们都得操纵国际联盟对日本搞点动真格的制裁，比如战略资源禁运之类。这种事日本可吃不消，裕仁必须设法灭火。 更让裕仁头疼的是，国外闹腾，国内也不消停。当时，日本本土的民主派政党在内阁里占据着主流，他们不愿搞大规模侵略，纷纷提醒裕仁：大哥，你玩太大了，小弟们受不了，咱还是撤吧。 裕仁当然不愿撤，所以他选择无视这些人的意见。但另一些人的意见他就不能无视了，因为那些人是日本的财阀。 要知道，任何战争归根结底都要靠钱来支撑，就算日本士兵二杆子精神很强、很能吃苦，他们的吃喝拉撒、枪支弹药、飞机大炮，也都得花钱。这钱谁出呢？一方面要抢中国人的，另一方面也要让日本民众出一点。可是，如果直接问民众要钱，大家肯定不乐意，不如让财阀赚了钱之后，再“赞助”军队。 然而财阀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跟裕仁说：大哥，这钱不好赚啊！咱再这么玩下去，国联真要制裁咱们了，到时候市场不景气，我们可没钱给你！你自己找地儿喝西北风去吧。 裕仁一听这话，鼻子都气歪了：当年要不是我爷爷扶持你们，会有你们的今天？要不是我爷孙三代给你们这优惠那优惠，你们能有本事跟这儿装逼？现在腰板硬起来了，就不听话了，八嘎！ 八嘎当然不解决问题——财阀既然有底气装逼，就说明他们不怕这个。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继续掏钱呢？正当裕仁和他的小群发愁的时候，一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忽然给了他们灵感：前几天，英国政府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一下子贬值了五分之一，日本眼睁睁看着自己手里的“硬通货”变成了废纸，简直欲哭无泪。不过，让他们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英国人居然比日本人还要二杆子，放弃金本位之前，他们连自己的银行也不打招呼，英国的银行也赔得很惨。这事要搁在日本，他们早把消息透露给跟自己关系密切的财阀了，让财阀提前把日元兑换成外币，官方正式宣布放弃金本位、日元贬值之后，再把外币换回日元，不就发财了吗？ 于是，裕仁的参谋们建议：咱也可以放弃金本位啊！反正这事早晚要干，不如现在就干了吧，只要咱提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财阀，让他们做空日元套利，他们还不高兴死？到时候再让他们掏钱，他们肯定乐意。 不过这招还有另一层意思：他们不乐意也得乐意。这是因为，日元一旦大幅贬值，日本民众的财富会大幅缩水，这时候如果他们得知财阀恶意做空日元“发国难财”，光用口水喷也能喷死他们。所以，只要财阀们上钩，他们就只能听天皇的话，以求天皇不要“无意间走漏”这个消息。 同时，内阁的反对意见也能解决：国民财富缩水，内阁当然要背锅，他们的威信会急剧下降，谁还原意听他们瞎逼逼？再说，日元贬值，日本普通民众只能拼命干活、拼命讨好老板，谁还有功夫听他们瞎逼逼？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一石二鸟之计啊。 当然，这个计策也有个漏洞：难道财阀就不能说出真相，把裕仁也拉下水吗？毕竟是他让大家这么干的啊！ 可答案是不能。 首先，甭管涮裕仁还是被裕仁涮，财阀本身总归不干净；其次，“商人”在当时的日本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角色，非常容易被民众当成发泄的靶子，就算拉裕仁下水，也没多大帮助；第三，虽然没人逼日本民众买财阀生产的东西，但民众还是觉得他们欠了自己的，可是从来没人觉得裕仁欠了自己的。 总之一句话，全部财阀加起来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裕仁的一根头发珍贵，一群本来就以“尖酸刻薄”形象存在着的家伙，怎么跟裕仁PK民意？ 所以，大部分财阀最终选择了服软。 当然，有愿意服软的，就有不愿意服软的，不过那些“硬气”的人，大半被刺杀了。内阁里当然也有明白人，但试图阻止裕仁的，也被刺杀了。直到1932年5月，二战前日本最后一个真正的民选内阁首相犬养毅遇刺，才算为一系列刺杀画上了休止符。 说起犬养毅这货，名字虽然难听，人品倒还凑合，他私德上比较清廉，而且跟孙中山先生是密友，一向比较反对武力入侵中国。不过这种人在当时的日本，堪称绝佳的靶子——刺杀犬养毅后，刺客们到警视厅“自首”，却没一点“悔悟”的意思，只是大骂犬养毅“不忠”，并宣称自己是忠于裕仁的。 后来，有35万日本民众以“血书”的形式为刺客们“请愿”，请求无罪开释这些“杀奸臣”的“英雄”。再后来，这些刺客被关了几年，就放掉了。 刺客是11名二十出头的年轻日本海军军官。当时他们计划中的暗杀对象还包括内大臣牧野伸显（巴黎和会上的日本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的次子，麻生太郎的伯祖父）、政友会会长西园寺公望（“明治九元老”中的最后一人），以及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卓别林。虽然他们最终只成功地干掉了犬养毅一人，不过就算把名单上的人全干掉，为他们请愿的人想必也不会减少。 说老实话，犬养毅对中国未必安着什么好心。关于“九一八事变”，他的主张是让中国保持对东三省名义上的主权，日本则实际控制那里的经济命脉——相比扶持“伪满洲国”，这是一种“温和”的欺负中国的方式。或许他只是担心，太过暴烈的侵略行动会把日本自己也拖垮，但要说他“背叛日本利益”，恐怕算不上。 日本民众却不关心这些。他们更喜欢强硬的、“爽快”的、“热血”的方式，于是犬养毅临死前与刺客的对话在当时日本国内传为经典：犬养毅对刺客说“有话好说”，刺客则回答，“没啥可说的，动手！” 能动手就不动嘴，多么干脆利落。只是当时谁也不曾想到，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滑向军国主义自我毁灭的深渊的。 顺便说一句，没有证据表明这场刺杀跟裕仁有直接关系。但它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是裕仁的重要智囊、有“日本的戈培尔”之称的大川周明。 ▼ 三·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平心而论，日本之所以走上发动二战的不归路，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受金融危机影响，等等，这些当然不是裕仁一个人的错。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条原因，我认为可以算到裕仁头上：他需要通过“给外国制造问题”来解决“国内的问题”。 按我们现在的逻辑，如果国内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升高、民生凋敝，那就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按照当时裕仁和他的小群的逻辑，与其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如把责任推到外国人头上，说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这样既可以转移民众的怒火，又能从外国那里捞一把好处。 传说中的“ABCD包围圈”就是这样诞生的。日本政府告诉民众：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和荷兰（Dutch）这四个“邪恶”的国家为了阻止大日本帝国崛起，封锁了日本的对外贸易，还到处给日本使坏，是它们造成了日本的困难局面。 说实话，当时中国确实参与了美英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人一直在侵略我们。可是日本政府不这样说。它把事情的因果完全颠倒了过来，一句不提自己造的孽，只说中美英的行为，搞得好像大家都是吃饱了撑的、看它不顺眼才封锁它。制裁之初，有些人还天真地以为，一旦经济封锁让日本的日子不好过，民众就会把怨气撒到裕仁头上，谁想到头来，出气筒还是中美英。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日本民众痛恨美英也就算了，痛恨中国人干什么呢？别说中国是受害者，光说凭当时中国的能力，实在也没多少本事封锁日本——如果有个日本人到长江口转一圈，他会立刻明白到底是谁在封锁谁，但问题是，他就是不会到那里转一圈。 于是，很多日本人真的相信中国对日本存有恶意，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相信中国“误解”了日本的“善意”。一来，他们无法从日本国内的报纸和广播里获知真相；二来，日本经济下滑的原因很复杂，它本身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解释”，更不可能有一个像“这都是某个国家的错，搞定它，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样简单的“标准解释”。可是，日本国民恰恰特别愿意相信存在这种解释，因为这样理解起来不费脑子。 日本民众的头脑很简单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很多人对日本存有一种错觉，仿佛从明治维新开始，它就是个近代化国家了，不然他们怎么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又在日俄战争中干翻沙俄呢？可是事实上，日本只是在军事技术和组织体系上实现了近代化，直到1930年代，很多日本民众的文化水平还远达不到近代化的层次。在这种情境下，与用一大堆经济学常识来解释金融危机和失业，还不如告诉他们“这全是因为中国，只要搞定它，就一定会好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裕仁虽然喜欢对外扩张，但也不是每件事都非得玩这么大的。只是，他需要忽悠人，而忽悠越像样子，搞得民众入戏越深，他自己也就越骑虎难下。“一二八事变”就是这样的例子。 从1931年底到1932年初，裕仁先后搞定了财阀和内阁，日本国内反对“九一八事变”的声音消停了。可是国际上还没消停，裕仁和他的小群总不能再去忽悠英美，说这是外星人的错，他们只能开新的脑洞：咱去上海那里搞一下，转移一下英美的注意力。上海那里外国人多，离南京也近，一打仗，中美英都得吓一跳。到时候，英美必然得找咱调停，咱趁机借坡下驴，卖他们一个顺水人情，他们还好意思再开口说东北的事儿吗？ 这是一种典型的流氓逻辑：先前我抢了你一套房子，你让我还，我不想还，所以我再抢你一套，搬走里面的东西，然后把空房子还给你。这够给你面子了吧？够让你占便宜了吧？你还能不知足，再问我要先前那套吗？ 还有些史料显示，日本军部对这套逻辑有谜之信心，居然事先跟南京国民政府打招呼，说我这就是吓唬吓唬你，不是真打，你不要怕，我三天内把上海打下来，再过几天就还给你。如果真有这事，我的逻辑就要碎一地了。 不过，不管日本人打没打过照护，反正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没听招呼是真的。由于中国军队抵抗十分顽强，裕仁又头大了，说我这是“假战争”啊，你们这么玩命干啥，八嘎！可是南京那边也很烦，说娘希匹，老子怎么知道你这是假战争还是真战争，再说就算你是假的，难道我还能站在一边看热闹？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十九路军将士和增援上海的部队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一直抵抗了三十多天，搞得日本海军非常狼狈，本来还想跟陆军争功的，谁想成了笑话。 但裕仁笑不出来——不是说皇军很牛的吗？这一仗打得比A股市场还熊，对国民总得有个交代吧？这种时候，东条英机之类的货就靠不住了，还得大川周明出马。 要说人家大川老师，那真不是盖的，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解决办法：打上海的部队，你先别撤回国内；报纸和电台那边，过去怎么吹现在还怎么吹，不就结了？ 还真就这么结了。当时，日本民众对上海战场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没有受到一点惊扰。 ▼ 四·为“神”而战 裕仁和军部之所以愿意花很多心思忽悠民众，是因为他们要想实现“雄心”，必须让民众出人、出钱、出力。可是日本民众为啥愿意被忽悠呢？他们是普遍很坏还是普遍很傻？ “普遍很坏”应该可以排除——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当时日本人口尚未过亿），要是全国都禽兽不如，那裕仁真该好好研究研究他们岛上的生物学了。可问题是，“不坏”不代表“好”，好人犯起二来，一样不三不四。 何况，“二”和“傻”也是有区别的。犯傻的人在撞上南墙之前还有醒悟的可能，二愣子则不光是不撞南墙不死心，撞上了他也不一定死心。说不定他还觉得自己特别有理，非要挑错的话，那也是南墙错了。 换句话说，“傻”是一种人人都可能犯的毛病，“二”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升级版”境界。举个例子，其实包括日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两个思维逻辑：第一，只有明确谁是“他们”，才能界定谁是“我们”；第二，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不对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日本人一样，由此“推理”出另外两个逻辑：第一，只有鄙视和痛恨“他们”，才算是爱“我们”；第二，跟我们不一样的都是“劣等民族”，灭了也无所谓。 放眼1930年代的地球，只有日本人和德国人开发出了这种神逻辑。 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呢？他们的脑回路跟其他人不一样吗？这好像又要回到他们“普遍很坏”上去了。不过更靠谱的解释可能是，这跟他们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有关。 地球人都知道，日本人有种“崇拜强者”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特别推崇战功。当然，“推崇战功”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很多日本人压根不关心战功是怎么得来的，你是抗击外敌、保家卫国也好，还是没事找事、挑衅侵略也罢，反正只要“武功赫赫”，他们就服，反之，就不服。那么，裕仁当然要投其所好，多捞一点军功作为自己的资本了。 再加上裕仁在做太子的时候，跟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代表的长州藩军阀关系不太好，而长州藩的军功又特别多，当年推翻德川幕府、拥戴明治天皇，主要就是他们干的。这伙人虽然也喜欢对外扩张，但扩张的思路跟裕仁不一样，平时又不大把裕仁放在眼里，因此，裕仁更觉得有必要通过战功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可是，裕仁越“开疆拓土”，日本民众就越崇拜他，而与崇拜相伴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感觉良好，以及越来越强烈的对其他国家的蔑视。 要说这事怨谁呢？裕仁和当时的日本民众，一个要权威一个要“自豪”，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真说不清到底怨谁。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种“自豪”实际上是“自负”，而它们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建立在对世界真实状况懵懂无知的基础上的——直到二战后期，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相信他们能在太平洋上干掉美国，能吞并整个中国，能把苏联打得屁滚尿流，可是对日本自身的实力，却一知半解。当时，冷静的声音已经在日本本土消失了很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跟别人的差距，还以为裕仁是“真·强者”，所以很乐意跟着他混。 当然，这只是很多日本人助纣为虐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认为，相比“崇拜强者”，日本人的另一个思维特点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崇拜天皇”，而且是当成“神”来崇拜。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神就是神，皇帝就是皇帝，虽然有的国家神比皇帝牛，有的国家皇帝比神牛，但无论如何，这是两回事。可日本人觉得这是一回事。在他们的传说中，“万世一系”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他本身既是皇帝也是神。即使从1185年镰仓幕府建立到1867年“大政奉还”，天皇有长达六百八十多年的时间大权旁落，存在感弱到爆，日本民众也仍然相信他们都是神。 古代中国皇帝宣称自己“受命于天”，甚至有权给神仙“赐封号”，已经算很牛逼了，但跟日本天皇比起来，还差了一截。比如，根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如果国家不小心碰上地震、洪水之类的“上天示警”，中国皇帝还得检讨自己的为政得失，以免老天爷怪罪，可是日本整天发生地震和洪水，天皇该干啥干啥。 这到底算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迷信”呢？我说不清。反正直到裕仁那个时候，科学已经相当发达了，日本人却还是像以前一样把天皇奉为“神”，而神，是永远不会错的。 于是，一旦日本人觉得自己背后有天皇撑腰，就会变得特别理直气壮：天皇陛下赞成的，还能有错吗？为天皇陛下而战，还能是非正义的吗？ 你看刺杀犬养毅的时候，那些刺客一个劲儿宣称自己忠于天皇，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们想为自己开脱罪责，事实上，他们很可能确实认为：只要忠于天皇陛下，这事儿就没办错。 这可能是裕仁自己也没想到的：这伙人的逻辑已经从“反对天皇就是反对我们”进化成“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天皇”。一开始，他们需要天皇的权威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后来，他们干脆为天皇的权威“代言”。 就这样，裕仁点起了火，却渐渐控制不住火势。终于，1936年初，日本爆发了著名的“二二六兵变”，陆军中的“皇道派”青年军官率兵占领了国会议事堂、陆相官邸、警视厅和各大报社，还刺杀了一些他们认为的“蒙蔽天皇的坏人”，比如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陆军大将等等（上次那11名海军军官想杀而没杀成的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这次还在名单上，但又没杀成）。在整个行动中，他们一边杀人，一边张贴“尊皇讨奸”的海报，宣称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废除内阁、清除“奸臣”，让裕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独掌大权。 裕仁却不领他们的情。一方面，这些人明显不受他控制，说起兵就起兵，说杀人就杀人，那还得了？另一方面，他们还把裕仁的弟弟雍仁搞到了军中，大有“如果裕仁不听吆喝，立马推举雍仁”的架势。这特么还叫“尊皇”吗？ 所以，裕仁很恼火，三番四次拍桌子砸板凳，要求态度暧昧的陆军赶紧把这伙人摆平。在他的坚持下，陆军和海军总算联手合作了一回，把兵变镇压了下去，可是“皇道派”这一失势，“统制派”就占据了绝对上风——随着广田弘毅组阁，日本军部、内阁和财阀终于走到了一起，裕仁反而被边缘化了。大家表面上还是事事都“奏请天皇”，裕仁也安排皇室成员担任了陆海军要职，可是他发现，他不再那么随心所欲了。 更让裕仁想不到的是，一味突出天皇的伟大和尊贵，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反衬出普通民众的渺小和卑微。要知道，越是感觉自己渺小的人，越要去集体的狂热中寻找自己的光荣，越是相信自己卑微的人，越要通过极端行为来体验优越感——我本人虽然没啥本事、也没啥可炫耀的，但皇军很牛逼啊！作为它的成员，我很了不起啊！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之所以“理直气壮”地犯下滔天罪行，可以在这里找到心理上的根源。 当事情发展到这地步，日本国内已经不再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走向毁灭，要让它停下来，只能靠飞机、军舰和原子弹。但战争的代价毕竟太大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将遭受灾难，好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会瞬间蒸发，这对谁有好处呢？而且，就算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居然还有很多日本军人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拒不投降，这要搭上多少人的命、花上多少钱，才能把这帮难缠的家伙搞定？ 于是，跟日本人打了多年仗的各国不得不思考：要是过几年，他们再来这么一回，我们还陪他们玩？咱楼也甭盖了、汽车也甭造了、电视机也甭生产了，把钱全留下来造飞机大炮，等着陪他们打仗玩吧。这叫过的什么日子？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根子上把这群人的“好战基因”给“结扎”了？ 一个美国将领自信他找到了办法。他的名字叫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而他的办法，名叫《人间宣言》。 ▼ 五·《人间宣言》 美军刚占领日本的时候，麦克阿瑟提醒部下：你们小心点啊，日本这帮二愣子，不要命的，啥事都干得出来。然而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日本人确实啥事都干得出来，比如见了美军就鞠躬，任打任骂不还手，据说还给美军送过……慰安妇。 麦克阿瑟吓了一跳：尼玛，这什么情况，难道是“糖衣炮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纯糖衣，没炮弹——裕仁之前打过招呼，让日本军方和民众“尽力配合”占领军的行动，所以美军非但没遭到抵触，反而很受尊重。 面对这种“礼遇”，一般的美军士兵也就付之一笑：切，日本人嘛，一群欺软怕硬的怂货。但麦克阿瑟毕竟不是一般人，他细思极恐：卧槽，日本人也忒听天皇的话了吧，天皇让干啥，他们就干啥，一点独立思考都没有，这怎么行。 最后他得出结论：这是病，得治。 但是怎么治呢？苏联开出的药方是，直接把天皇废了拉倒，省得麻烦。可是美国人不愿这样。一来，他们害怕废黜天皇会导致日本政局不稳，没法在对抗苏联的时候充当马前卒；二来，当他们亲眼见到日本人愿为天皇“一亿玉碎”的决心之后，也怕把日本搞成个烂摊子，到时自己想抽身都难。 “一亿玉碎”是美国准备进攻日本本土之前，东条英机那帮人喊出来的。美国人当然不相信一亿日本人都心甘情愿地“玉碎”，但就算只有五十万人这样，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而占领日本后的见闻告诉他们，可能还真有五十万甚至更多的人愿意这样。 ——五十万相对一亿来说，当然不算多。然而当五十万人异口同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会非常多，多到足够影响其他人。 美国当局认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如果真有五十万人高喊“一亿玉碎”，剩下那九千九百五十万，又有谁敢当众说“瓦全”？那不是对天皇不忠吗？肯定没一个日本人敢公开这么说。可是，“谁都不说”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只能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这样一来，“支持玉碎”和“反对玉碎”的比例根本不是50万：9950万，而是50万：0，这足以让更多头脑发热的日本人加入到“玉碎”的行列，从而大大增加美军控制日本的成本。 看来天皇是不能废了，必须留着他，让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忙维持秩序。可是，麦克阿瑟横竖看裕仁不顺眼，憋了一肚子气没处撒，于是又提出了一个变通方案：不废天皇也行，但我得让他自己打自己的脸。他不牛逼吗？那好，我就让他用自己的嘴来告诉日本这帮二愣子，他是人，不是神！看他以后还能牛逼？！ 就这样，在麦克阿瑟的安排下，裕仁在1946年元旦向日本全体国民宣读了《人间宣言》。这次跟上回那份含糊不清的《终战诏书》不同，在宣言的后半部分，裕仁明确告诉日本人：朕跟你们一样，是人，不是神。 麦克阿瑟还不满意。1947年，他又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国家最高统治权属于日本国民，至于天皇陛下，一边玩去吧。 到此，麦克阿瑟才总算出了一口气。他高兴地看到，裕仁开始疯狂掉粉，日本民众不再相信他的一切都是对的。 可是，日本民众不粉裕仁，不代表他们已经从二战前的精神状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上，别说简简单单几句“天皇是人不是神”，就算让裕仁公开宣称“天皇是鬼不是人”，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效果。 麦克阿瑟不明白，日本民众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不仅仅是因为天皇故意“造神”，也是因为民众需要“拜神”。持续了上千年的高压环境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让日本民众的个体精神变得软弱和空虚，同时他们又无比渴望自尊和刚强，于是他们必须找一尊“神”来崇拜。 唯有如此，他们才能释放自己。 《人间宣言》夺走了日本民众精神上的寄托，但他们还会找到新的。麦克阿瑟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 尾声·未来 今天的日本跟二战那会儿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如果有人问我，此时的它还会不会再次走到二战前那一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历史”是确定的，但“未来”不是。“好战必亡”是肯定的，但“忘战必危”也是。这当然很纠结。 裕仁就不纠结吗？他曾经带着东条英机参拜过靖国神社，但当东条英机的牌位被放进去之后，他反而不再去了。他说，那是个“错误的决定”，还说“无论如何，战争总是最不好的回忆”。 可他为什么不下令把东条英机的牌位拿出来呢？也许，他并不想拿；也许，他真的不再拥有“神”的权威，所以无法干涉“神社”的事务。反正无论如何，直到逝世，他没再参拜过那里，这倒是比某些日本现任领导人强得多了。 说老实话，我对裕仁没什么好感，但平心而论，一个“尚武”的天皇，能在晚年说出“战争总是最不好的回忆”这样的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也算不容易了。 的确，战争总是最不好的回忆。但愿它永远成为“回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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