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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公元249年(嘉平元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公元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公元263年，司马昭向发动灭蜀汉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邓艾遂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后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汉灭亡。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司马炎登基之后吸取曹魏权臣篡位的经验，将天下以郡为国，分封27个同姓王，同周朝一样让诸侯保护皇室来统治天下。西晋先期早期历经改革，国力一定程度变强。但没过几年皇室逐步腐朽，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 与永嘉之祸的远因。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内乱。这场权利角逐中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八王之乱 公元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后，外戚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即位的晋惠帝司马衷痴呆低能，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能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兵杀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任用贾模、张华、裴頠等人，使天下保持相对安定。公元299年(元康九年)，贾后不顾张华等人的劝阻，以阴谋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发兵废杀贾后、张华等。之后司马伦掌控了大政。之后许多诸侯打起了篡权的野心，起兵造反。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司马颖、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八王之乱的十六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中原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自汉朝以来许多游牧民族投降内附中原王朝，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 晋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於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於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於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立。次年四月其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此后150年里五胡十六国换流侵占中原，屠杀汉人，经济文化遭受重大打击。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无功掌权，弑君篡位，骄奢淫逸，毫无建树，第一个被外族灭国的国家。晋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晋朝是开放民主的朝代，由于记载简略被误解是很少国际交往的朝代。在曹魏末期执政的司马昭就招抚了八百万兄弟民族，很多胡商到晋朝经商，晋朝也有很多移民迁到边疆部族地区，晋人迁到蒙古草原拓跋部最多。在晋朝首次把世界地理概念向西方扩展到五万里，在陆路交通概念首次达到欧洲西部和中欧地区，同时继续保持丝绸之路与罗马帝国的交往。晋朝强化了与东北亚的友好关系，保持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交往。晋朝还在恢复扶余国的基础上，与肃慎西北马行两百日（按每日百里）靠近贝加尔湖以北的裨离国建立联系，又从裨离国行五十日到养云国，在靠近中亚的伊列附近，又马行百日到莫汗在今俄罗斯欧洲部分地区，莫汗再西行百五十日到一群国，这条地理路线就是到西欧的路线，总计五万里，虽然记载不详，但大体是现代中国东部到西欧的实际距离。欧洲人到晋朝的不仅有南欧罗马人，也有黄色须发的欧洲白种人，更多的是中亚、西亚深目、多须的白种人，这些人主要从事商业。晋朝对胡人采取的优待政策也是依据其多经商的特点，“远夷不课田者”“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租调对胡人仅收布一匹，远者仅一丈，比汉人绢三匹要少很多。对迁入国内的胡人优待也增强了中国对外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晋人能迁居到边疆部族和外国，不仅能和平扩展疆域，如把拓跋部并入晋朝版图，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在法显《佛国记》中晋朝从事贸易的称商人，与胡商都是虽然记载少，但发挥作用很重要。晋朝地理学发达，是最早使用指南技术航海的。民间商船没有使用官方掌握的指南船仍沿用牵星术，大小仅官船十分之一，但频繁往来于广东到东南亚、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地，通常广州到苏门答腊利用季风仅五十天。晋朝的商品除了常见的丝绸瓷器等以外，在热带很流行的还有白纱扇等消暑产品，甚至贝子树种等。由于东南亚地区流行铜鼓，还造成晋朝铜钱大量流失外国，迫使晋朝对铜钱实行禁运。从天竺、狮子国等主要输入中国的是珠宝、香料等货物，交广两州是外国珠宝等货物主要集散地，以至于晋朝官员要是穷的都希望到这两州任职致富。晋朝同世界的文化交往主要通过商人和僧侣进行，从天竺到中国的不仅有佛徒，也有婆罗门教徒，从晋朝到天竺的不仅有商人，也有僧侣。和法显去天竺的李暠使臣就是僧侣，就像派法泉奉表上奏。中国与世界交往第一个高潮就在晋朝，不仅首次建立从陆路到欧洲的路线，在航海上也首次有明确记载到达南亚天竺、狮子国。晋朝在汉朝探索去天竺、大秦的路线基础上实现了连通，彻底打破了中国对世界原始的想象，使中国与世界交往从《括地象》等臆想地理学中回归到现实，客观确立了中国到欧洲真实距离，摒弃了传统认为世界仅有两万八千里的错误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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